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廖伦焰 另类解读诸葛亮
诸葛亮是破坏国家统一的历史罪魁
雷宇明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大名垂宇宙”。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寄寓了千百年来历代仁人志士对三国时代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智慧的化身诸葛亮的无限景仰和崇高的评价。
尤其是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诸葛亮早已成为千百年来家喻户晓的人物。随着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易中天的“品三国”的持续火爆，诸葛亮等三国历史人物再次掀起了当今社会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然而，2005年下半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家廖伦焰（笔名龙康），却在我国西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里，把他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一个结论公布于世：诸葛亮根本不是千百年来人们称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而是一位破坏国家统一的分裂祖国的罪魁祸首。
此言一出，立刻在互联网上引起激烈反响。廖伦焰是如何提出他的观点的？半年时间过去了，他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吗？对此问题他又有什么新的进展吗？记者近日专程前往四川省盐亭县，采访了提出这一惊世骇俗观点的青年作家廖伦焰。

统一在望时提出“三分天下”的“馊主意”
　
盐亭是位于四川省北部的一个人口为60万的小县，属绵阳市管辖。这里是典型的丘陵地带，据称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元妃嫘祖的诞生地，嫘祖被称为蚕桑之神，现在这里的农村还大面积的种桑养蚕。唐朝大诗人杜甫曾经来到盐亭，写下了“马首见盐亭，高山拥县青；云溪花淡，春廓水泠泠”的不朽诗句。北宋时期，还出过“胸有成竹”这个成语故事来源的画家文同。
廖伦焰，笔名龙康，1963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盐亭县，作家，诗人，现供职于盐亭县农业银行。著有长篇小说《极点》、《性罪》、《龙康中短篇小说集》。近年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研究三国历史，对诸葛亮的研究见解独到。　
在盐亭县城文武街一套简朴的两居室房子中，客厅书架上放满了文史方面的书籍。一张不大的书桌上，《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上，画着密密麻麻的线条和批注。看得出廖伦焰在研读史书方面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说起三国历史，特别是谈起诸葛亮，廖伦焰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很难得刹住。
他说，在公元207年的时候，曹操讨乌桓取得胜利，基本统一了中国北方，184年黄巾起义以来的中国北方内战基本上结束了。曹操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继续“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以绝对强大于南方的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积极准备着进行一场统一全国，消灭南方荆州刘表、扬州孙权两个主要的割据势力的战争。中国统一的曙光，经过20多年内战后，终于出现了！
　　然而，南方江东的孙权集团，却在公元200年，就按照鲁肃与孙权“榻上策”的战略规划，制定了“先两分后统一”的建国方针。并且在207年、208年继续按照这个战略规划，向其西部刘表所属的江夏郡发起进攻，扩大实力，顽固地对抗北方的统一。
稍后，诸葛亮于207年又在“隆中”向刘备提出了“先三分后统一”的建国方针。这样一来，中国的统一在207年就出现了三个方案，即：曹操的通过统一战争，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尽快结束内战、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和孙权、刘备的通过战争，先达到两分、三分天下目标后，再通过战争，结束两分或三分局面，实现国家统一的方案。
他说，公元208年爆发的、关系国家是尽快实现统一、结束战争，还是继续长期分裂、长期内战下去这一命运的赤壁之战，就是在这三个统一方案的矛盾水火不相容的形势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这场战争以北方曹操的失败，南方孙、刘联军的胜利告终。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失败，使得中国统一的进程遭到了严重阻碍，它所产生的影响为后来的“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础。
廖伦焰说，分裂使得战争更加频繁，人民继续为之生灵涂炭。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09年至公元222年三国鼎立正式形成期间，国内战争达36次之多；三国鼎立形成后至公元280年晋灭吴、三国鼎立结束的59年间，国内战争达110次之多。东汉末年，全国人口5648万，公元263年魏灭蜀时，全国人口仅存767万。三分天下，天下多了几十年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孙权、刘备集团“先分后统”的建国方针，是破坏国家统一，着眼于个人利益、地方集团利益的罪恶方针。
廖伦焰认为，历史不应当以成败论英雄。赤壁之战中，发动统一战争的北方是正义的，是汉丞相奉天子之命，顺应统一的历史潮流发动的全国统一战争；顽固抗拒统一的南方割据势力是非正义的，是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应当予以否定的。
　　廖伦焰指出，诸葛亮是在国家统一形势极其难得出现的时候，联吴抗曹“三分”理论的提出者；又是赤壁之战中，代表刘备集团积极实践自己的“隆中”对策，到江东游说孙权，促成孙、刘联盟，促成赤壁之战爆发的重要人物。他理所当然地要对自己危害天下、破坏国家统一，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的言行，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在国家经过20几年内战，统一形势极其难得出现的时候，积极献计献策促成国家统一，尽快结束内战，结束人民饱受的战争之苦，才是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遵循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诸葛亮在这个时候偏偏为刘备出了个分裂国家的“馊主意”，这是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为了集团利益不断地让人民充当炮灰

廖伦焰说，赤壁之战后，刘备势力逐步向益州发展，经过212至214年3年时间的和益州牧刘璋的战争，终于夺取了益州。刘备于公元221年在诸葛亮等人的积极支持下，在仅有一州之地和90万人口的益州称帝，诸葛亮被刘备任命为丞相。至此，诸葛亮三分中国有其一的分裂主张，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彻底地实现了。
廖伦焰说，刘备建立的“国家”是“三国”中最弱小的，但向北方挑起的战争次数却是相当可观的。诸葛亮在公元223年刘备去世后，于228年至234年对曹魏发动了5次带有攻势防御性质的北伐。错误的战争决策，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分天下就开始的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正如诸葛亮《后出师表》中所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
在前三次北伐失败后，公元229年，孙权在江东称帝，建立吴国，诸葛亮派卫尉陈震前往祝贺，并与吴国订立了两分中国的盟约。这个盟约，在《三国志.后主传第三》、《三国志.吴主传第二》、《三国志.陈震传》、《三国志.诸葛亮传第五》四传均作了记载。盟约约定，盟约订立后，属魏的“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对曹魏统治的九州作了分割。
廖伦焰痛心地指出，这个盟约的订立，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究其诸葛亮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天下无二，这个以书面形式出现的“政府”间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约，产生了以下后果。
第一. 以蜀汉承认吴国的合法性换取吴国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承认。蜀汉东吴两个政权的皇帝都是自封的，而魏政权形式上是汉天子刘协禅让的。魏帝坚持自己是国家唯一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权，天下属魏，中国只有一个，蜀汉、东吴占据的领土是魏天下，即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承认蜀汉政权和东吴政权的合法性。盟约的订立，使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东吴的承认。同时，东吴的合法性得到了蜀汉的承认。
第二. 盟约的订立是两个弱小的、逆统一的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小朝廷维系其生命存在的反映。
第三. 蜀汉“先三分后统一”和东吴“先两分后统一”的统一主张，从形式上也被彻底放弃。两个小朝廷重新确立的建国方针，把两分中国作为了各自的最高奋斗目标，最高的建国纲领。恢复汉室的旗号，从法律上被废除。完整的刘氏汉天下的的意义至此不再存在。
第四. 为国家统一制造了更严重的障碍，更加延长了内战时间，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统一进程，增加了人民的苦难，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三国时期人民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存在，为战争而消亡的，人民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战争资源。
第五. 盟约的订立最终逃脱不了分裂国家者灭亡的命运。两个弱小朝廷的联盟，政治上是失败的，军事上仍是弱于北方的，经济基础上，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在三国时代，生产力水平遥遥领先于南方。因此，两分中国的主张只是逆统一历史潮流而动的梦想。在强大的北方政权存在的同时，逆统一历史潮流而动的两分中国的盟约必然地会破产。统一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中国几千年历史是在统一大趋势中向前发展的。自夏至汉至三国，乃至于近代，谁也不可能阻挡这个一如既往的历史趋势。
第六. 两分中国的盟约，对于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状况，起了无比恶劣的作用。从公元184年黄巾起义至公元280年三国结束，中国经历了近100年的内战，汉民族人口锐减，元气大伤，为少数民族势力入主中原，统治中原近300年和国土分裂近300年埋下了一条严重的祸根。589年，隋统一中国后，才又重新恢复了汉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廖伦焰说，公元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遭到失败。234年，诸葛亮联吴共同伐魏也遭到失败，最后殒命于五丈原，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罪魁祸首”是如何被神化了的

廖伦焰说，诸葛亮的一生实际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分裂祖国的一生。他对国家统一所起的破坏作用，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起的破坏作用，是罪在当时，害及千秋的。那么，这个破坏国家统一的“天下第一罪魁”，在历史上是怎么演变成了一个被千秋万代讴歌的“神人”了的呢？
他说，诸葛亮要成为被千秋讴歌的神人，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在魏、蜀、吴三国之中，蜀国必须代表着封建“正统”。
廖伦焰细数历史经典，他说，陈寿撰的正史《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蜀吴为僭国的。如以这种“正统”论，诸葛亮这个蜀汉的丞相，就是僭国的丞相，当然便是后人所不耻的。可历史给后人开了很大一个玩笑，西晋在36年的统一中国后，北方发生了“五胡乱华”，即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晋政权被迫南迁。
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在三国前是从未有过的，这对汉民族的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神州陆沉”。由于华夏民族发祥并成长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所以，传统的“正统”论，是以取得中原统治权为正统观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南渡的东晋王朝的合法性按“地域观”划分就成了一定的问题，为了给东晋司马氏政权的正统地位张目，也出于自身深刻的民族感情，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予以矫正，以“宗室血统正统观”确定“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并且，在向朝廷的上书中，也坚持“吴、魏犯顺”、“蜀人杖正”的观点，这个观点，也很符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反抗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普遍的民族心理。
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由于历史情况发生了变化，“正统”观继续坚持陈寿撰的正史《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可历史发展到南宋时，又出现了赵氏王朝偏安江南、与东晋王朝相类似的情况，历史为政治服务的现象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大理学家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又以蜀为正统，魏为僭国，蜀为正统的地位就这样确立了下来。没有历史的这些曲折，诸葛亮的历史形象，是决不可能发生严重扭曲的。
廖伦焰分析说，蜀为正统的正统观，仅是诸葛亮得以千秋被讴歌的前提条件。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正统的王朝，那么多的贤相，在历史上的地位为什么远不及诸葛亮这个天下第一罪魁那么崇高呢？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追溯到三国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上去。三国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却十分引人注目。少数民族开始统治中原的历史，潜伏于三国后期，爆发在西晋时代。由于三国时代上承汉民族单独地统治中原的终点，下连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起点，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自然会引起后世人民和史学界对三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特殊关注。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进一步神化


在《三国演义》成书前，民间受“宗室血统正统观”的影响，“尊刘抑曹”的关于三国说唱形式的文学作品及杂剧就已普遍地出现了。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仍遵循蜀为正统的创作观念，小说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了政治需要，《三国演义》中塑造的诸葛亮形象，对神化诸葛亮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廖伦焰说，《三国演义》增加了大量的毫无史实依据的内容，如：借东风、草船借箭、舌战群儒、三气周瑜、空城计、智料华容道、识魏延反骨、智取成都、巧摆八阵图、锦囊杀魏延、骂死王郎，死了还以木偶退兵等等纯属虚构的情节，到现在，也还有不少知识分子把其中一些内容误以为真。而诸葛亮的一些真实情况，如蔡瑁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诸葛亮“出山”前在荆州一所由儒学大师执教的学堂里学习、系统地接受过儒学训练，小说可能是为了神化“隆中对”的策略，没有对诸葛亮的这些背景资料向读者介绍，只把诸葛亮创作成为一介典型的村夫，让读者读了小说后，对“隆中对”产生神奇感，对诸葛亮产生神奇感。
再如，《三国志》卷36载：刘备打下成都后，“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等人金各500斤、银千斤、钱5000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刘备集团对劳动人民财富的这种大瓜分、大抢劫，小说中也仅用“遣使赍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蜀锦一千匹，赐与云长。其余官将，给赏有差”一句敷衍过去。
廖伦焰说，诸葛亮在历史上不仅不是《三国演义》中描写的那种“智绝”的典型形象，也不是大汉王朝中央政权的忠臣，因为大汉王朝中央政权从未授予诸葛亮任何官职。诸葛亮在历史上仅是一个被分裂国家的丞相，被分裂国家皇帝的利益，便是他的个人利益。隆中对策既是诸葛亮给刘备称帝的献策，又是他自己与刘备同恶相济的人生打算和愿望。
他说，当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时，就要用他一生的作为对人民幸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把唯一公正的尺子去衡量。在这把公正的尺子面前，一切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就都真实地展现出来了；一切历史的迷雾，便都自然地烟销云散了。
说到激动处，这位40多岁的青年作家显得有些难以自制地说：“我们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谁给人类制造了不应该有的痛苦和不幸，谁剥夺了人类应该有而没有了的美好生活的权力，谁就是人类社会的敌人，这就是我的历史观，相信也应该是绝大多数现代人共同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