当代中国公众人与事

現代社会的公众人和团体，恐怕找不出多少让多数人信得过他们——人或团体——在谈话时，都说得非常之好，非常动听；但是，老百姓却总不敢相信他，都以为他的背后別有用意；这是現在中国社会上的一种普通现象。-----梁漱溟-----

人生活在社会上，社会给予人的权利，因而每个人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或曰义务与人的权利相辅相成，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也是责无旁贷。每个人通过本身的社会角色实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公众人所表现的生活及其公众人格形象和私下人格、人品的反差是十分巨大有太多的伪装，跳假面舞，糊弄老百姓。社会责任功能丢失，成了负面的典范。

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一道十分刺眼的社会景观：政治精英、商业（公职）精英和知识精英（名人、名嘴、明星）组成的方方面面权钱集团——“高级华人”掌管、影响政策制定，并进而侵害民众利益。

无论在哪个领域，所谓精英，永远是那些占据了该领域领导地位(也就是广义的权力)的少数人。但是，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掌握的是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权力，它们的服务对象和运作规则因而也是非常不同的。在一个民主法治完备、契约规范健全的社会中，政治精英的权力是人民大众授予的，理所当然必须效忠于大众的利益。商业精英的权力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它完全有理由用于为自身所属的商业组织谋取更大利润。知识精英的权力来源则比较特殊，它既不是投票选举的结果，也不是市场销售的产物，而是源自知识本身。知识精英的献身对象应是真理，而真理的判断标准只有真伪，无涉利害。

真实世界并不是由黑白分明的道理构成，布满界限不清的灰色地带。例如，政治精英经常制定偏向于少数人利益的不公正的坏政策，甚至以行政权力维护少数人的特权；而商业精英很可能使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收买贿赂政治精英，诱使他们做更多上述损害社会大众的事；知识精英或许也会将真理典当给权力和金钱，打着专家学者旗号，发表各种没有学术价值却弥漫着衙门和铜臭气息的谎言。但是，要解决这些令人懊恼的问题，只能通过更加规范地限制和监督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的权力，而不是混淆三者之间的区别，比如要求本来应该“诚实经商”的经济精英，去做见义忘利的行善者；或者要求本来应该为“知识而知识”的知识精英，去充当大众利益的代言人。

这一代公众人物少见以科技和社会为念，失去了以往知识、真理和公义的追求。他们的政治道德心理素质都是非常低劣的，缺少社会责任感。在僻静处偷鸡摸狗，大庭广众之前装君子。他们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只要自己过的好就行，而忽略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他们的公众人格形象和私下人格、人品的反差是十分巨大。他们有太多的伪装，有太多的心理变态。他们人生的第一目标就是千方百计的弄钞票，根本不管那是带血的钞票还是缺德的钞票，反正只要是钞票就要；第二就是频繁换女人、换丈夫、偷吃风流，剥去外衣，这些人事实上没有底线和野兽的行为没有两样；第三就是吃饱喝足玩够捞够之后，却纷纷移民国外，有的在国外捞不到，戴顶洋帽子裸体回国再捞，这些人的人品极其低劣，难以置信，可他们在公众面前伪装得很好，扮演为一个君子，而不认识、不了解他们的人还尊敬崇拜他们成为粉丝。

由于这些人在社会中的示范作用，对社会的发展方向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建树新一代公众人，我们的社会绝对不能走向放纵和过分自由，我们的社会一定要有权威（道德）、尊严和威慑力（法律）的存在。

道德品質問題归为隐私是极端错误的，如果惡性發展它对社会的灾难所造成的内伤，可能需要这个社会的人用百年的时间为之付出代价。因此一定要有“欲望约束”，既要规范权力，也要规范市场，更要有道德情操，不能让有钱的人有势，有权的人捞钱。更重要的是要切断两者结合的链条。

识别来源

为了识别我国公众人物行为背后的原因，首先检验我们的本性以及观察它是怎样演变的。我们所有动作的背后动力是一种天性——自私、贪心，向往独自占有的私欲。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做的每个行为，不论多么小，都是由一些渴望自己私有所促使的。

这个私欲持续在人类中演变和发展，演变起始于我们最基本的愿望：那些我们生存必须要满足的，比如对食、性、住所的愿望。也就是说，那时有顿美餐和头顶上有个遮挡就是极大的满足，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愿望浮现了——社会性的愿望：即财富、名望和权势。这些私欲不是个常量，是个变量，每个人的满足标准都在变，并现源于人们在社会中相互作用。数千年来我们在这些社会的愿望中发展，实现它们中每个可能的方方面面组合。从这个角度而言，名人、名嘴、明星、体育偶像或政治人物都“表现”了人类中所发展的社会愿望。

为了这些愿望，他们不断地寻找新的机会不择手段得到它，他们对财富的掠夺比野兽抢夺食物还要凶残，贪得无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恨不得一夜就把世界上的所有财富都装进自己的口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中国造就的大批富翁，成为世界上致富速度最快的一代、最年青的一代，20~３５岁左右已有千万身家，可惜没有几个做高科技的，大多经营衣食住行。另一类富裕人群是政府官员，这群人也是惊人的年青。一般市副局级的干部，都是３０出头。他们的上一代也大都是农民或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大多在少于30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赤贫到巨富的过程。他们的财富不是靠自己创造的，靠的是贪婪和钻政策的空隙及无效的管理，捞进的大量灰色收入，将灰色经济学发挥到极致而积累到普通人望而兴叹的万贯身家。

这些人的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

财政、社保、国有固定资产等公共资金的流失。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中，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最后用于工程的不到工程原拨款的三分之一。

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贷款人在付正常利息之外，还要向贷款人员额外付费（各种付费占贷款总额的9％）。据推算，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能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灰色收入2万亿元。

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现象，使土地收益流失：2005年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卖’占出让面积的1／3，‘招拍卖’的价格比其它方式的出让价格低很多，总价值流失5400亿元。

与权力相关的人（血缘和收买而形成的权力群体）得到了巨大的垄断利益。行政垄断的强势力量和普通交易者的弱势力量的交易。行政权力控制资源进入市场交易。如土地，政府在集中土地时用行政手段，低价收购，政府在出让土地时，用市场手段，高价卖给开发商。

垄断行业收入：据2005年数据，电力、电讯、石油、金融、水电气、烟草等垄断行业平均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5－10倍。垄断行业利用国家资源谋取企业利益。

中国的垄断行业基本是行政垄断。垄断造成了财富集中，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8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 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父辈的权力资本所获。

易燃的危险品

中国人积累财富和获得收入的机会极不均等，穷人很难接受困苦的现实，富人收入的合理性会受到质疑。

中国的很多富人並不需要任何实际努力，只是抓住了机遇，而这部分人群大都是80年代出身“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或父辈在国内都有较显赫的政治地位，虽然“十年动乱”曾让他们吃了小亏，但改革开放又使他们重新获得了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的素质普遍较低，没有受过太多的文化教育，追逐的终极目标是钱和权，缺少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有难时，这些人是很少有响应，响应的多数都是平头百姓。救助总体上是政府和普通公众对遭灾公众的温暖传递。到了2008年底受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影响，中国经济开始持续下行，中国企业界又连续爆出逆势拿高薪，炮轰最低工资、劳动合同法等无视职工合法权益的新闻，加上股市、楼市等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中的种种黑幕接连曝光，本已备受诟病的中国富人整体形象进一步雪上加霜。

富人想改变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首先要改变心态，不要一切只向“钱”看。在自己富起来的时候，多想想能为社会做些什么，真正的创造个人价值！

这批人组合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又过于注重眼前，既无古代帝王对子孙后代的责任，又无贵族的超脱和超越精神。然而他们很有话语权，在政府和社会，掌管、影响政策制定，时常代表公眾成为代言人，对于所有眼前遇到的问题，草木皆兵；而对于关乎子孙后代、社会长远发展的问题，则一概视而不见。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一种体制性行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竭泽而渔，在体制的弊病上一再设障阻挠拖延。潜规则盛行，甚至没有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

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于是酿出了多少群体性事件，为了解决群体性事件就花费了多大的精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都不敢采用，为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要付出更深远的代价。

正月元宵节“大裤衩”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有人说，这表明了人们的冷漠；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还有人问，那些幸灾乐祸的人就没想想烧掉的几十亿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央视毕竟是国有资产啊）？可它与大约是80年代沈阳的一场大火，当时许多人站在大街上痛哭失声完全不一样了。用国民性来解释说不过去吧？！问题在哪里？在对我们这个社会还认同不认同上。在沈阳大火中的痛哭失声，是他们感觉被烧掉的是“我们的”；而在这场央视大火中，有人这样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这里的吃喝当然是指公款吃喝。还有人说，心疼的是救火要用掉多少水啊，现在天旱啊。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广大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不喜欢、无所谓、视而不见、无奈的愤慨心理疏离积累是很危险的。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夫指出，相对剥夺感会使一些人的反社会倾向变得相当明显，它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如果人们都觉得只有腐败或心黑胆大才能富起来，人们就会怀疑其纯洁性，而不是视之为值得尊敬的成功人士。犯罪和对财产的掠夺会因此增加。例如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平等小幅增加就会使抢劫上升30%～35%。

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这个恶性循环？在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联合报告中，为发展中国家开出药方认为主要包括实现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增强社会的透明度；确立公正、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制度。

“雷”的作崇

08年中国最时尚的网络新词“雷词”，这种现象成为了一种流行，或者成为了不约而同的惯例，成了一种文化。说它是知识人擅长可能有的荒诞。知识人的知识、人格、和思想倾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基本上服务于王朝和衙门，而不是服务于社会和人民。他们的言行和话语力，误导和滥用影响、干扰了公共政策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策的目标指向和资源的分配对象；限制了公共政策的执行，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作为执行政策的标准，造成政策无法落实或者某些有利于它们的效果被放大；破坏了政府作为公共利益总代表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整体行动，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并进而侵害民众利益，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悲哀。

然而“雷词”的原创可能並不一定是个知识人，大范围内也不一定是个公众人物。可就是这帮小人物，他们的“创新”词汇，初时让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那种让人无法接受事实，有如被雷电击中后晕倒的感觉，这就是对“雷”这个词的震撼力之最好诠释。他不仅代表了一种简化式的表达方式，更是体现了人们在平凡现实生活中对荒诞另类事物的需求和渴望。它可以“很黄很暴力”，也可以“很冏很强大”，无论內容正确与否，都是人们对真实情感最直接的表达。

“雷词”原创的背后往往由一件事件引发，而后网民们又赋予了它更深的含义。说白了就是糊弄老百姓的事儿多了，社会不够透明。人们无法知道事情发生的真实过程，大都是官员的当事者，总是把老百姓当阿斗，简简单单地给出个所谓的正当理由搪塞过去。弱势群体无奈只好把其中雷人言词重回大众视野，自嘲自娱抒发自己观点的一种道具和自我保护的一个小小保护伞。

“雷词”“雷语”网上风行，其实也是民情民意“风向标”在转动。如广东电视台就陈冠希“艳照门事件”随机采访一路人时，路人说：关我鸟事，我是来打酱油的。媒体的哗众取宠与路人的冷漠，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沉默，是一种牢骚，反映了这个层面的人行为出轨和野兽没有分别，人们不关注、不凑热闹却也无奈，讨厌、唾弃是很自然的事。但报道后迅速红遍网络，人们给这一词加入了更深层次的含意。他们遇到敏感话题，觉得说得有的道理，又不便评论，于是以“打酱油”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其实隐隐有点鼓励大家发言的意思。“打酱油”是明哲保身的外交辞令，是一种娱乐，是冷眼旁观他人的喧嚣，静静品味自己的沉默。

又如贵州瓮县群体事件，如果政府“第一时间”表明态度、澄清事实，“雷词”“俯卧撑”岂能一夜走红？公信力便不会如此遭受重创，老百姓最笨、最傻也不至于二五到连青年男女深更半夜约会，为的是女的跳河自寻，男的在挢面做“俯卧撑”的真相也判断不了。蒙眼捂嘴可以，但不能让人没有智慧。于是网民就利用这个“俯卧撑”来嘲讽、质疑、抗议、以帮助民众抒发情绪，是对政治精英的诸多行为之不满、不信、不依、不挠的猜疑。然而，更重要的意义其实是透过诙谐的方式追求真理、追求一种不愿再被愚弄、展现自己愤慨的方式。

时政类“雷词”所以“雷”人，是因为“雷词”背后社会问题严峻。因此“雷词”不仅有文字学意义，更有社会学意义。从“雷词”中体察民声民意，吸取教训，完全有理由成为政府部门一种职能。

自去年风靡一时的“打酱油”和“俯卧撑”之后，2009年我们再次见识到“躲猫猫”.这个词，一个充满童真的游戏的名词，想不到居然成为警方用于掩盖打人致死搪塞之词，真是荒谬绝论。

绝对没有想到掌握话语权的云南晋宁县官员竟用这样一种极富黑色幽默的想象力来忽悠民众，人命关天的大事居然说是玩游戏致死。结果蒙骗不成，导致该县政府网站首页遭黑客涂满“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武林三大绝学！”的字句，这是民意最直接的反应。

网民质疑当地公安机关就李荞民因玩“躲猫猫”不小心撞墙致死，不足信。然后就有官儿说：“网民的素质太低”，“网民爱起哄”，“网民惯于质疑”等等，公然蔑视公众的基本判断能力。就祘素质不高，但，只要具备一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监狱这地方原则上24小时都有狱警值班，关押的犯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应受到狱警的监视，假如监狱里的犯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躲猫猫”，一不小心，真的“躲”出监狱之外，这是不是监狱管理部门的失职？现在的事实是监狱里的犯人在“躲猫猫”时丢了性命，网民对于公安部门的答案不质疑，那才是素质低下的表现。没有把柄，没有破绽，人家会无缘无故来嘻笑起哄，那不是白痴就是“二五”，可惜，自己低下的素质和能力，低估了人民的智慧，把人民当作阿斗，用荒谬来掩盖常识，用虚假遮掩黑幕，用权力来压制不同声音，世上竟然还有如此低能的人。一个人的生命，难道轻易就以一个“躲猫猫”就了结，草菅人命，还叫人不得啃声，这是多么荒唐的事。

其实，一年365天，13亿人，4572万吃财政饭的公职人员，还加500万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半公职人。鱼龙混杂，莨莠不齐，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大灾小难也是免不了的。失控的权力有时还会不断制造出“群体性事件”（如最近贵州铜仁地区德江县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就是由政府异想天开的制止群众性娱乐活动引起的）。关键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以什么心态看待、处理这些问题。自己不会总是对的，也要有的自省精神和纠正机制，把老百姓当阿斗，用“雷词”愚弄人民，总归不是长远之计。提高公职人员的素质，约束他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人品、德品、官品已是当务之急。

“嗻”文化

“嗻”在清朝是表示答应主子“是”的意思。那种低头哈腰、奴颜婢膝和没有自尊、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人格，是心里病态处世哲学统一了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一种文化。“嗻”文化是太监文化，它从来没被承认过，但它雄辩的无处不在，他是“做人”与“处事”整体错位的极致表现。

“嗻”文化的本质就是把利益及玩弄权术摆在做人的第一位，放弃人格及信仰的崇高追求，当官的活一辈子就是为了升迁，商人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权势便是人生的信仰，名利便是毕生的追求，其他的，一概忽略不计。

“嗻”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媚上欺下与及虚伪，这是在中国历史官场上纵横了几千年的“万精油”。太监是病态的，除了生理病态，他所经历的非正常的宫廷生活塑造了病态的心理，他们生存之目的，就是爬向权势的高层，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除此之外，所谓的人格、信仰、爱好、感情一概不谈。他们一生所学的即是讨好上级之道、拍马之道、处理人际关系之道、察言观色之道、敛财之道、权势斗争之道，并且按照弱肉强食原则将它发挥到极致。

作为一个人，你重视人际关系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把“处事”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放在你“做人”的信仰之上——这是中国文化最大的误区之一，那么无论你自以为你再“会为人”，你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圆滑而达到太监那种境界而已。

中华民族的历史太长久了。“嗻”文化为我们民族中的精英建立了心照不宣的标准，让这些人处事大都是指深喑，唯唯诺诺，小心谨慎的说话以取悦于人之道、懂得察言观色左右逢源、知道怎样不得罪人，隔岸观火，不理他人瓦上霜，怎样利用权威竖立威信、谦虚而又适时表现自己、避免有任何情绪波动，影响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现时中国到处可见的现象是，上级巡视，当地下级毕恭毕敬肃立两旁，甚至着装都与上级和谐一致；上级讲话，下属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上级台上作报告，下级台下全体鼓掌有节有奏。大小议案表决也是一致举手通过。中国政体人大制度已有50多年了，表决的议案也有千八百件，然而，举手反对的票数50年来累加起来的总和可能都不会超过半数。

更有甚者善于伪装、伪术、包装移容，公众面前一套、私下一套，拍马屁、吹牛皮，廉价的颂扬、言不及义的套话，搞政绩、标榜崇高，口蜜腹剑、打击异己。

我们太习惯于人云亦云（或其同出一辙的标新立异），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太共性化了；我们受历代王朝的严厉控制和“驯服工具论”的熏陶，有太多“鹦鹉”理论家，展示了玩世不恭的“犬儒性格”——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将过去所珍惜的信念、理想弃若敝屣，抵押自己的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和市场摇尾献媚。政研室的人，他们好比古代的幕僚、谏官，或军队的参谋；若一味顺着领导说话，提不出新建议，不能为决策者拾遗补缺防错纠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代领导公关或搞宣传的新闻发言人除外)；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他们更该从“应然”的目标提出决策参考；还有那兼职的官聘专家(包括各级政府的参事、咨询委员)和为专项论证、听证聘请的专家学者，擅长迎合单一性思维、单一的价值观，他们编撰的理论和言论不再能吸引新的听众，又没有耐心去做些更具体的调查，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和政治权力、消费力量、技术力量一拍即合，把自己奋斗成一个蹩脚的“高等华人”。由这帮睡觉都要打领带的学人出任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你又怎么能指望中国很快能出现有原创力、有“自由之精神”、符合中国实际、能够指导中国发展的学术文化？这后两种人不过把获聘当荣誉或拿红包的机会，做掩饰领导独断的幌子，为所聘机关开脱责任而忽悠公众。

要这些官聘专家尊奉职业伦理，像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里说的“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靠道德说教肯定没有用。靠什么？文化和制度并非不相干的两件事，文化是制度的肥料，制度是文化的遮阳物，文化和制度互相滋养。官员清廉导致官场廉明，官场廉明导致社会安定。由此：

1·要靠聘用机关及其负责人严格问责，使他们必须聘用有真才实学敢讲真话的人才，而不会用南郭先生与应声虫；

2·对专家学者的问责，对违背良知乱“论证”忽悠公众而失去公信力的专家，无情地淘汰掉；

3·落实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制度，论证不走过场，让利益攸关方都有参与博弈的机会，让公共决策经过广泛的社会辩论，使官方专家不能不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信誉。

做到这三点就不会有那么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圆滑”“乖巧”老到的公众人物了。

我们的公众人物之中虽不乏有政治精英，持不同政见者，愤青、骂街的人，当面吐吐沫的和背后砸砖的，怯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以致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御用色彩明显，缺乏人文关怀和多元思维，严重桎梏了社会的发展。所幸的是近年来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有所觉醒、正在崛起，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资源，为中国人独立的人格形成提供了典范。中国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同时，更要尊重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尊重知识分子，创造独立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形成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创造每个公民独立生存和发展空间，也才能为全民族开创繁荣、强大的巨大空间。

缺少“粘合剂”

“欺”这个字能和很多字组成词汇，如欺骗、欺诈、欺上瞒下，等等。全都与诚实背道而驰，品德层面的东东，都是负面的，可现代社会人欺骗运用自如，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以至于社会对它无能为力，表现出异常冷漠。

欺骗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诈骗犯罪，那其实相对好办，公安司法一治一准。而那些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抬高个人声望，或利用善良人们的轻信，骗取大众精神依赖的欺骗，尤其可恨。这类人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化骗子，他们隐藏很深，善于装神弄鬼，时不时的还摆出感天地、泣鬼神之状，舆论没辙，公安司法也很难治。

当前，各式欺骗者数量尤多，比如铺天盖地的明星代言广告，如范伟、王刚、张铁林代言“骗子网站”，郭德纲的“藏秘排油”虚假广告，奶粉事件中的邓捷、倪萍、蒋勤勤，轰动一时的“亿霖案”中的代言人葛幼，等等不胜枚举。更不要脸的明星公然为代言广告欺骗大众的明星开脱，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还有众多文艺作品，十有八九是胡编、滥造、拼凑，不要说二三流的，就是所谓大片《梅兰芳》也把大艺术家糟蹋了一把。片中的齐如山本来是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跟在梅兰芳后面的戏痴和落魄文人！

不用说，欺骗已经是驱之不去的道德离心剂。道德代价已经在执政党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成员之间造成了负面的道德衰败。

在西方多党制国家，尽管表面上看，执政党及其政府的主要议程是向选民提供比其它政党更好的政策和服务，但，执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或者其它组织的道德权威也是选民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说，选民在不同政党之间作选择的时候，不仅要看该政党所提供的政策，而且也要看这些政策背后的道德含义和代表该政党侯选人的个人道德。

选民的选择、开放的媒体和政府内部的制约，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着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维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克林顿的下台很说明问题。

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性。因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在那里，执政党不仅仅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征。菲律宾的马可斯和印尼的苏哈托在推翻政权变更时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上有贡献，但严重的腐败和腐蚀吞食了政权的道德权威。人民平时对政权的腐败无能为力，但一旦机会来临，就毫不犹豫的自主地组织起来，推翻腐败的政权。

近年来政权的腐败越来越频繁的颜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一个导火索的角色。中国最高层领导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道德权威的重要性早有清醒的认识。从毛泽东以来历届领导核心都把反腐败和“亡党亡国”联系起来，强调“依法治国”，提倡“以德治国”。这几年胡锦涛在党内外一再强调“八荣八耻”的道德观。都表明最高层领导层在作复兴执政党道德权威的努力；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党内因为腐败而道德败坏的事实，如果 执政党官员干部的道德衰败不能阻止、道德权威不能复兴，那么，即使有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执政危机也会随时发生。

可悲的是，中国社会对此似乎表现出异常冷漠。道德问题屡屡为人诟病的当下，它的贯彻仍然软弱涣散与追逐物质利益过程中的穷凶极恶惊人高效的反差，让人们感觉到这个以钱为本、以利为导向的社会，金钱已成为连接社会的唯一纽带；利益成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但利益并非社会的粘合剂。人们也被一种空前的无力感所左右，社会风气的堕落，道德已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没有什么力量能抚平人们内心的巨痛，人们只有对“成功者”的蔑视，却也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就本质而言，人人都感觉到中国特色“徒具过去的衣裳，内部已经掏空”。

改革开放30年已经造就了一座利益大厦，由于这座大厦缺少社会道义的粘合剂，外强内酥经不起碰撞。道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作人的约束，规范，规矩。道义本身就是用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准则的。全民拜金催生道德堕落，使得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党政官员和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互不信任，甚至敌视，整个社会几乎就不存在任何凝聚力。没有维持社会道义的机制和制度的粘合剂建成的大厦并不牢固。

制度、法律是重要的，但没有道德激励，社会的良性变迁是不可想象的。不过，道德虽然重要，但并不需要人人成为圣人，因而不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和灵魂革命；相反，只要具备基本的道德感、是非感，比一般人好一点点，对不道德的行动、规则有那么一些敏感的一般的好人就足够了。这样的好人是理性而务实的，他们不想改造别人，只是想让社会真正能够优胜劣汰，让坏人受到惩罚，让好人得到好报。这自然会反过来强化人们的道德和伦理，诱导人们遵守规则,采取正当行为。如果社会对腐败持续感觉到无能为力，那么一旦演变成为人民的力量，社会和执政党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对抗关系。

“躲猫猫”的代价

刚刚看到《中央纪委监察部对三鹿事件重要责任人员作出处理》的新闻，又从监察部网站上见到“给予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记过的行政处分。要求“广大干部要引以为戒，强化责任意识，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就是这样一位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竟然早在2008年12月就“躲猫猫”，从北京躲到合肥去任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而当时正是全国人民对三鹿事件十分关注的时候，异地“高升”半级，实在令人惊诧！

其实这种“躲猫猫”已经不知玩过多少次了，一点新鲜感都没有。从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中被问责的安徽阜阳众官员到进京抓记者被撤职的西丰县委书记，瓮安县委书记王勤被撤后调任州财政局副局长，等等，都是玩的这种游戏。表面在执行“问责制”实质是作秀，忽悠老百姓。本来不知名的小官，由于缺德，引起公众的注视，民愤、民情、民意、民心，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诸葛亮是真杀不玩假，时代不同了，要是那个诸葛亮活到现代，可能也会让马谡玩回“躲猫猫”。多次上当的愚民大众早已心知肚明，“躲猫猫”还会继续玩，果然不出所料，在三鹿事件中被记过的河北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调任刑台市市委副书记，今年1月当选刑台市市长，毫无例外异地复出。

但是，当人们一次次足够耐心面对、执著地辨析“辞职”、“免职”、“撤职”区别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无论冠以什么样的名称，“问题官员”最终都只是暂时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不“问”不“责”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尴尬和荒诞？无论是“辞职”、“免职”，还是“撤职”，无论“问责官员”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现任的职位，都表明这些官员已经无法胜任当前的工作。那么，这样的“问题官员”有资格也有能力复出？

並不能将被问责官员一棍子打死，也不是说问题官员不能继续任用，惩戒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为官者的责任心、戒惧心，培养他们的服务意识，有点良心、有些做人的德品。如果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曾经的问题官员确实改过迁善，不再有问题，是可以继续任用的。然而，一个对三鹿事件这样一个在国内外都影响，十分恶劣的食品安全事故负有责任并受了处分的主管官员——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食品生产监管司副司长，竟然在全国人民愤怒讨伐、中央在严肃处理的时候，竟被悄悄调往异地升官。实在是匪夷所思！

“内外有别”的治策，为问题官员充当腐败的保护伞。给外界的印象是党在法律之上，法律祗是党纪的附庸。这样一来，既不利于法治建设，也无利于人们法制观念的确立，更不利于社会的参与。今日中国社会对腐败的冷漠和无能为力是社会没有有效参与机制的产物。官员的腐败并非一天两天之内造成的，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例表明，这些官员的腐败劣迹一般都是有点年头，是在”内外有别“的掩护下姑息养奸的果子。

整治腐败首先必须治党，党内腐败不能仅仅依靠党本身，应该是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参与。多年来的反腐败，基本停留在表演性和杀鸡儆猴的层面，而对于实质性的反腐败措施，尽管从上到下心知肚明，但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推进，特别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是噤若寒蝉。党内的纪律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内部消化“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

正是“内外有别”机制使得这些腐败官员照样“带病上岗”照样官运亨通。如果让社会来参与，不仅很容易防止这种情况，而且还有一个正面作用，就是让社会对党政官员的清廉负有责任，赋予他们公民责任感。

问责制是为官之制，应该职权相应、权职相等、错责相当，党政一体问责，不能只问行政不问党，不是遮羞布、潜规则、不是换防牌。问责的主体是百姓不是大官责小官，问责的对象不光是一部分小官而应所有公务员。问责制不完善是表象，问责不彻底才是根本原因。如果问责非常彻底的话，权力后台也被一锅端出受到惩罚，谁会冒着巨大风险、顶着舆论压力让一个激起极大民愤的人带病复出，甚至高升呢？只要后台不倒，带病官员就会以种种方式复出高升。因此，一定要有责任追究体制取信于民，绝不应该让腐败官员的上司利用权力异地封官成为一笔糊涂账，谁也不应该为这种糊涂账买单。这才是对党和人民负责，也是时代和社会进步所必须的！

山寨点滴

衡量“软实力”的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除了存在于电子消费产品领域，在服装、箱包、鞋帽和日用品领域更加普遍。它们构成了中国低收入人群日常主要消费品来源。市场开放后，外国品牌进入，它们的消费人群是有钱人，中国企业祗能通过仿造打低价策略来创造新的市场进行原始积累，我们看到的许多所谓民族品牌都是靠山寨商品起家。对于那些中小民营企业而言，他们既没有资金进行品牌投资广告，又要面对各种行业和行政壁垒等国家大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生产山寨产品就成了他们能够生存的唯一选择。

当年，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甚至号召本国女人跟西方男人做爱，生下混血儿来改造民族基因。你们看，克隆和复制到了肉体的深度。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山寨名源

山寨一词本无褒贬之意，只是描述了一种产业状态，尤其是山寨产品,其实也是一种具有自主创新技术的初级商品。山寨手机就是这个事情的开端，更有意思的则是“山寨”这个词彙在诸多领域的迅速扩散，山寨明星、山寨红楼梦、山寨百家讲坛等等都毫不掩饰对精英文化的挑战，随后山寨现象又意外的登上了CCTV新闻联播，这是官方首次对民间现象表述自己的意见，至此正式进入全民时代。人们欣然选择用“山寨”“傍大牌”，借用“大牌”的名气炒作，抑或是以仿造“大牌”来满足某种幻想。这种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善打擦边球，经常行走在行业政策的边缘，引起争议。

原创，是西方现代才有的概念；模仿，在中国从古至今不祘错误。山寨文化来源于草根，也面向草根,受到普罗大肿的追捧。他们以”模仿”来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不同,毫不掩饰对精英文化的挑战,甚至于他们已具备向主流正统和权威精英们说”不”的实力,是中国现实的一种表现，好坏并存。山寨风一方面是民间对多元的渴求，希望打破垄断，另一方面也是知识产权不保护情况下的一种商业方面不正当活动。但它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选择，和抵制主流文化价值的可能性。草根通过模拟主流的方式进行娱乐，恰恰说明了主流文化符号及其所标识的阶级身份在今日中国的强大话语能力。

今日仍然占中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农民和农民工，往往成为山寨商品山寨文化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处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底层，消费能力低，受现代教育的水平差，自身的民间文化已经被主流消费文化毁灭殆尽，但他们又没有能力进入主流文化的中心区域。

在他们身上，一方面体现的是对主流文化的崇拜和被唤寻状态，另一方面又是对主流文化的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状态。在主流价值中，他们常因这种状态而受到主流文化的观看和嘲笑，被标识为“土”，就连他们自己也认同了这种客体化的观看位置而自娱其中。

山寨文化会影响下一代的社会危机，为什么呢。它不管是现在一些好的或坏的都来搞怪的模仿对现代正规文化发展给与一种讽刺的感觉。特别会影响青少年期一种叛逆心理的加剧萌生，对未来人生辨别是非对错的心理误导。

“山寨春晚”与《不差钱》

“山寨春晚”叫板CCTV专业春晚的初衷是想办个百姓创作、百姓表现的非专业草根春节文艺的大汇演，玩自己的，不是“折腾”也是“闹腾”。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自娱自乐。更进一步说，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生存发展的机会。山寨春晚发掘、抓住了这个机会，以“草根情节”而标新立异，一炮打响，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英国达人》节目是目前英国一个很受欢迎的娱乐节目。任何人，只要你认为自己有某种特长、才华、天份都可以报名参加，表现的形式並不限于艺术表演，也可以是运动特技，甚至是吃东西，吹气球，五花八门等等。同时，这个节目也不像《美国偶像》是以个人身份参演，参与者可以是个人、家庭，更可以是由多个人组成的团体表现。不论年龄、身份、长相，只要敢于表现自己，把潜力激发出来梦想就会实现。国内一些节目，如“星光大道”、“超级女生”，为有梦想的人提供了一个绝佳展示自己的舞台，开了好头。问题並不在于我们提供怎样的舞台，而是我国缺乏太多坚持梦想、勇于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的环境。面对不被主流文艺接受的窘境，“山寨春晚”挑战CCTV专业春晚无惧专业大牌，打破常规的自信，勇于展现自我的不屈服精神，成功是必然的。只要草根们自己不放弃，没有人可以打败你们。公平不是天赐的，只要有梦，捉住每一个机会，努力表现自己，理想有一天会成真。“山寨春晚”扬帆起航，憧憬就会实现。

CCTV春晚，每年号称有超过10亿中国人观看，其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笑星赵本山出演的滑稽短剧，在他最受欢迎的几次出演中，他和他的搭档扮演的中国东北农民以在主流文化面前展现出的各种愚昧无知和误读供观众取乐。

《不差钱》就是不掏腰包。如果说一分钱不掏，也冤枉了大叔，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叔掏出150元，不是付饭费而是给小费，和服务员一起做假，把小沈阳拉下了水。丫蛋看起来挺纯真的，可在“爷爷”的导演下，把“毕姥爷”忽悠得够呛，所以只有“同流合污”，于是小沈阳和丫蛋都如愿以偿上了“星光大道”。

但凡情景喜剧、相声、小品都是深刻揭露、讽刺批判的搞笑。其生命力在于站在草根的立场讽刺黑暗势力，嘲笑强权。现在它却退化为向强权献媚、拿百姓开涮。几乎所有小品嘲笑的对象都是农民工或农民，原因不外乎这些人都是可以放心大胆去糟蹋的弱势群体。他们被刻划成没有文化、傻头傻脑还假装聪明的笨蛋。

《不差钱》居然因为它的批判性得了一等奖，真是天知道，其实组织和创作者恐怕有意无意地认为一切都是假的，“逗你玩”而已。为乐而乐，莫名其妙的乐，是不该乐而乐，没有乐的理由却乐不可支。当农民大叔把“艺术细胞”说成“艺术细菌”，这种低级笑料居然获得了观众的满堂喝彩，可见大家装傻的乐、低俗乐到了何种地步。尤其是2001年春晚的小品《卖拐》，居然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寻开心，难怪在美国演出时遭到强烈的抵制和遗责。

山寨建筑

随着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在本世纪初开始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房地产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城市空间景观被迅速的毁灭和重建，整个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工地(新华社记者王军的畅销书《城记》详细描述了北京市的现代城市化进程)。而在这场房地产运动中，各地的地产商都通过贩卖一种西方式的建筑和生活方式来销售自己的楼盘，而这种概念很好的刺激了中国新富阶层的购买欲望。

是出于心向往之的带动，还是对于经典的无力傚颦，在这个“山寨”横行的年份，门类繁多的山寨版经典建筑给人带来了太多的话题。从山寨天安门到山寨水立方和鸟巢，以及众多的高档住宅社区被设计成古希腊或巴洛克风格，山寨凯旋门和维纳斯更是遍布全国。近几年，地产商们又推出了一种本土化的概念营销，主打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和生活概念，于是你会在外观为欧式的社区内部空间看到带有飞檐和壁画的精致中国仿古建筑，和园林布局。

这些社区完全可以叫做山寨圆明园，那个曾经被西方入侵者建造并烧毁的著名清代皇家园林。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需知，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山寨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

在这样全国性的造楼运动中，社会记忆和文化身份被迅速地改写，而这种改写的范本恰恰来自资本主义的核心区域。

2008年11月，一组《通州惊现山寨版天安门》的照片在网络上引发争论。多数人直言被“雷”到，称这种只追求视觉冲击力的山寨建筑毫无艺术性和技术含量可言。有人则辩解，这仅是人们根据心中印象进行的景观微缩而已。

据报道，该建筑位于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皇木厂村，这个高约30米、红色楼身的城门楼仃立在村门外，只有一个门洞，二层小楼有镂空雕花，楼顶正中挂有一块金色闪亮的牌匾，上写有“皇家新村”，是仿前门楼而建。事实上，这座建筑多年前已经建成，只是今年才被发现而已。

和山寨版天安门类似，几年间中国其它地方也有层出不穷的山寨版建筑。有被当地人称为“白宫”的南京雨花区和安徽阜阳颖泉区政府办公楼，有华西村的“山寨版美国国会大厦”，有“山寨版鸟巢”、“山寨版水立方”······而2008年，“山寨版建筑”突然登堂入室，实质与中国建筑界的发展脉络息息相关。在中国的形式建筑因奥运的到来而夺人眼球之际，吸引力无疑成为硬道理。

现在的山寨版建筑多是模仿一些经典建筑，而这些经典建筑都是艺术和创造性的完美统一，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成为各地的地标性建筑。因此，如果山寨建筑仅仅是对经典建筑的拙劣复制，毫无创造性和艺术性可言，那么则是对建筑艺术的亵渎。当然，也有山寨建筑是民间草根出于内心的向往，而进行创意性的模仿。杭州双溪景区的村民用800根竹子手工编织出的“竹鸟巢”，可以说是对心中缩向往的美好建筑的环保再现，也体现了民间的创意和技术，准确地反映了我们所具有文化的真实水平。

山寨贵族

中国作为世界上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说穷人的山寨体现在崇拜和模拟富人的生活方式，那富人以效仿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风流倜傥、穿着阿玛尼出入高档宾馆来标榜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贵族地位，然而这种文化身份的学习却不能像财富积累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对西方文化身份也处于一种相对陌生和不熟练的状态。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纷纷将子弟送到海外留学镀金，有的送到瑞士的国际寄宿学校或英国的伊顿公学学习。形成了一股浩浩荡荡的文凭山寨化，不仅仅让这些暴发户和官宦们蒙羞，其实更让我们这个国家出丑，也让人们再次看到了一个以文凭为能力标志的大众社会意识的愚蠢，它将危害到社会和未来。事实已经证明，并非所有的留学都是去求学的，也并非所有的“海归”都是有文化、有学问的，“海归”还是“海龟”，先得打上个大大的问号。中国人将教育腐败的病毒都传播到了海外，将造假的基因都发扬光大到了西方校园，那我们还能相信如今众多本来令人羡慕的海归们、海归硕士们手上的文凭是学来的还是行贿买来的呢？这似乎已经不仅仅只是给中国、给中国人的形象抹黑的问题了，似乎已经让人对所谓的留学文凭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对目前良莠不齐和留学考核体制的弊端产生质疑，或者说难道只要有钱就能成为所谓的“海归”？就能成为方鸿鉴式的海外硕士人才？暴发户和官宦们干的好事，真是出丑出到国外了。

有些富豪赚了很多钱，实在不知道朝哪里花钱，就会想着去进行一些较为奢侈的消费行为，豪华汽车和游艇，18洞的球场上玩高尔夫，大把撒银子买享受，不久也将会有乘私人飞机外出办事。目前消费的攀比之风之所以愈刮愈烈，是因为中国存在着相当一批不成熟的消费者，他们不清楚哪些是自己需要，摆阔就成了时尚。史料载：西晋巨富石崇与王恺斗富，以蜡代薪，作锦步障五十里，又杀妓怂酒，恃富行凶。可谓是炎黄子孙1700多年来的奢侈典型。而今，当奢侈品消费已为一种时尚行为时，“典型”与“非典型”早已失去了界线。当宾利、宝马、 Armani、劳力士、人头马、芝华士……等国际品牌实际上已为一些内地普通消费者耳熟能详时，迪奥、AD等国际顶级品牌也相继登陆中国，而路易威登在中国原有9家店，今年一下子新开了4家，并且近一段时间来，阿玛尼、卡地亚等众多奢侈品制造商的总裁们相继访问中国，带来了越来越奢侈的商品。在国内高档商品市场，目前大约有80％是国外名牌。大部分的奢侈品消费者是年龄在25~50岁之间的白领人士、私营老板、社会名流，特别是演艺圈名流。

如果说穷人对这种匮乏状态的补偿性解决方案是对山寨内容的生产和消费，那么富人的补偿性解决则是消费，是想象性的通过消费水平的补偿来填充这种内在的匮乏。众多的不理性消费有可能会使消费群陷入更加攀比的泥潭里，而且这里面有重度的资源浪费。

即便在中国小城都会看到某种名贵进口汽车BMW X5、最新款的法拉利、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甚至有雅致728宾利（价值1188万元/辆）等出现在城市的主要商业区，这种潮流每年一变，好像全城的富人都在追逐一种潮流，至于这种潮流究竟是什么，他们自己似乎也不太清楚，总之，在潮流面前，不能让自己落后。

中国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之一冯小刚，在他最近完成的一部为雅虎搜索拍摄广告作品中，由著名喜剧演员范伟扮演的秦老板执意要在葡萄酒中勾兑雪碧，当被一名骑乘英国纯种马的年轻西方式贵族侮辱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身份焦虑当中。可以说，范所扮演人物的身份焦虑体现的正是一代中国富人的山寨症候，而这种症候和中国其他阶层的山寨症候没有多少本质的差异。

西方已经在生产和消费领域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也会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山寨圆明园和兑雪碧的葡萄酒中丧失自身文化身份的独特性，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使得西方迫切想要寻求新的符号去标识自身的独特性，就像大陆新富阶层迫切想要寻求“西方符号”去区别自身和其他的普通的中国人一样.

可以说，整个中国在以崇拜西方的方式将自己山寨化。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堕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

电影里的山寨味

这种自我流放更深刻的体现在中国的文化领域，那些被中国人视为最优秀的本土文化而向西方输出的的文本，其实也带有这种山寨的特征。

从张艺谋的《红高梁》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以来，中国电影“原创性”和“本土性”，无不通过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改写传统中国和革命年代中国的方式获得一种西方审美下的确认。

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唯一的华语片《梅兰芳》也吸引大批媒体关注。但是露脸和获奖是两回事，许多外国人鼓掌只是好奇而已。由于《梅兰芳》被认为理解困难，恋情平淡无奇，表现艺术局限，手法僵硬创新少，最后被更注重挖掘人的伦理道德、表现手法新颖的柏林电影节淘汰。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候选片中，华语电影连续两年集体沉没。小小奥斯卡，变得竟然比冲击奥运会还难。

奥斯卡在电影界的地位虽然不像诺贝尔奖在科技界和文学界那样一支独秀，但是无愧为世界电影界头号盛事。用“山寨”“傍大牌“，不惜艺术造假，使艺术知觉退化，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观众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英雄》、《十年埋伏》、《无极》，不论张艺谋的巩例还是李安的汤唯，都是通过卖儿卖女和向西方下跪的方式获得赏识。

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把大艺术家糟蹋了一把。片中的齐如山本来是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跟在梅兰芳后面的戏痴和落魄文人！还有胡适和袁世凯同场看戏，事实上，胡适合于1917年方才归国，而袁世凯已经仙去；几乎与全片完全脱节的关于民族大义的“抗日戏”有点牵强附会过于刻意而显虚假。山寨味可以晕到老外，但忽悠不了国人。奇怪的是，这种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尽管国内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完全可以放松心态，看淡奥斯卡等国际电影奖，但是事实是没有哪个中国导演会放着国际大奖置之不理，名导更是热切期盼。电影拍得深刻与否，主要在于能否刻画人性，而将中国影片比下去的外国获奖影片的确是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单纯的农村题材、传统文化、武侠故事不能为中国电影获奖加分之时，看来为了为国际获奖，中国影片急待转型，从形式题材到内容都需要着重人性的挖掘，表现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主题、平凡普通人不平凡精神的作品，这样获奖希望也许大增。

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是一个礼制山寨。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是古为今用还是制造出的山寨已是仁者见智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能胡乱篡义开发，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

山寨博士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 山寨博士”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山寨博士”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提拔升迁中，让“山寨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5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迅速增长。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是一种中国特色，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有限的教育资源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学者被排斥，“劣币驱逐良币”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信任危机。

博士造假，最应受到谴责和不屑的并非文凭造假，而是文凭为能力标誌的愚蠢的大众社会意识。文凭造假运动，无异于是对文凭为能力标誌这样一种社会大众妓女式思维模式的强奸和戏虐。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例如：

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在职时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相隔千里。按照我国行政机关每周5天工作制，对于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听课的官员而言，很难在两天之内往返千里去聆听导师的教诲。学校也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那个愽士是拼来的还是买来的？大家心知肚明。

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然而攻读研究生的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课也不上，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山寨化”、“权力文凭”渐成奇观。

更八卦的是：某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连网上杜撰恶搞骂人的“卧槽泥马”、“草泥马”的谐音都听不出来，居然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的说“卧槽泥马一词出自《战国策》”引得一片哗然。

这年头，只要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就会像故事接龙一般，就有人发挥想象发挥汉字的语言功力，将其释义“丰满”化，并像模像样的杜撰故事，甚至故意引经据典，以此达到并最大化荒诞和讽刺的效果。

阐释词语时，一定要注意原词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闹出笑话。

博士被“卧槽泥马”忽悠事件，说明人们现在对网络的依赖特别是对搜索引擎的依赖越来越强了，而这种对网络过度地依赖信任，已经悄悄削弱了我们分辩真相的能力。

不错，固然网民以及搜索引擎需要自觉自省，坚守道德底线，不乱传不良信息。但从中却不能不怀疑这位博士治学的严谨性，说好听点是大意和马虎，这位博士或许上网不多，对网络流行的恶搞文化了解不够，但基本判断能力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说难听点，将网友恶搞不加核实就照搬照用，当成自己的知识积累加以应用示人，这跟时下学术界那些败坏学风、文风，将歪理谬论当成学术真理，动辄以大师的口吻误导社会公众认知，导致学术精神沦丧的学术失德现象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