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丑陋”的中国人去了

世上敢于揭短的人总是少于护短的人，此人却也永远不易为全体认同。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团结、死不认错······”。这种劣根性至今尚未见有太大改观，不过，现在看来它已不祘什么，“吏以权，庶用贿”堕落互动创造出的公共灾难给世界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柏杨所说中国人的“丑陋”，它已经进步成“丑恶”。一件件接踵而至的恶性事件都在自毁我们的民族形象，而权力管理层除了反应迟钝就是不断掩盖，要不就是给一片阿斯匹林，头疼虽停,病根尚存。

短视的利润，换来长期耻辱和毁灭。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干这是当今中国商海中的一种积重难返的劣习。“致富光荣”成为掩盖一切肮脏的遮羞布。长此下去，其严重程度可称之为一场“等待着发生的大灾难”。

脓疮捅破  石破惊天

短视、贪婪给社会带来的公共灾难没有一起比三鹿奶粉掺假成毒事件更丧尽天良。它祸害的不仅是千千万万敖敖待哺的婴儿和天下父母的心，而且严重损害中国政府公信力和国际形象。

三聚氰胺（C3H6N6），俗称蛋白精，白色单斜晶体，无味，有毒，不可用于食品加工或食品添加物。它主要用于木材加工、塑料、涂料、造纸、皮革、电器、医药`等的生产过程中。中国民间最早由于有意无知只是在牛羊饲料中添加的，以低廉的成本维持蛋白质的含量，由於牛羊的体积大却也饮水，而且添加量微少，一直没有什么事发生。2007·3·在美国引发上千猫狗死亡，才从中国进口蛋白粉的宠物食品中检测到，並初步认定这是导致猫狗中毒死亡的原因。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在随后的调查中肯定了这一结果，並展开了一场针对蛋白粉中违规添加三聚氰胺的“专项整治”。紧急部署对奶粉、液态奶、婴幼儿米粉、香肠、面包、馒头、面条及方便面等12类的800批次食品进行专项抽查，均未检查出三聚氰胺？真不知道那些“公仆”如何将这场“突击运动”走过场的？其中猫腻是否太多？

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中国的大环境光靠发个文件、职能部门突击查一查已是无济于事。那些公务员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与事故方互动，各得其所。这种已经疯狂到网顾广大无辜民众健康的不断重复的互动已是司空见惯，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揭露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通报，减少受害者，反而封锁消息，瞒上欺下，文过饰非，还想把闯下的大祸抹了。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事隔一年多，三聚氰胺幽灵再现，只是这次毒害的不是猫猫狗狗，而是我们自己的婴儿和同胞。中国的奶粉厂商为了赚更多的钱，不顾道德底线和后果，在婴幼儿的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三鹿只不过是加得太狠了，终于把脓疮捅破,其实，行业的其它厂家掺这种化工产品也是大有人在。近日听到一个丧心的幽默，蒙牛、伊利对三鹿说：“你老兄真行，我们在牛奶中掺三聚氰胺，你在三聚氰胺中掺牛奶。”道出了这个行业的黑幕。很难想象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每天喝着和牛奶风马牛不相干的低毒化工原料，其后果形同整个民族遭受一场化学武器的攻击,是真正的慢性谋杀，危害之巨，何至是祸国殃民，而是毁我民族，灭我中华。

奶粉乃是婴儿唯一主食，大量婴儿天天吃这种奶粉摄入三聚氰胺，积存残留，造成生殖、泌尿系统的损害，形成肾小管结石，无法排尿，也有可能在膀光、肾部诱发膀光癌，活活被尿憋死，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吃这种奶粉而就医的婴儿现已达52857名，其中二岁以內的儿童占82%，死亡说是四名，潜在的农村受害者估计可能还有三万多。真是骇人听闻，令世界震惊！这种长期的人为主动昧心悪行，是以人类宝贵生命为代价的，如果还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无异于姑息养奸，害苦的还是老百姓。心慈手软不果断严惩和赔偿，並从事件深层的根上查找原因,正本清源,则难以杜绝这种邪门歪道，也不可能达到震慑奸商和蟊贼硕鼠的目的。民意、民情、民愤、民心再也不能容忍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丑恶事件的温床了。

还原真相  正本清源

“不怕不识货，只要货比货。”这大体是对的。

“奶粉门”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它几乎毁掉了“中国制造”的所有品牌。从微观上看，这似乎和加拿大发生的“毒肉”日本发生的“毒大米”事件类似，仅仅是一个食品安全的个案。不同的是在宏观层面，三鹿毒奶事件折射出的是当今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家。人们似乎只喜欢表象，对于这个国家更长远的思考都让位于短暂的需求，“即刻满足”、“即刻遗忘”，它已很难从昔日的教训中获取经验，经常一次次的重复自己的错误。

加拿大食品业发生李氏细菌污染事件，造成多达16人死亡，这无疑暴露了加国食品业的生产与质检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类问题的发生是人为主动造成的。这与三鹿奶粉的人为有意添加有本质的不同。无心过失与有意识犯罪是人心善恶和有无社会公德的分水岭。缺德的奸商为了赚更多的钱故意将有毒的工业原料添加到牛奶中，导致婴儿饮用后患病、死亡。懂得将三聚氰胺加进牛奶图利的肯定是个没有德品的知识分子，因为他必须懂得牛奶如何验含氮量，添加后既能蒙骗蛋白质达标又能降低成本以及物理化学反应，可恨，並没有去研究它对人的健康危害，只想快点赚钱，用知识和贪得无厌的红顶商人互动，欺骗掺假坑害人民。这些灭绝人性的“精英”,难道他们不知道连猫狗食都不能添加的物质，投入到毫无抵抗力的婴幼儿唯一主食奶粉里将造成什么后果么？不，绝对不是。

2007·3·含有中国进口蛋白粉的宠物饲料在美国引发动物死亡的罪魁祸首就是三聚氰氨，同年五月国家质检总局就在全国开展了12个类别食品800批次的三聚氰胺含量的专项检查，其中就包括奶粉和液态奶。同年国家农业部亦发布了禁止在动物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的专门文件。政府的态度足够明确，高层领导的讲话力度足够坚定，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遍布全国的完整体系也在监管，然而，悲剧的重演却又一次没有被阻止。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下，人的生命是人的根本又受到了一次“以钱为本”社会现实的考验。作为三鹿这样的集生产科研一体化的大型企业，不是小商小贩，头头是有官衔的，不可能听不到禁令或看不到文件, 而不知道这种添加剂对生命和健康的危害？作为权力的各级部门也不可能不知道它的危害性和国家禁令？为了发财而视人命为草芥的行为是政商一体化的群体性道德沦丧，为了钱，可以贪污受贿，为了钱，可以坑蒙拐骗，为了钱，可以造假制毒，为了钱，可以六亲不认，为了钱，可以不管国家、社会······，这决不是夸大其词，更不是危言耸听，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都是无视生命，置人于死地，难道还不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这次事件早在3月在偏远的甘肃被引爆，三鹿集团的股东新西兰恒天然公司也在8月初就得知毒奶粉的事，並立即通知河北省的地方政府，要求召回产品。而当地政府阳奉阴违，推三阻四，一味的拖延、做法与言论相左，不是拒绝就是掩盖。直到九月新西兰大使直接照会中国中央政府，最高层最后才知道出了大紕漏，一场悪性循环事件已经发生，中国人民方得知他们在喝毒牛奶。而加拿大的食品监管机构从得知李氏细菌污染的第一天起，便立即通告国人，产品全部下架并着手调查事件起因。刚开始，尚有人抨击加拿大食品监管部门的失职，但在其后的调查中得出给论并向国民承认，加拿大的检查部门並无失职之处，问题完全出在枫叶集团公司的机械设备上。加拿大政府这种迅速、透明、公开与负责任行为和中国的拖延、暗箱作业与政商勾结之陋行有天壤之别。

李氏细菌污染事件在加拿大似乎只不过是一起突发事件。是工作中的麻痹大意或失误，它是短暂的无心行为，而中国的奶粉事件乃是长期的主同行为。中国奶粉掺假至少有5~8年的历史，但肯定不是1~2个月的事。从规模上看, 它也不是个别奸商的个别行为,而是几乎整个行业的作奸犯科.这种深度、广度和长度远远超出了加拿大李氏细菌突发事件，两者千差万别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

加拿大多伦多的食品加工厂在查处李氏特菌后进行了大规模消毒清理，并在9·17·重新投入生产，但最近该厂肉制品又被检验出李氏特菌。不过这些产品均未投放市场销售。食品检疫局将和加拿大卫生部对新发现的结果进行全面评估。10·8·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枢密院已经同检疫局碰面，讨论检验结果以及应对措施。其实,李氏特菌在所有的食品厂、超市、甚至自家的厨房中都存在。作为食品的商品就不允许有任何细菌污染。加国的管理层和生产

企业一旦发现某种食品被确定有问题，就会立急全部召回有关产品进行销毁、退赔，消毒清理，决不含糊。加拿大的规管很到位、很负责任，食品工业不存在免检产品，民众也不信任食品行业进行自我规管，企业家也很诚实，并勇于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刨根究源，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事故搞清楚，想方设法杜绝后患，让人民吃得放心，一旦重新上市，市民也不疑虑，公信力很强，根本用不着政客出来作秀。比较而言，加拿大人比较理性，不像日本那么极端。以前日本发生过类似案件，严重性还差得远，除肇事者以死谢罪外，说不定日本首相或起码后生相已自动辞职。毒奶粉案的当事者害人无数，但有那个因羞愧而自杀的呢？管理层的不顾民生、民命、企业家没有德品、操守、良心，瞒上欺下的血醒人性，本质是何等卑鄙。

不抓老鼠的“猫”太多

曾经看到一篇“海归：在中国当官感觉真是好！”的文章，作者汪华斌用亲身经历叙述自己在贫困山村长大，经过努力奋斗成功到海外留学有成，在国外做了一个时期的单位领导和“官员”后又海归回国当官至今的感受。

汪君在国外留学毕业时被校属交易所留下工作。“从实验员到实验室主任，再从实验室主任到付所长，职位在变但没有半点当官的感觉，因为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没有当官的概念“。他回国在一家事业单位当了负责人后，“仿佛一下中了状元。因为到什么地方都是别人对你的前呼后拥”。“更重要的是自己实际干的事少了，而别人请示报告的人多了。不干事却要对干事的决策”感到很不自在······他回忆“在国外（当官）任何事情都要自己做，如年度报告汇总审核与编制所里的综合报告就是我自己的事，办公室的人只负责为你打印，决不会帮你······”但是“在中国当了官后，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很多时候连审核都不需要，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是别人为你做好了以后才送到当领导的手边”。当官以后，住房按职位、小车按职位、就连分物品也有区别。

在西方国家即使你是部长都要自己开车上下班，能自己动手做自己份内应该做的事，不是甚至连生活小事都要假手秘书。可在中国只要你是个官员，即使是自己完全能做没必要配备的低级职位也都配有专职秘书和司机，因为你的官衔到位了。只要达到那条线就可将本应一个人干的工作至少用三个人来完成。“猫论”很精辟。猫多并不好办事、办多事，相反会推委互不服气、互不协作，相互牵制。抓老鼠的好猫并不需要另外几个猫为之服务，勤劳本应是多数人的习惯。一个社会，若营造出的大环境是凡都要亲力亲为，努力奋斗，则勤奋将成为主流，这种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其第一天性恐怕就是努力工作。相反如果什么都有人代老，好猫也要变成懶猫。环境就是个大染缸，人浸渍其中难能洁身自好。不知不觉中原本优秀的也会被不良的环境淹没。

中国社会现行五级权力机构：中央、省、县、乡，并实行党政双首长制。从乡镇一级行政机构开始，不论贫富，党政一把手即配备专车专职司机，如果配车是社会发展和工作的需要，那么专职司机则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按规定区局一级行政机构的党政一把手就可配备专车、专职司机和专职秘书。县一级地方政府的党政一把手理所当然要全配备，有的地方副职也是如此配备，要知道，一个县的副职常常也是成打的，如辽宁铁岭市（县级市）300多万人口有9个副县长，20个副秘书长，而河南新乡市500多万人口有11个副县长，16个副秘书长，6个调研员协助副市长工作，党政机关冗员多得扎堆，上班打麻将可以凑几桌；国家级贫困县安徽霍山县出过11名副县长，山东滨州市沾化县任命了15名县长助理。而县里各局的局长按条条自然也是配有专车与专职司机和专职秘书。这只是县一级机构的状况，上一级机构自然无用言说，全国有2200多个县，比照国家各部、委、办、局的机构设置，臃肿庞杂，世、史所罕见，凡外国有的机构都有，外国没有的也有。如果就此以为中国的行政机关办事效率高，严谨细密、产品质量超群，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单位名称虽不尽相同，做的事情差不多完全一样。名称的差别主要是为了划分各自的势力、利益范围。每一个县大概有四十多个行政部门和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可计算各级行政机构庞大的专职司机专职秘书队伍会对社会财富人力资源构成多大的浪费。到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这种浪费更是惊人。据《新快报》报道，中国官员在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上说，中国官民比已达1/26，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和10年前的1/40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也是创历史纪录。在官员人数不断增多的中国，越是落后的地区在官员的比例占得越高。河南《大河报》的一项统计表明，到1999年为止，陕西的官民比例为1：34；河北为1：40；河南为1：41；山西为1：27；宁夏为1：24；青海为1：22。在山西32个发不出基本工资的县中，有8个县官民比例在1：20以下，大宁县为1：13。更有甚者，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养1个。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据能看到的资料,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为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8%、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从1978~2006年的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多倍，所佔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行政成本逐年攀升，高居世界第一，正向万亿迈进。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4085亿元，与之对应的公款吃喝则在2000亿元以上，官员公费出国消费约为3000亿元，这三项费用的总和高达9000亿元以上，如果当年的财政总收入按30000亿元计算则超过年财政收入的30%，成本实在太大了。不仅如此，近几年公仆门消费又有了新招，出国考察、学习、培训的费用都转嫁给转制企业，自然乡镇一级只好由那些艰难困苦的农民来买单。

中国不光官多、化纳税人钱多、办事效率低也是世界之最，而且犯罪率亦创世界纪录。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的报告：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干部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根据2005年的“两高报告”，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除此以外，中国还蔓延着“法网柔情”、滥用缓刑的不正常现象和趋势，对腐败者的惩治力度越来越弱，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缓、免”的滥用，无异于放纵腐败、姑息养奸。据最高人民法院新近提供的数据：“过去5年中中国法院对12万人进行了腐败判决，比前5年上升了12%。”腐败的规模估计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问题已是非常严重。如果再不能控制官员的腐败，将不可避免地危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腐败失控，损害到了关键的政府机构，加剧了公众的憎恶情绪，增加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对经济构成了严重损害，放大了大规模的危机风险。

一懶二贪三犯罪的“猫功”在中国当今社会已不是“个别败类”，数据显示了规模，一部分官员的确扮演的並不是维持社会公义的公证人角色，而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参与者。这可能是当今中国公仆道德权威江河日下的主因，也许到了该清理、精简队伍的时候了。

那件  难以扯下来的“皇帝的新衣”

五十年前“亩产水稻一万斤”的卫星，至今，经过科学种田，杂交改良，不过2000斤。业已证明是假话真说，谎话骗人。

语言骗人，已是毋庸置疑的非常高效工具。人类在进化出语言的时候，也梢带着产生了这个副产品-- -假话。进步到现代，说谎已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而且很多时候都成了一种习惯，有必要时，想都不用想便能脱口而出。比如我们誇朋友的妻子，“你的太太真漂亮！”誇邻居的孩子，“你的儿子真聪明”之类，尽管大多数时候是言不由衷，但赞人利己，听者虽有自知之明，但也乐于接受。当一个人患上了绝症，为了减轻他的心理压力，医生和他的家人往往故意撒谎：“别担心，你的病并不重，治疗一段时间就会好的。”这类假话很有人情味，是现代社交中的假话真说、是必要的善意恭唯。它绝对不同于骗子前言难园后语的连篇谎话，也完全不同于大言不惭的某些政客利用意识形态作为遮羞布，来掩盖其非法的、不堪的黑幕。前者骗术祸害的可能仅仅是个别或小范围的人，后者遭殃的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

凡谎言都会有破绽。说谎者必须记得什么时候、对谁、说过什么谎话，还要随时找对策圆谎。当笫一个谎言撒出去之后，那就意味着你早晚必须用另一个谎言来自圆其说，第二、三个谎言便会依此衍生。事实上我们的记忆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圆所有谎话的地步。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便会让人捉住马脚，严重的话，要付出信用成本。骗财骗色则遭受道德和法律的制裁，而利用权力说空话、假话、谎话，颠覆的将是公信力的基础，从而留下了众人反对的火苗。

京奥开幕式“林演扬唱”和那几个“脚印”，让全球观众透过电视转播看得目瞪口呆、心花怒放的大型娱乐表演本来就是一场视听之娱，对这样的表演而言，“造假”不仅无伤大雅，而是顺理成章，甚至天经地义。问题在于，明知西方媒体千方百计在找茬子，对中国的事情总要横挑鼻子竖挑眼，恨不得鸡蛋里也要挑出骨头来，一桩小事都会借题发挥，闹成世界风雨；明明知道国际上有人责疑中国造假，还要偷步出招，将低层次作假转变到国家层面，向世界和国民解剖了自己的灵魂，给人的感觉好像“习惯作假”，这不是不讲政治的低能和弱智么？假如西方媒体都不公道，都带有成见，那么，一联串具有负面的“料”将自己的鄙陋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供人口舌，制造轰动新闻，贬低中国，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检讨和整肃一下自己么？

真也假，假也真，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假乱真，真假混合，亦假亦真。像魔术表演一样，明知是假，也十分乐意去欣赏、享受，宁愿相信它、接受它。这种假并不伤大雅，作假的意图又不损人，相反还增添了生活情趣让人们可以和艺术家一起去兴奋、流泪，在魅力中、梦幻中度过快乐时光。然而，有些谎言作假是以损人利己为目的的，完全无视社会公德和责任。

中国食品造假成毒防不胜防，肆虐的历史至少也有几十年了。单就奶品而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牛奶掺尿素和洗衣粉事件发生。2003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导致大头娃娃患者66个，死亡8个。当时的国务院付总理、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组长吴仪，在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上讲话：“要认真吸取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教训，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整合监管力量，加大监管力度，严厉打击搅乱食品市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让人民吃得放心。”在众目睽睽之下，话说得真好，也很坚决到位，是真话而非谎言。

公信力最终在于行动的结果，而非再次重复错误时的诚实。善良的老百姓並不是天生多疑，一次次对政府管治能力的信心不断下降，而政府解决社会问题时又缺少新的制衡手腕、错施和新的制度建设及有效检管来保证，疑惑和无奈的弱势老百姓还是宁愿选择相信而等待带来好结果的东西。

然而，当今中国的许多官商企业家，不知规规矩矩将本求利，而是马马虎虎掺假作弊。出了问题就行贿，官商勾结，移花接木，利用职能部门、监管机构手里一条一条的权力，把犯法行为变成行政问题，把行政问题转化成党内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换个地方官升一级，照样呼风喝雨。

利用权力借口内外有别，一手遮天已经成为一种手法、一种习惯、一种常态、一种制度、一种潜规则。许多做官的不知服务人民是天职，而是官腔官调，官气官威，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人民的心声，“永远正确”，于是官僚体系带动进步的功能遂告丧失。在上行下效的风气下，整个社会遂迷漫者“不坑人白不坑”、“不吃人白不吃”，只要弄到钱，什么都不怕，一切都能摆平、一切都无所谓的虚无氛围，当然也造成了没有价值底线。正因如此，悲剧的重演却又一次没有被阻止。

4年之后，美国从中国进口蛋白粉的宠物饲料引起动物死亡事件，才从饲料中检验出三聚氰胺。随后中国也证实了这个结果，于是国家质检总局就在全国开展了包括奶粉和液态奶在内的12个类别的食品三聚氰胺专项检查，当时未检出三聚氰胺。真不知道他们怎样检查的，真查还是走过场？不实还是渎职？权钱交易还是另有隐情？事实上，三聚氰胺为祸的时间並不短，现时众多的问题食品已经说明问题。难道这些黑心食品都是在这次检测后，贪婪的红顶商人才突然发现“新大陆”。令人疑惑的是，居然还让违法的企业连年拿到“免检”的荣誉？让公权力的印章成为恣意害人的执照。

虚假总是经不起时间的查验，掩盖真相所要化费的代价往往超过作伪给人带来的利益。现在老百姓对国內的食品愈来愈不放心，几乎对所有的食品都持有戒心，每天不知道吃什么好。“奶粉门”事件后（2008年9月19日）温总理指出“要切实加强对食品研发、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大力整顿食品行业市场秩序，坚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食品质量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责任的态度很不错，责任的行为如何？明天会怎样？看昨天。

我们有这么庞大的政府机构，而且人家都说我们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可以令行禁止的国家，竟然不能及时处理这样的问题。这反映的是中国文明的衰退和崩溃，靠权力人的个人意志已经不能改变行政现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弱肉强食的生存之道和营运法则，只要我过得好就行了。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对信息的扭曲。“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几乎可以说是比官方统计数据还可靠的现实。讲一套，做一套，阳一套，阴一套，做人、做事缺乏道德和责任底钱的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把到口的“美味”放弃掉？“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动跑掉”。贪权、贪名、贪财，为了金钱和利益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切用技巧或手法所得都是准许的，欺骗也不受限止。浮躁的炫耀，不过是件“黄帝的新衣”。少数说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孩子会被人讪笑或遭到痛打，童话中的两个裁缝成了一些人追求的目标,在民主或集权的制度下就是这样。现时中国官员们的首要目的是让上级满意而套利，说和做都是自私的却也不用完全真实；企业家和一些大大小小的公务员仿佛已经得了道德贫血症，需要检查和治疗。

权责失衡是张多米诺骨牌

世界上无论任何政府、单位、公民都拥有自己的权力，同时负有自己的责任；但拥有权力者在行事过程产生的危害性，自己就要负有相应的责任，譬如有法律规定的责任、有社会公德的习惯责任；这样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力和负有自己应有的责任，其权责就处于平衡的状态，就有益于国家、社会和自己（政府、单位、公民的自己）。如果任何政府、单位或公民自己拥有的权力不受制约，随心所欲，却社会不能抑止权力的滥用，是危险的、会带来危害性，这样就会危害到国家、社会和自己，这样的权责就处于失衡状态，这个社会就会解体。

6·28·贵州瓮安县一位17岁少女的死亡，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骚乱，愤怒的人群烧毁了警车，冲击了公安局和县政府。人们相信，这个县三中女生並非仅仅死於溺水，其中另有隐情，当局一手遮天，掩盖真相，公布的结果，明显渉及了地区权贵部门的包庇，引起的愤慨冲破了人们难以容忍的底线 ，再也不愿再被愚弄的宣泄，是对强权压制和迫害的反抗。

这场骚乱无情地表明了这一现实，中国社会深层的内部矛盾正在不断恶化。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民怨也不可能因一件是非就能积聚，民意也决不是一、二个下三流的败坏份子所左右，相反民愤将会因一件不平事端而喷发，人们集结街头，既是对于死者的同情，更是长期欺凌积郁不满的宣泄。地方统治阶层的用权过程处于过大或过小，处置失度，强权压制甚至迫害，引起的民怨、民愤、民恨积淀，超过了人民普遍难以认可的极限，就容易造成民反。官迫民反都起源和发展于权责失衡，它的以暴易暴的抗争爆发时间，是由统治阶级对权贵失衡的修复度所决定，如对失衡权责修复得及时或成效高，它维持平静的时间就会长，否则就短。

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统治官员随意性地使用权力，并将权力化为私有，继而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血汗占为私有；然不顾人民的权益受到侵犯，只顾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或为了巩固权利就随时随意地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或不允许人民说真话和讲理，只允许官僚说假话和做违法事；或有意无意地放任官员在行政过程出尔反尔和巧立名目侵犯人民权利，或借搞爱民亲民护民、消除官场和社会腐败的形象工程掩人耳目。如人民寻求保护合法权益而文明理性时，官员则假仁假义同情一下实为违法处置，言行过激时就扣帽子，如无政府主义、扰乱社会或公务······；如人民行动过激就采取强力控制，事后定性为暴力事件，抓关压。其实，这都是统治权力有意无意地纵容腐官、社会恶魔逼使良民百姓要么上梁山，好人违法，否则背井离乡，这唯有痴呆愚钝和盲聋哑人，受到凌辱才不作抗议反应。

瓮县事件政府公布的调查结论引起民众强烈不信任，根源是地方当局对于民众的粗暴，埋下的积怨及诸多长官和下级公务员，用高压和欺瞒的方式来对待民众与官方有着瓜葛的利益纠纷，赢家总是权贵们。这里的权钱交易，强凶霸道，或衙內欺男霸女，凡此种种的违法乱纪事件，主犯、共犯总是摇晃几下，把犯法变合法，又重新站了起来，鱼肉人民。民怨累积、集聚饱和呈临界，此时只要再有一点点诱发力，自然就会喷发出来。其后果就像已经拉开到临界距离的多米诺骨牌，只要一点点外力让一张牌倒下后面即将倒下的骨牌就会一大片。

权力的集中也意味着责任的集中，它等于把所有社会矛盾都揽到自己的头上。既然政府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机构，那么，政府也成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唯一受到冲击的机构。这个机构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是为党权而设，以党权为霸，官权为王，掌握了党权就掌管了一切，因而行政一班人都是由党员为主体组成，他们的权责大多数情况下只受党的制衡而非法律，在内外有别的掩盖下官员犯法不与庶民同罪。纪检的终极目标就是家丑不外扬。第三方监督的缺失或虚设，自己检管自己的有效性，从诸多弊端和恶性事件的蛛丝马迹中已见端倪，更新调整权责制度制衡已成当务之急，然而，我们的执政者仍然缺乏克服有效政制的想象力，确切说，权力分立制衡的概念。

制度、法律、政策和执行手段的有效性在于制衡。西方国家靠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来互为制衡。各用各的权，各尽各的责，有权就有责，用权受监督，不作为就下台，犯法就坐牢。

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脸面，除了镜子，当然还可靠别人的眼睛，不过自己照镜子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如果你自己的脸都不想看清楚，那么，要镜子或别人的眼睛还有何意义？仰承上旨的机构，虽有责能之名，却无独立之实，即使多而全，没有权责制衡，不是聋子的耳朵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样，权力层的自律、自制能力必然软弱，而法律又站到权力一边的时候，就要看政治的颜色，滥权贪污无罪，欺压百姓有理，把好处都给亲信，将公权力为少数人牟利，既盗用了公权力，也背叛了公权力的授于者，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允许。

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戏，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实话实说，可是豪言壮语也有说的规则和技巧。政治家不能随便乱说，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像鬼魂一样走来缠住你”，当你说得得意忘形时，别人像傻子一样张大嘴巴想信了你时，那一定是最享受的时刻，虽能一时争得民心，但往往弄巧成拙。人性本善，如果你只不过是玩嘴皮，老百姓由信到疑，由疑生戒，有戒成恨，忍无可忍时就反，尽管时间上会有一些延迟，迟早的事，物及必反，历来如此。

权势是变幻不定的，只想保持继承祖业得到的权势难以长久。创业难，守业更难。时代在进步，思维在变化，一成不变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政治现代化迫在眉睫。一个系统要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具备一种功能，即对促进系统稳定的因素加以激励，对破坏系统稳定的因素加以抑制。作为社会，必须提倡维护社会的行为准则，必须惩治反社会的倾向。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除了道德还有对不当行为的制衡，前者靠教育，后者就是社会人必须遵循的原则---法律。遵纪守法在一个公平社会里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不存在责人严责己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能因为一个人隶属于执政团体的身份，就不向他治罪。一分罪，一分罚；十分罪，十分罚。不能让败德的价钱将法律买到自己这一边。

当司法站到权力、钱币的一边，贪腐滥权必将导致社会矛盾全方位激化，付出的代价是政府的公信力。瓮县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公信力急速走下坡的再好不过的反映。一开始，地方政府部门漠视死亡少女家人的请求，敷衍了事；而公众则责疑政府公布的结论是假象，根本不想信，加上长期积怨的强力不满，而官员们理性下降，攻击性增加，习惯性反应就是压制事态，以免影响自己的仕途。没想到压制不成反而激起更多的愤怒，民众由于长期没有表达权益的渠道，政府、信访、法院都是一个鼻孔，唯有通过暴力行动才能泄愤。

这时，更高一级的政府露面了，为了平息民众的情绪，不得不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对一个17岁少女的屍体进行三次解剖，以提供更权威的报告，同时大刀阔斧地撤了瓮安四个领导的官职，並查处群众骚乱背后的“黑恶势力”以作某种替罪羊。这固然有利於平息民愤，但仔细想来，这本质上还是“权力”的胜利，而不是“权利”的胜利，因为“撤官”的主语还是“上级官员”，而且这个“主题”还有“丢卒保车”之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千万不要忘记这种教训。中国过去的积习和现在的政治生态，社会矛盾正在激化，那种“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给你一个说法”的恶性事件也会逐渐增多。如果还是只重经济发展而不注意政治道德、政治操守、政治制度的改革，仍按老的游戏规则玩下去，一切照旧，虽不能让“密室政治”历史马上完全终结，但后面即将倒下去的骨牌可能会让前述名题更为确定。

要给民众说话的权利、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当家人也需要倾听家人的声音,不能把所有的“泄气阀”都关闭起来，媒体、社会团体、立法机构、不同层级的政府、独立的司法体系等等，让人民遇到纠纷或有怨屈的时候有地方去说，有地方释放情绪，有地方诉求利益，有地方正义发声，有地方维护公正，这样，我们的国家才真真抵达了政治现代化的门坎。

煞停A钱遁形已是当务之急

古今中外，不同社会的人，都有着扩大自己利益的本性，在制度不健全，法律和政策粗疏、执行力度不足的社会，极容易为贪婪的人群开了方便之门，利用公权力谋私也就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人类最大、最严重的贪婪从来都源自权力。金钱和权利非常容易给合在一起，狼狈为奸。权力往往伦为金钱的保护伞，金钱反过来往往成为权力的润滑剂。权力和金钱之间的相互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这样一种关系从而也就形成了“红黑互惠”。用‘红色外衣“掩饰违法犯罪的实质，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操控社会的正常运转，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这种”互惠“业已成为当今基层官员当官的终极目标，并已经成为侵蚀中国国家政权的最严重的因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问题的根源还是掌权者自身。

中国人的急富心态，显然是由于“均贫富”、“吃大锅饭”，奖励了懶汉和痞子，让人民无心生产而解放生产力成了均贫而铸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也容易在这种口号的背后，则是煽起了社会攫取财富的极度渴望，只想如何一夜暴富，如何一本万利，如何一日成名，于是在强烈目的引导下，混水摸鱼，取而代之的是弄虚作假，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把公共财富捞进自己的腰包，造就了千百万暴发户；重功利又导致忽视社会对道德的激励功能，其结果是使法律丧失了可操作性。圈内圈外双重标准，圈外个人的权利毫无保障，圈内权责可以犯科作奸，持权便可以顺理成章地使犯法成合法，要求社会成员“毫不利己”並不理会大部分人过怎样生活，使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得叮铛响。

财富的积累是漫长的，一个富豪的生成往往都要通过一生甚至几代人的辛辛苦苦地耕耘。世界发财最快的可能就是战争的掠夺，不过发动战争也要有很长准备时间，而能不能打胜还不一定。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像现代中国发财发得这么快、这么容易，最初发起来的是计划内、外价差的一纸批文的作祟者；苐二批就得靠内外勾结的走私；第三批利用的是国企转制；第四批则是土地买卖和房地产；第五批靠股票上市、金融诈骗和公款私吞；现在是黑矿黑厂的伪劣造假；接下来不知又要用什么新招？为了富起来的手法层出不穷，真是千变万化，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富起来的确比西方人容易，间直不非吹灰之力，而且越来越大型化、恶性化，其特点都是官商一体，利用在手的公权力，把国家或公用资产、採购契约等私向授受给特定的亲友及公司进行窃盗，互利互惠，“大窃盗国”。它造成资源錯置、经济活动被扭曲，其祸害远远超过贿赂。这是贪腐的升级，祸害的升级！

中国先富起来的富翁发财的手段也愈来愈多，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商人，共同掠夺国家的财富，而且有腐败的学者和许多公共知识人散布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给他们制造合法性，自己也能分到一点点。就这样形成”金三角“，共同操纵媒体，演绎得淋漓尽致。自以为高明，其实还是有很多破绽，旁观者清，让人拎出了小辮子，受到了惩罚。震慑了一些腐官，害怕“东窗事发”，为无后顾之忧，在权力层和行业集团里的一些腐官比他们的“前辈”师兄、师姐更狡诈，挖空心思进行了创新，那就是一旦有风吹草动，脚底抹油外遁。

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外逃官员每年大约为4000人，共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而中组部调查，几年来中共高官家属及其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內共108万人，移民出去的人生活奢侈，很少贷款，，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

因为中国贪官的大量涌入美国，使得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的正常经济发展都受到了影响。近年来，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国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且购买的均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购房者常常一次性现金付清。这让该地区高档住宅的价格上涨了一倍。中国外逃贪官抄热了美国房价，引起美国联邦国税局的重视，开始悬赏鼓励民众踊跃揭发中国贪官。

可恨，加拿大竟然完全不理会，全球反贪运动重重要一环--洗钱，让加拿大的温哥华成了中国贪官外逃的天堂。最早逃来的走私犯赖昌星除了肥了加国的律师外也浪费了加国纳税人的钱，中国公安人员跑了好几次加拿大都成空手道，为了一纸谈不到一块的引度条约，各怀鬼胎，互相推诿，令人费解。接踵而来的是中银黑龙江哈尔滨何松街支行前行长高山，在职期间拿银行的钱十几次出国，明为考察实为安置老婆孩子移民并为自己找好后路。待老婆成功进驻温哥华“大奶村”后，就把国家和老百姓的钱，共十几亿人民币分批偷汇至加拿大多个账户，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成功后则称身无分文，理所当然去靠前妻救济生活。演似天衣无缝，其实漏洞百出，明白人一看就清楚，这个人在干什么？明摆着的事，那么些上司和监管部门不知干什么去了？高山的遁逃只是开了先河，随即，贪官们纷纷效仿，他们先以各种名目将妻儿移民他国，没有后顾之忧后便开始肆意敛财，捞到杯满盆足就溜之大吉。陕西省政协原付主席庞家鈺早在2002年独揽大权时就将妻儿移民到了加拿大，至今已有7个年头，自己独身在国内继续当官，实在贪得太凶，踩了红线判刑12年。好不容易终祘逮到一个，国民无不拍手称快。中国网民更要求政府彻查有多少官员的子女或老婆在国外，自己还在国内做官。想法虽具合理性却不具可撡作性。不过，领导层不会视而不见，必会“适时”成为打击腐败的一个目标。法律制裁祗能针对已发生的事实，如何从源头上予防才是最最重要的。

为什么西方世界没有A钱外逃的政客，关键是他们建立了政治上制衡的机制，并有诸多民间团体和极强的媒体力量的监督，加上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素养，使国家的管治能力有极高的水平，想贪也无门，贪了也跑不掉。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政府公信力将面临赤字的挑战，现有体制已经难以杜绝官员的贪腐，从本质上节制了治本的可能性。反腐不能再靠人治，不能靠最有权力的人的个人意志，而要靠客观存在的机制。客观的机制包括制度建设及制度创新和媒体监督。制度、法律、政策和执行手段是立国之本。管制越多，审批越多，腐败越多。政府、工商、税务、海关、卫生、质检······的官员除了审批权外，还可以将其解释的义务化作权力换到利益，则贪腐永存。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产力破坏、社会难以安定。因此，权钱交易的怪圈再也不能存在了，必须予以无情打击。用权责制衡作重点进行政体改革，厘清党政责能，还监督权于民；强化官员的问责制，当官要为民；财产申报制，铭记捞钱无耻；制订国籍法，不允许“裸体做官”；开放媒体,让人民讲真话，禁止不同声音，限制内部对话不智，把话说出来比闷在心里好；加强德品教育、要有公务员行为规范法规细则，约束官员循规蹈矩。如果政府还是最后才知道事情的发生,这个政府就不会有公信力、也就站不稳。

丢掉诚信  动摇了国本

人在社会上生存所必须的行为准则--道德，如果总是和利益水火不相容，那就不能成其道德了。诚信是一种道德，对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皆然，如果一个社会惩罚诚信，奖励作伪，那自然规律会对这个社会施以报复，所以道德是社会不得不提倡和维护的。

诚信，被誉为人的财富，也被誉为人的第二生命。诚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得到普遍认同的美德。重视诚信是西方社会的道德风范。然而现时的中国社会诚信意识下降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趋势。“破窗效应”将会毁了我国的软实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道德的负面衰败会使整个社会失去诚信、失去长远思维能力。据中国民革安徽省委员会，2006年对合肥市上千中小学生诚信度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个人诚信行为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诚信出现负增长，小学生的诚信优於初中生，初中生优於高中生。

调查数据表明：小学生没有完成作业时，83%的学生会向老师说明情况；考试遇到难题而你前面同学的答案尽收眼帘时，83%的小学生表示会继续独立思考；如果在图书馆或阅览室看书，发现好的或感兴趣的内容时，87%的小学生表示会摘抄，仅有一名学生回答“悄悄撕掉”。而中学生群体中，从来没有“考试作弊和有过作弊想法”的初中生为33%、高中生是15%，超过60%的学生“偶尔”作弊；如果老师向你了解某些同学课堂纪律的具体情况时；14%的初中生竟然选择“避重就轻，不说真话”，这个比例在高中生高达22%。

中小学生是这样，大学会怎样？

2005年9月的“中国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有82·74的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传递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如使用手机互通信息）等，甚至还有教授泄题。另外，2005年12月的“东方早报”称，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从网上抄袭论文，甚至有专业的网站买卖、代写“优秀本科毕业论文”。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公布了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60%的人承认他们曾经化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

真正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也没有多少大学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爽。中国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博士生，其中不乏学风不佳的水货，他们有一个博士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研机构，有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的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怪圈。学术环境恶化，类似上海交大陈进等的“汉星一号”造假丑闻也会日益增多，学术水准和科研能力日趋下降，动摇了中国科学，未来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要么选择清理门户，要么使学界更加混乱。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年龄越大，诚信度越低，几乎已是当今中国不容置疑的事实。

学校历朝历代都是高雅圣洁的殿堂，厚德树人、浩然正气的清水衙门。昔日，北大朱自清教授“不为三斗米而折腰”，蒋介石的二公子蒋纬国因考分不够进不了苏州中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转迁云南组成的西南联大，那里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振道和扬振宁，以及其它一大批一流学者如殷海广等。在抗战的艰苦时期，中国知识界顶住外界压力，选择了集体迁移的方式，无非是为中国的长远发展保留火种。

尽管中国在九十年代末提出了“科技兴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但是目前看来，中国距离这些目标越来越远，因为在现行制度和扭曲的市场机制下，教育明为国家和社会，实是为了赚钱，很多耳熟能详的东东，不是被誇张就是造了假，大学没有自由的精神，学者没有独立的思想，学校不重教学重创收，不重学术重权术，虚假引进、学术乱伦、买卖论文，基本丧失了学术道德和伦理，抄袭造假成风。

学术作伪、权、钱剪断了智慧的翅膀，动摇的是国本。我们能获得百枚奥运奖牌，而本土科学家就是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哪种缺憾都是复兴大国的不足。体育奖牌毕竟是一种低水平的身体素质较量，而诺贝尔奖的获得完全是智慧的角逐，更体现一个民族和国家经济文化和科学实力的水平，它的获奖才能撑起民族的脊梁。如果我们对待基础科学研究能像办奥运会一样的投入，作出的贡献才会对人类整个文明、社会进步有革命意义，撑起的门面远比体育金牌更有光彩。

中国社会大约有五万张大学毕业假文凭，一种是“假的真文凭”（用权钱交易或用替身找枪手注水货）；一种是“假的假文凭”，网上的明码表价：大学3500元，硕士13000元，路边小摊分别只要300~500元。没想到，现在作假文凭已漫延到北美，据加拿大电视台报道：多伦多制作的假文凭，年约3000张，标价为3000~6000加元，因为中国留学生喜欢，带回国派大用。近期英国也在清理门户，目标是“中国造”文凭，多没面子。文凭作假已不是仅仅道德伦丧层面的个案，而是权、钱扭曲下套权、套名、套利的中国社会普遍共识。我们好不容易才摘掉了“一穷二白”和“东亚病夫”二顶帽子，不要又被戴上一顶“造假欺骗”的帽子，这顶帽子同样会让崛起的中国再次趴下。

进名校就是套近名利入场券的第一步，接着就是设法混进那个圈子，当然，这不能光靠嗣子们潜移默化的“灵性”，重要的可能还是他们的“血统”。名校、灵性、血统，有了这“三宝”，踏进权贵、新富、知识精英、艺术家、娱乐名星和传统遗老遗少的后人组成的杂交人群也就顺理成章。他们聚集、集中于几个中心城市，活跃于某些以奢侈为荣的场所，以名校、名人、品位、职业，派对相佐，豪掷自己的资本：金钱、青春、身体、才华或性与丑闻。他们是观众，也是演员或导演。灯红酒绿，全凭他们各自的“能耐”，可能到头来成为“混子”，可能竹蓝打水一场空，也可能成功跻进那个圈圈。

行为受环境影响。一个社会，若营造出一个讲理和诚信的大环境，并对欺骗作伪采取社会认可的措施（惩罚），则传统道德将成为主流，公民的行为规范无可指责，要在他们身上找到一丝一毫的“劣根”痕迹就难，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其第一天性恐怕就是诚实做人。

中国人从小学到大学，然后当领导、或成博士、做教授、作研究，一路都是造假氛围，那个高喊“狼来了的孩子”，不再遭人白眼，耳濡目染，让人习惯，久之，老百姓和学生一样都习以为常地讲点假话，一点耻感都没有，根本意识不到品德比权、钱更重要。相反，很多人还觉得他们很有能耐，其实既无人品也无学问，只有沽名钓誉的本领，这就是中国整个大社会价值观的大倒退。无法想象失去诚信价值的社会如何能够健康发展生存下去。

西方国家很重信用，其完全的信用体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信用就像护身符，没有它，寸步难行。如果某人对他人撒了谎，那他将终身得不到别人信任，如果对社会作了一次假，例如纳税、求职、报考大学、申请绿卡等作假，那么撒谎者的“社会信用度”就等于判了“死刑”。任何记录不佳的人，在西方生存很困难，如无法从银行贷款，办不了信用卡，购房买车会遇到各种麻烦，甚至开通电话和手机也会四处碰壁。作假欺骗者在西方是难以藏身，任何合法居住的人都有信用记录。有关部门只要把你的社会安全号输入电脑，就可查到你的信用等级。欺诈者休想蒙混过关，所以西方人不愿为了骗取一粒芝麻而丢了西瓜。

西方作假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它会使商家倒闭，也会使平民百姓身败名裂，但政客为欺诈付出出的代价要小得多，往往一句“工作失误”或一句道歉就搪塞过去。如，建立在谎言上的伊拉克战争和贪婪的华尔街制造的金融海啸掏空了全世界的口袋。这些“无代价欺诈”不仅害苦了美国人民也殃及了无辜的全世界人民，当事人一个“哈哈”不了了，走人，但它既毁了美国国家形象，也使全世界各国从相互信任走到了“我凭什么信任你”来反思美国的霸权。西方老大从此也要当得不那么爽了。

西方诚信的形成，既得益于诚信教育，也得益于社会的大环境，但更受益于严格的监督机制。因此，中国的教育体系也应教授良好的行为规范和优秀的中国道德文化。如果这样，春又来了！记得五、六十年代，还提倡过全社会学雷锋，提倡过五讲四美，进行道德教育，而现时中国，有谁还来关心这些？个人、群体和社会运作系统陷入近乎虚无、类似精神分裂或人格分裂的状态；心一套、想一套、讲一套、做一套，已司空见惯，利用法规和规范的漏洞与缺失，骗、被骗，设计得天衣无缝，善良的百姓不知如何分辩是否黑白及左右前后。明知虚伪不诚实，掩藏了真相，也不敢啃声，更不知如何保护自己，只好听天由命，各扫门前雪，正义无法声张，歪风得不到打击，这只能说明社会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上出了问题。它已经不能依靠泛教育来解决问题，应有综合治理的思路（法制、教育、声音）和决心，並用体制推动、体制主导的道德重建才有可能收效。

法律当然不能改变人心，关键还得有心灵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公共领域人际关系建设，当法律与教育结合互动社会就会有一个良性循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可以做到这一点，一个讲道德轻名利的社会能够使贪婪之心越来越少，诚信度愈来愈高。

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忙什么？一是让13亿人的肚皮饱起来，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功了，非常了不起。然而，社会矛盾在缓和了一段时间后，又变得尖锐起来。据联合国统计分析：中国目前有0·4%的人把持着70%的社会财富，（美国是5%的人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了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年集体抗暴活动已经达到了八万起以上，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危险点。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中为数不少的“精英”不择手段的积累财富，什么样法子都想得出来；公仆们为了分得一杯羹，利用公权力，权钱互惠、互动双赢；一些公众知识人帮着吆喝、吹啦叭、抬轿子，得点奖赏后，移居海外当“假洋鬼子”。这伙人谈判获取利益时，唾沫飞溅，眉飞色舞，讲起政绩工程来，得意洋洋，如数家珍，可有谁还记得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做人、做事的良知。职务道德已退居二线，他们只想赚钱扩权，为自己或小集团、公司谋取暴利，国家、民族、民生、民事、好像与他们无关。诚实、正直、举报、制止这伙人违法犯罪，已经成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将诚信拒之门外的祸首，不一定全是那个革过命的中国文化，摧毁它的精髓也非一朝一夕。建政以来，我们的重点和注意力是集权和经济建设，连串的政治运动，不但彻底摧毁传统文化价值，而且连最基本的父母子女人伦关系也动摇了。

诚信受损的根源还是源自中国人的陋习--表现在官员、党的干部、企事业家、老百姓的身上。接踵而至的恶性事件，大多在商业方面，有统计表明，近十年来中国被公开报道的人为污染的食品，至少有60多种。一系列的丑闻不仅暴露出中国商人唯利是图的缺德本性，诚实的随意也暴露了中国企业生产、销售及政府在品质检测等各个环节上的漏洞。这种将管理机构、企业、专家机构混乱地捆绑在一条利益链上，必然导致上串下通的腐败行为。后果的严重不仅影响国家形象，也削弱了中国的软实力，而且已将危及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已经动摇了国本，绝对不能再姑息迁就了。

现在，该是我们扶正倾斜的社会道德价值的时候了。

注释1：破窗效应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窗户也会莫名其妙的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清洗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会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后，人就会毫不犹豫的抛，丝毫不觉羞愧。地上究竟要有多脏，人们才会觉得反正这么脏，再脏一点无所谓，情况究竟要坏到什么程度？人们才会自暴自弃，让它烂到底。

美国纽约在80年代的时候，真是无处不抢，无日不杀，大白天走在马路上也会害怕。地铁更不用说。后来纽约用破窗效应理论，先改善犯罪的环境,使人们不易犯罪，再慢慢缉凶捕盗,回归秩序。当时这个做法虽然被人讥为缓不济急，“船都要沉了还在洗脚板”，但纽约市还是从维护地铁车厢干净着手，并将不买车票想白搭车的人用手铐铐住排成一列站在月台上，公开向民众宣示政府整顿的决心，结果非常有效。

警察发现人们果然比较不会在干净的场合犯罪，抓逃票很有收获，因为每七名逃票的人中就有一名是通缉犯，二十名中就有一名携带武器，因此警察愿意很认真的去抓逃票，这使得歹徒不敢逃票，出门不敢带武器，以免得不偿失，因小失大。这样，纽约市就是从最小、最容易的地方着手，打破了犯罪环结，使这个恶性循环无法继续下去。

这里引出心理学故事，是想说环境使然，当前中国对道德的冷漠越来越甚，已经达到难以容忍的底线，必须赶快以教育和法治的两手，双管齐下有效阻止道德的负面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