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西方看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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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教导我们,“存在即自然”,基督教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石不是偶然的,有它自然和必然的道理,它对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现在全世界大约有15或20亿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对当今国际社会和人们思想生活的影响就规模而言也是不可低估的。正如James Twitchell教授在《挑选上帝》(Shopping for God)中指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就成为一个制度(institutionized),到了欧洲基督教成为一个文化,到了美国,基督教才成为一个产业(enterprise)”,美国在继承、演变、发展和普及基督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和杰出的企业家。
在前一篇文章(认识美国,从宗教信仰出发),我们从宗教意识形态的角度对美国社会、外交政策和它的民主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现在让我们继续就宗教这个主题对美国的文化作进一步讨论。为了对美国的宗教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首先让我们来走马观花一下上文未提到的美国的宗教左派;其次,结合上文的内容阐释美国式民主背后真正的宗教含义;再次,用中国人较熟悉的的美国通俗文化(体育和电影)为例来揭示基督教思想对美国通俗文化的潜在影响与关系;最后,同样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和以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式分析中国社会,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对策。
》美国的宗教左派
在诸多的宗教派系中,美国有一个所谓的宗教左派或基督教左派(the religious left or Christian left),他们的现代思想和理念在神学家Jim Wallis所著的畅销书《上帝之政治》(God's politics)中有精彩、感人和较全面的体现。Wallis从圣经和基督教的原教旨出发,重温了耶稣治病救人、扶危救困的神迹,教育人们爱人如爱己,以基督毫不利己、全心为人的精神为榜样,致力于纠正社会弊病(如种族歧视和贫困)和为社会公正和和平而奋斗。他认为这才是基督教的真正使命。从基督的反战思想出发,他尤其严厉地抨击了布什的教条和伊拉克战争,认为布什对伊战的假设前提就是错误的,这个前提即美国代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善的力量,对一个美国政府擅自定义的邪恶而战。基督教左派崇尚和平(外交)、反对武力,认为美国应该致力于解决国内诸多的社会问题(没有必要也无权干预他国内政)。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耶稣是最早的社会主义分子”,应该是对基督教左派思想的赞扬。
在美国,基督教左派(一般指民主党)和右派(一般指共和党)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支持或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不知从何时开始,好像支持生命(反对堕胎)和反对同性婚姻的基督徒才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因此每当民主党共和党发生有关道德方面的口水战,民主党似乎总是给人“低人一等”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一般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谈自己信仰的原因之一。基督教保守派的领袖Rick Warren在9月份一个电视直播的宗教大会上分别采访了08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他最举国瞩目的问题是,“人权始于何时”?麦凯恩的回答当然是“受孕的那一刻”。而奥巴马的回答是,“不好说(beyond my pay grade)”。从科学的角度(根据学者Richard Dawkins)来说,生命应该始于“胎儿开始有意识”,当然这是一个无论是在宗教界还是科学界都值得讨论的问题。关于同性恋问题,NPR的《话说信仰》有次采访4位左派的宗教人士,一位教士讲到了他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年轻人想自杀因为他认为上帝犯了个错误(造了同性恋的他)。教士认为如果基督教不接受这样好的年轻人,还有什么道德上的意义可讲?另一位著名的左派代表为哈佛大学神学家Peter Gomes,针对被保守派谴责的同性恋问题,在《不光彩的福音》(The scandalous gospel)中指出:耶稣会欢迎同性恋。Gomes认为美国人应该超越圣经,在这个充满敌意、折磨和不公正的世界重新找到福音。
相信大部分读者会对Wallis和Gomes等宗教左派的思想观点持同情、赞许的态度。遗憾的是在美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占主导的是宗教右派,美国宗教界的左派没有像右派那样有历史和严密的组织、不太热衷于参政或表达政治观点,更主要的是在政界、媒体、企业界等远没有保守派那样有关系(控制)和影响力。
》美国的道德和民主的本质
基于保守主义鼻祖、空军上将、宗教领袖、参议员和1964年总统候选人Barry Goldwater的思想体系,基督教的保守主义神学思想在里根行政期达到了高峰,冷战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保守主义在美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共和党一直把自己标榜为站在美国社会道德的最高点,因此美国人在国际社会把自己标榜为道德灯塔也就很自然了。那末,宗教(明确地说基督教)是否应该(已既成事实)是美国社会道德的唯一来源?美国哲学家Susan Neiman在她的新作《道德清晰度》(Moral clarity)中,用圣经中著名的罪恶之城的故事来说明人的道德不是来自上帝、也不是来自圣经,她对号称拥有道德清晰度的布什行政非常尖刻,称他们早已触犯了“十戒”中的9戒(不贪恋人妻的第十戒除外),她称4年前选布什连任的那一半美国人都是鼠目寸光(cannot see beyond the tip of their nose)。她认为社会道德的定义应该借鉴启蒙运动时哲学家们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人类指明了4个新的价值观:追求幸福的权利(笔者理解为不信上帝控制一切)、尊敬(他人和自然——与儒家道家相同)、希望和思索(reason;不盲从)。
美国推销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即平等、自由和民主到底是什么?平等也许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但自由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美国人总是把美国和西方称为自由世界,但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去过美国或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人都会认为在中国要比在美国更自由,这不仅仅只是出于文化环境的缘故。当然美国人所谓的的自由更包含了基督教教义中被救赎“重生”的含义。美国人也常说,“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至于民主,一般的说法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有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是多数人的观点不对(或不道德)该怎么施行民主?美国南北战争前夕,大多数(州)美国人认为奴隶制没有问题——因为圣经认可奴隶制,我们只能想象当时林肯总统面临的(道德上的)挑战。
那么,美国民主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它就是所谓的(社会)公正,自由平等民主的深一层含义都是公正。林肯当年就是运用了公正的道义,并巧妙地利用圣经(矛盾)的内容来定义、论证和说服北方:奴隶制就是(基督教新定义的)邪恶。上文我们提到了美国式民主就是现代的基督教思想,因为追求(社会)公正是基督教教条中(最主要)的一个。回顾一下西方的文明史,最初犹太人耶稣向犹太教示威是追求公正;16世纪马丁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直接导致产生了路德、加尔文和安立甘的三大新教(Protestantism)并与天主教的分裂是追求公正;17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们乘帆船五月花抵达新英格兰是追求公正;美国对英国的独立战争是追求公正(反对英王的不公平税收政策);美国的南北战争是追求公正(即上述的南北两方对奴隶制不共戴天之认识);美国参加二战是追求公正(对日本偷袭的报复;实际上,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总统从未对意大利和德国向国会请战。美对日宣战后三天,意、德向美宣战);60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是追求公正(反对种族歧视)。如今,美国政府把他们的人权外交政策也标榜为追求公正,这也是美国政界领袖们就美国对中东和非洲等地区一些冲突的干预经常表达的一种断论。麦凯恩曾经说过,“美国就是基督之国”,基督思想主导了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基督思想定义了美国式的民主。美国的宪法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规定“政教分开”。
在上文我们已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不少讨论,来说明对公正绝对化的不足和有害之处。在国际社会,各国各民族由于文化的差异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一味追求自我(一方,往往是强者)定义的公正,不尊重或无视另一方(往往是弱者)的文化,必然会导致像美国那样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美国人为了实现他们所谓的社会公正,换句话说,随意按基督教主义来定义邪恶,最后必然导致武力冲突的悲剧(当然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不是悲剧是道义上的胜利)。伊战是一个最新的例子,美国人为了追求绝对的社会公正,推翻被布什等定义为魔鬼的专制政府,不惜牺牲生命(4千多美军和超过1百20万的伊拉克平民——美国人称之为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再来看看美国支持生命的保守派认定堕胎甚至干细胞研究是谋杀,试问,这是绝对的公正还是虚伪的人道?由此可见,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公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美国人现在追求的绝对公正其实是不公正的。
在9月底CNN主播Fareed Zakaria采访温家宝总理时的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持有约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使(有些)美国人感到不安。你是否可以保证中国政府不会以此作为对付美国的一个武器?”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的公正,充满了对中国的敌意。它只是代表了美国人一个典型的复杂和虚伪的心理:把中国当成不可缺少的生意伙伴,又把中国看成是冷战后不可缺少的最大的敌人,唯恐中国挑战并取代美国的霸权。归根到底是美国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无知或者是对中国人公正的无视。也许美国人是对的,为什么中国要把中国看成邪恶的美国当朋友呢?这太不公(平)正。
》美国的通俗文化和宗教思想
追求公正(和公平)这个意识形态主题不但主宰了美国的宗教和政治,它也深深地融入了美国的通俗文化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用通俗文化的两个特例体育和电影,就基督教思想对美国通俗文化的决定性影响作一个探讨。
》》体育
大家对美国的体育比较熟悉,都观察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足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体育比赛,唯独美国除外。无论是从参与普及率还是从观众欣赏度,足球在美国进不了前三名。美国人最喜欢的球赛是美式橄榄球、棒球、冰球和篮球,足球只是小学生中普及的球类项目之一,到了高中、大学,足球就被其它球类项目所淹没。虽然专业足球大联盟搞得咋咋呼呼、球员水平也不错,但球员薪水、赞助商投资、观众数量、和电视转播均与其它体育比赛不可同日而语。问问一般老美,“为什么你们不喜欢足球”?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比分太低?难做广告?裁判权力不大、不能随时暂停比赛?”在非美国人看来,(即使英国人都说)一场零比零的足球赛可以踢得非常精彩,比赛没有暂停也可以在电视画面上做广告,不能暂停不是更能考验教练的战术水平和球员的创造力吗。
美国人不喜欢足球,是因为他们认为足球比赛的结果往往不公正(Soccer is not a fair game),因为(足球比赛经常发生)一个弱队可以打败一个强队,这是美国人很难接受的逻辑,而世界上其他人都说因为“足球是圆的”——甚至认为弱队打败强队也是一种魅力——生活本来就不公平的。在美国,为追求比赛的绝对公正,如NBA的季后赛采用七场四胜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强队最后胜出。当然,多场比赛是对球员体能和意志的考验,多场比赛带来的票房收入也是美国人追求公正的额外经济效益。
美国人在球类比赛项目上追求绝对的公正,还体现在对“电视重放”技术的大力应用。电视重放(video technology)由于打断比赛的连贯性和削减美丽足球的“魅力”一直未被国际足联采纳,在美国体育界,电视重放裁决已经司空见惯。看过美式橄榄球比赛的人都注意到,每每遇到一个裁判没看清或几个裁判有争议的比赛片段,裁判一定会跑到一个他们专用的电视机前,反复观看该片段的慢镜头重放。为减少光扰,电视机屏幕前还搭上了一圈黑布,裁判很像一个翘着屁股忙着拍集体照的摄影师。但最不可思议的是,全场观众居然耐心等待、无一人抱怨。这还没完,等半天裁判搞清那片段中谁对谁错后,还要通过球场扩音喇叭,面向观众主席台,大声宣布判决结果。
来比较一下最近结束的欧洲杯足球锦标赛,复赛第一场德国对葡萄牙。德国球星巴拉克在葡萄牙后卫费雷拉争顶起跳后,轻轻推开了他一下,然后自己轻松地顶进了一个漂亮的头球。裁判没看见推人,进球有效,葡萄牙教练再抗议也是徒劳,因为这就是足球。如果国际足联之前采用“电视重放”,也许进半决赛的不是德国队。很自然地,巴拉克的照片充满了第二天的媒体头版,一个骗子居然成了一个英雄。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理解美国人不惜追求公正的动机。
》》电影
好莱坞的电影是美国通俗文化的代名词,它对中国(和世界)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好多学者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文化侵略,因为它对每个普通中国人尤其是对青少年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的深远度是很多学者们都不忍估计的。现在让我们从宗教思想的角度来对此作一个分析。
08年夏天,一部叫《功夫熊猫》的美国动画片在中国及全球非常上座,就像好多好莱坞大片,为好莱坞挣得了上亿的票房收入。美国人这种用你的历史、用你的文化,赚你的钱,同时有成功出售他们的价值观的手法,的确叫人羡慕。我们对《功夫熊猫》的反映比较复杂,有骂娘的、有赞赏的,有抵制的、还有感叹的,为什么我们拍不出这样的片子?央视九台的新闻《对话》曾经对此作了专栏讨论,节目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剧作家兼导演,一位是外国语学院教授。教授的观点是中国的动画片制作技术欠佳,一旦这方面的硬件到位,高水平的片子就会自然产生。而剧作家认为软件更重要,没有好的本子,就没有好的片子。不过,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写出来。
为什么我们写不出像《功夫熊猫》这样的本子?答案可能有好多,主要是文化的差别。翻译成中文的《功夫熊猫》看上去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国片: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功夫、中国的山水,连原声片中的好多人物的英语还带中国腔。但此片的中心思想是的的确确的美国货,除了上述的追求公正以外,如果观众熟悉基督教推崇的七个美德,就不难看出《功夫熊猫》解释了其中的三个:信仰(无条件相信)、希望和勇气;此外,《功夫熊猫》还再一次对所谓的“美国梦”做了一个艺术诠释,只要有梦想、勤奋、有信仰,就一定会成功,英雄出生没有高贵低贱之分,不管你是掌勺的,还是个胖子。
世上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抵挡好莱坞的魅力,为什么?因为好莱坞的文化有很多积极向上的好的因素。不过,像《花木兰》一样,《功夫熊猫》其实是一个特例,好莱坞最典型的影片要数超级英雄电影了(如蝙蝠人、超人、蜘蛛人等)。我们不难发现故事中超级英雄总是有一个超级坏蛋作对,整个故事就是英雄与坏蛋的斗争,救赎软弱无辜的百姓,而且故事结局总是英雄以很暴力的方式战胜坏蛋。不要以为这种模式是美国人呆板或像孩子似的幼稚,其实这是由美国的基督教文化所决定。正如上文所述,如果只用两个字来概括基督教的文化,那就是“善”与“恶”,基督教哲学就是关于善与恶永恒的斗争:上帝对撒旦、天使对魔鬼、正义对邪恶、英雄对坏蛋。美国人对正义战胜邪恶的不二信仰决定了好莱坞电影孩童般的理想结局。就是《功夫熊猫》的结局(龙勇士战胜豺狼)也逃不了这个俗套,因为这样的结局为绝大部分人所接受,也就是说,正义战胜邪恶是一个公正的结局。
》》基督教的天命论
这种正义(善)战胜邪恶的故事模式起源于美国基督教的天命千禧年论,天命千禧年论也可以简称为天命论,是一个关于含有一系列事件的世界末日预言,第一件事就是关于真基督徒的升天(rapture)——所有真基督徒们将奇迹般地在地球上瞬间消失,留下的人(非货真价实的基督徒、异教徒和不信教者)要经历一个为期7年的充满战争和自然灾难的苦难期(tribulation),期间,地球上会出现一个撒旦附身的反基督(antichrist),他提倡一个世界政府、同一个宗教,对任何反对者格杀勿论。7年后,基督将重新辉煌地回到地球,惨烈地打败撒旦并开始1千年地球的和谐统治,即所谓的千禧年。其实这个关于基督再临(第二次降临人间)的千禧年论,可以分为前千禧年论派(Premillennialism)、后千禧年论派(Postmillennialism)和非千禧年论派(Amillennialism),前论说基督在千禧年前再临;后论说再临在千禧年之后;非论则否认有所谓的千禧年,主耶稣的国度不是现世的,而是永世的。虽然前论并不是基督教信仰的主流,但由于它“扣人心弦”的情节,得到了信徒们及大众和好莱坞的青睐。用史学家Eugen Weber的话,“在过去至少2200年,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传人被天启和千禧年深深地着了迷,因为它揭示了世界和人类的命运”。据史学家们的共识,千禧年论产生于犹太人或基督徒历史上的苦难时期,因为天启向他们保证,不管苦海如何无边,上帝已经把希望放在未来。
在新约中,千禧年论记录在启示录20:2-7,约翰“看见”(had a vision)一个天使把魔鬼撒旦绑起来扔进了一个无底洞关了一千年,在这一千年,耶稣和基督的烈士们统治了地球。前论实际上也被有些学者看成是宗教极端主义,它甚至对美国的政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怀疑全球化、轻视联合国是基督徒对7年苦难期联想的结果。史学家认为它与近代史上的一位神学家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有关,基于早期基督徒关于最后的审判及基督徒升空的想法,Darby采用了一个在圣经中找不到的词“升天”(rapture还含有狂喜的意思)。到19世纪后,一套详细的天启事件包括升天、7年苦难、辉煌显身和最终的千禧年才在神学中出现。在美国,千禧年已成为提倡圣经的真理性和正统基督教的主要理论。
》》从西部片到《夜侠》
20世纪以来,受千禧年论宗教思想的指导,美国社会先后形成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通俗文化模式:西部片和连环画(comics)。他们的共同特点包括:前所未有的普及率和影响度;都是关于救赎的故事;善与恶的抗争;和通过暴力解决问题。西部片的模式一般是发生在前线,总是文明和原始短兵相接的地方。未开化的野蛮人反抗代表法律、秩序和礼仪的文明人的武装力量,这个力量为农民(移民)、乡村女教师和未来所有的美国人而战。结局不言而喻因为人人都知道文明的力量胜出。有意思的是,在好多西部片中,好人带白帽坏人带黑帽。现代中国的年轻人可能错过了西部片或不太了解美国的连环画,但基于连环画、由好莱坞开发然后国际化的超级英雄电影系列是我们所非常熟悉的。其实这些好莱坞大片(包括星球大战和007之类的大片)都是换汤不换药的西部片,因为他们除了把英雄(有时和坏蛋一起)赋予了(从连环画引进的)非凡的超自然能力、加上一些夸张的服装(往往还带斗篷)和花哨的兵器外,主题还是救赎、善与恶的斗争,最后暴力解决问题(铲除邪恶)。当然战场也从县、镇发展到了全国、全世界、甚至宇宙空间。大家熟悉的有《超人》、《蜘蛛人》、《蝙蝠侠》、《钢铁侠》等等。
让我们就最新的08年7月上映的蝙蝠侠的《夜侠》(The dark knight)做进一步分析,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公认为最精彩、最上坐、宗教思想最深刻、最有道德争议的一部大片。《夜侠》强调了这样一个基督教深信不疑的真理:世上有纯粹的、绝对的、不折不扣的邪恶(魔鬼——影片中的小丑),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人间变成地狱(watch the world burn)。魔鬼不讲任何条件、不对金钱(甚至女色)感兴趣,所以根本不可被谈判或妥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消灭。影片用“白马骑士”(white knight相对夜侠dark knight)检察官来说明代表正义的法律、警察在邪恶小丑面前束手无策,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软弱、无辜和无能的百姓只能求助于英雄蝙蝠侠。影片重新对传统的英雄作了定义,蝙蝠侠说自己不是英雄,因为他本人就是个违法者(outlaw),因为他手上沾了无辜人的血,因为他(像美军一样)虐待囚犯,因为他(像FBI一样)搞违法窃听……为了保持(被小丑腐蚀的)“白马骑士”的英雄形象,他甚至自愿担当所有白马骑士的罪名,“要么当英雄而死,要么活下去看着自己变成坏蛋”。在片尾警察局长说的话,听起来就像在给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所作所为,作不能再高明的辩护:“(蝙蝠侠)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所应得的英雄……是我们的保护天使,是我们的不眠救星,是我们的夜侠”。蝙蝠侠真的是现实世界所应得的英雄吗?他无视也不信任法律,利用自己超级的能力和权力,为自己所定义的正义(self-righteousness)而战,一个恰如其分的美国式正义的化身。
我们完全可以说那只是胡编乱造的电影罢了,有必要小题大做吗?不可低估基督教思想在通俗文化中的渗透,因为像好莱坞大片这样的美国通俗文化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娱乐和日常话题,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接受了其中的思想和价值观。在美国,通过通俗文化和有组织的宗教之间的相互融入,正规的宗教就这样成型美国(然后是世界)通俗文化,两者的相融反过来更强调、改善了正规宗教的一些理论和假说。Pittsburgh神学院教授John Nelson早在1976年著作《Your God is alive and well and appearing in popular culture》中就提出一种与传统宗教并存的所谓美国的“文化宗教”。与有组织、有计划、有仪式的传统的宗教相比,文化宗教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但同样渗透进了美国人的生活。Nelson认为,通俗文化如在家里客厅看电视,就是一个对美国文化宗教的崇拜(礼拜)经历。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套信仰和价值观体系,美国文化宗教提供的这一套不是美国人所转信的(converted),因为他们从小就认为那是真理,这也是作为美国人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学得太好,以至于他们对此坚信不渝。每当他们看电视、读流行杂志和小说、听流行歌曲、看电影和专业体育比赛,他们都在不断巩固这一套美国文化的信念和价值。他们事实上在上美国文化宗教的礼拜,一星期15到20小时。现在,我们这些非美国人不也正是在照着他们做吗?
》中国文化的个性和美德
上文我们谈到了美国文化是一种阴阳制约的平衡,阳(素)代表了科学、自由和个人主义,阴(素)则代表了宗教和保守主义。基督教在美国社会对物质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意识形态制衡的作用,就让我们把这个从美国社会观察分析总结出来的模式叫做阴阳模型。如果用这个阴阳模型来分析中国,中国社会的阳与美国社会(或其他社会)的阳应该相似,即促进社会物质发展的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私有化、商业化和个人主义等,类似于文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社会的的阴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宗教)文化:儒家、道家和佛教(或称三教一体)。应该说儒家(教)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此我们只能斗胆作一些肤浅和高度选择性的分析。与西方的公正相对而言,中国人或文化(的个性)更讲究情理、讲究合理,所谓合情合理,用曾仕强教授的话叫做“合理的不公平”,这无疑适用于企业管理,也适用于社会。“合理的不公平”是曾教授对中国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对社会观察的体会而形成的企业管理哲学。孔融让梨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从绝对的公平来讲,孔融做得不一定对,从伦理道德情义来讲他做得合理。相信读者可以找出更多更合理的实例。当然我们不是说中国人不应该追求公平(正),但首先需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理解,协调好公平和合理的关系或者合理的不公平,不能全盘接受美国式民主里面的公正。
话要说回来,合理的不公平,那什么是理?而且我们还有一句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的祖先是不是有意要把我们搞糊涂?我想他们是要告诉我们世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好多事情并不是非白即黑、非善即恶,而是阴阳相交、错综复杂,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善(所以中国人不信全善的上帝),任何事情也不是绝对的恶。
关于中国社会的道和德,有一个历史事实很说明问题,那就是被称为与四大发明并驾齐驱的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不管贫富贵贱)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从公元605年的隋文帝到1905年的光绪经历了1300多年。科举制度打破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和等级观念,被公认为社会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重要(往往被忽略)的是科举制度在客观上对带动全民族尊重知识、崇尚儒家美德、改善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说,科举制度在那1300多年的中国历史段,为整个社会健全了一张全方位的道德之网,是一个道德和利益(中举做官)完美结合的典范。可惜这张网络也随着科举制度被清朝政府的废除而变得支离破碎,但从清朝到至今,儒教文化却奇迹般地在中国的一个个普通家庭中生存了下来,足以证明它顽强的生命力(尤其是经历了文革的10年浩劫),如今的国学热真实地反映了普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念和信仰道德的渴望。
还有一个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反复重演的事实,即所谓对异族的同化或汉化。都说儒教文化的中庸之道是中华文明得以生存的根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屡次被外族征服,但结果总是外来民族被中华民族同化或汉化,这除了说明中华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我们现代人(在全方位羡慕西方文明的同时)有没有真诚地问过自己:也许中国文化有一种神秘的高尚性?因为外来者多半是被汉族称为蛮夷的不开化民族,往往被高尚深邃的中国文化(儒家道家佛教的美德)所折服和感化?
30年前中国打开国门,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开放。开放引进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金钱万能主义等等的现代文化也像洪水决堤一样涌入。用阴阳模型来解释,放宽的经济政策、人的私欲、发家致富的心理和政府支持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像脱了缰的野马,但作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阴素(意识形态、道德规范)却被相对淡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政府的工作重点(因为我们穷够了)。仁义礼智信早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就被唾弃,又遭到了文革时期毁灭性的打击,随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侵入,人们的本土信仰(和其指导下的道德规范)也随之被轻视或丢失殆尽,如今全社会的道德滑坡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中华民族从信仰危机自然发展到了道德危机。有观点认为这是由于中国法制(如食品法)不全。没错,不过,法是惩罚性的,有了法又怎么样?不懂法、有法不依、知法犯法的事情比比皆是,法律治不了道德(败坏),真正限制人言行的是道德规范,而信仰是道德的源泉。
》东西方宗教思想的区别
祖先给我们留下了5千多年的文化遗产,太多,多得似乎我们现在还理不清,尤其是在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下,我们更是迷失了方向。正如甘阳教授所言,别说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也不明白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再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中国、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做一下分析。我们还是以西方文化的领袖基督教文化为焦点。
基督教文化也可以简单地看作为关于神的文化(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本),即一切信仰教条、道德规范都围绕着神即上帝。人生来有罪,只有接受上帝、耶稣的教导才能得到救赎(赎罪),以耶稣的爱和他所作所为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最后进天堂极乐世界。东方文化可以浓缩为占主导的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儒教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即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好像祖先早就认识到上帝并不存在,中国的宗教是崇拜祖先崇拜自然。祖先给了我们生命和智慧,崇拜祖先天经地义;自然给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追求幸福的场所,崇拜自然也顺其自然。孔子在学生问他关于阴间时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充分表明了古人以人为本的人生哲学。用最简单通俗的话来说,中国的宗教(西方人的定义称儒教为哲学而不是宗教)文化就是“做君子”,儒教就是一个教人做君子的哲学和宗教学说。在2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儒教成就了一个控制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成为君子或成为圣人(用佛家语言即成仙)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多么让人向往,听起来多么高尚!我想这也许是蛮夷们被同化的主要原因吧,因为他们的道德(要是有道德和文化的话)在儒教面前显得多么渺小!
从人之初性本善到做君子成仙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是中国人做人的一个不断努力不断完善的过程,这种思想与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不同,还可以说是相抵触的。已经领略了它的原罪说与性本善的天壤之别,东方人的成君子和成仙也不可能为基督教思想所赞赏甚至理解。从字面上理解,仙就是神,而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断定神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有罪的(东方)人怎么能成为神?
当然表现在伦理和价值观方面的东西方冲突,还是集中在西方的绝对公正和东方的合理的不公正(西方人显然不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和平共处的主权外交应该含有合理的概念(如对人权的不同解释;很多场合人们只是照搬了美国的人权定义)。可以说,很多外交上的冲突源于价值观的不同,也就是宗教文化的不同。要达到外交上的妥协、价值观方面的相互尊重,对各自(东西方)文化的合理理解自然是重要之重要。
从当今的国际局势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可谓霸道和咄咄逼人,而东方文化则显得羞怯和温文尔雅(而且鲜为人知),这与东西方文化的特征有关。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化是一个公认的扩张性(aggression)文化,引用美国神学家David Bosch在《改革中的传教》(Transforming mission)书中的话来说,“哪儿有殖民,哪儿就有基督教传教”。对于在西方读过15、16世纪世界史的人来说,殖民主义和传教主义一体化是天经地义的。所有天主教或新教统治者都一致认为征服他国不只是扩展他们的政治霸权,被征服和被殖民的人们也必须被(传)教化(missionized)。“传教和殖民不可分割:殖民就是传教,传教就意味殖民”。央视有一个叫《大国崛起》的纪录片非常生动精彩,但在叙述当时葡萄牙、西班牙帝国对亚洲的扩张时忽略了一个比香料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传教,把帝国主义霸权扩张的动机只放在香料上是不成熟的,就连当年哥伦布跨洋远征,寻找他想象中的印度,其主要的目的也是传教,正如他的日记所述,“我是上帝的使者,上帝在圣约翰末日预言中告诉了我们一个新的天堂和王国(earth),……并为我指明了它的方向”。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殖民主义已成为历史,殖民已被全球化所代替,全球化就是按美国人所定义的全球民主化。因此,实现美国民主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延伸和基督思想的扩张。
》中国的通俗文化和宗教思想
与美国的宗教文化一样,中国的宗教在通俗文化中也有渗透和影响,在此我们用美国人看中国电影作为例子。电影是一种现代艺术,对一般美国人来说几乎是了解东方的(唯一)有效途径,因为在美国关于中国的新闻多半是片面(和负面)的报道。顺便说一句,美国人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另一途径就是读像哈金之流写的书,在《A free life》中,中国人被写成是由于撒谎成习惯而不会说真话的人。
也许是受早期香港电影的影响,中国文化在美国人眼里不是武打就是吃饭,这是成龙的大片《上海正午》的导演Tom Dey所言,因此在影片中,一帮子中国人出现时场景往往是他们在吃饭。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人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探索心理,回顾一下近几年的电影史,真正在美国上座的中国影片没几部,最突出的要数《卧虎藏龙》。美国人对该片的兴趣不仅仅在于里面的武打,更在于引人入胜的故事和它揭示的深奥难解的文化。譬如,为什么李慕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对秀莲表达他的爱情?为什么焦龙在沙漠上的英雄加美人经历以后却有更高更远的向往(如对李慕白的教条)?让他们百思不解的是为什么焦龙在似乎领略了江湖人生的道理后反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焦龙跳崖给观众的感觉是升天。)这一切似乎都与西方的文化相悖。再有,故事中的坏蛋与好莱坞模式有本质的区别,碧眼狐狸原来也是个受害者,她对焦龙的爱和恨又是那样的真实、叫人唏嘘哀叹。我们中国人何尝能理解故事中深刻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李慕白为什么要挂剑退出江湖(当然更吸引观众的结局是他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江湖恩怨,所以也就不能到达道家的境界)?按照西方人的逻辑,李慕白应该像蝙蝠侠那样去除暴安良,为自我定义的正义而战斗到底。中国的文化就像影片中的竹林,不静跌宕、深不可测。
儒家的做君子和道家的无为其实是相通的,是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的两个境界,如果世上每个人都能克己为人,朝道德完人和圣人的方向努力,这个世界就能达到一个和谐共处和无为的境界,这也许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的文化精髓和美德,也许就是中国人同化任何外族人的高尚情操,这也是现代中国人应该不遗余力推崇的宗教意识形态,这也应该是东方宗教克制西方宗教(扩张的美国式民主)唯一的思想盾牌,这也应该是中国引荐给人类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和进一步提高自己国家地位和领导第三世界的软实力。
》中医的启示
最近观看了60集电视纪录片《黄帝内经》,深有感触,觉得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完全可以用中医和西医的区别来比较。在药理方面,西医采用人造的化学药品,而中医则采用天然的药草;在对人体结构分析方面,西医是基于对尸体的解剖,而中医更基于对活体研究的经络。如今随着世界文明的不断西化,中医也逐渐在丢失这场从上世纪初开始的抗争,西方人不承认中医,连中国人也对中医丧失信心。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医在对一些西医束手无策的绝症、慢性病和传染病方面出乎意料的成就,潮水似乎已经掉头转向。在治疗癌症方面,西医都采用化疗、放疗等手法企图杀死癌细胞,结果往往是摧毁病人的免疫系统,把人也杀死,所谓“西医让你明明白白地死”。中医则通过提高病人的免疫力或抵抗力来治疗癌症病人,很多时候“中医让你糊里糊涂地活着”。在当年抗击非典传染病,中医更是显示了威力,用国际健康组织的话,“中医治疗很奇妙,值得推广”。现在我们认识到,中医的治疗原理与西医截然相反,西医是杀(病毒、病邪)——听上去不很耳熟吗?而中医是驱赶,所谓“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病邪、病毒是自然、天、宇宙的一部分,“存在即自然”,为什么要杀它呢?而且很多情况下人也杀不死它,因为病毒会演(病)变。中医的天人相应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机密,天人合一的一个经典体现。
钱学森先生说过,“中医的理论和实践,在我们真正地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中国的国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日本的启示
一般的共识是,日本是最善长学习并接纳外来先进文明的国家,现代日本文明被学者们看作为汉唐文明和西洋文明的杂交复制品。一个荒蛮的民族,就因为虚心学习接纳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一跃成为这个世界的“一等民族”,学生日本超过了老师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为什么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相比)在学习外来先进文明的过程中,能做到虚心诚恳全心全意的全盘接受?也许神学家Motohisa Yamakage的著作(2007年英译版)《神道的本质》(The essence of shinto: Japan's spiritual heart)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不像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或儒教,日本的神道没有创始人(相对摩西、基督、穆罕默德、释迦牟尼或孔子而言),神道也没有教条(即教育信徒做什么即美德和什么不能做即罪恶),但神道有一个其他宗教鲜有的特点,即积极演变、乐意接受外来文化和思想,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虚心诚恳全心全意的学习接受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和现代西方的价值观的宗教根源。加上日本的教育普及率和国民的勤奋天性,日本成为强国不是偶然的。但是,除了在经济发展方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未来日本能否像美国一样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笔者认为不太可能。从宗教思想角度来看,神道没有教条也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也就不可能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即没有我们现在所说的软实力。软实力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企业管理),在近几年的企业业绩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像日产汽车和索尼这样一流跨国公司的衰退,这些往日的巨头只能靠聘用西方的执行长才能起死回生。没有软实力,就没有企业界所谓的有机增长。日本的经济奇迹似乎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按照历史的规律,日本的(企业)文化似乎需要再一次外源刺激。
不过,日本宗教文化在历史上(民主化的同时)成功地抵制了天主教的扩张,保持了民族的本色——按西方定义,日本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基督教神学界普遍认为神道不是宗教,只是迷信——同时几乎完美和谐地融合了东西方的文明,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中国怎么办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引进了发展社会动力的阳素(催化剂),但没有引进制约社会道德的阴素即宗教信仰,以至于中国社会阴阳失调。那末,引进基督教是否就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从上述对东西方宗教的本质比较分析,我们已经看到两者的不同和相抵触性,让我们再从历史的角度来否定这种可行性。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史可以写一本书,读过历史的人也许了解,基督教早在公元635年唐朝时期就进入中国传教,当时叫景教。后来到清朝时期天主教和新教一直有过很多尝试,最闻名的要数19世纪中叶以失败而告终的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基督教在历史上没有在中国扎下根?原因很多,主要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宗教文化传统。有的国家或文化如菲律宾等,在强大的西方文明基督教前不堪一击被完全(传)教化。曾仕强教授曾诙谐地说过,如果当时他们把上帝译成老天爷,中国人就全信基督了。美国神学家、宗教学者Philip Jenkins在他的畅销书《下一个基督世界》(The next christendom)也提出,基督教应该向佛教学习,顺应儒家和道家的文化,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但从历史上来看“顺应”的难度不小,Jenkins举了一个1692年的例子,当时康熙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统治者,清王朝帝国有1.5亿人口,相当于整个欧洲(包括俄国)。康熙在欢迎基督教的“听证会”上听取了教士的传教后这样问道,“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上帝等了1600年才告知我们?为什么(圣经)忽略了我们,而只提到了蛮夷?”不知现在的文化基督徒对康熙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当然,Jenkins的目的是探讨基督教传教的艺术,督促基督教应该学习佛教、顺应中国的本土文化。
从上述讨论得知,两个原则上相互对立的宗教很难做到协调共处,也许是基督教未能在中国历史上得到推广的原因之一吧。从横向的国际社会来看,受中国古典文化深度影响的国家如日本也没有被(天主教)基督化;台湾政府虽然也实现了美国式的民主,但宗教思想还是保持了民族文化的本色。
从我们的阴阳模型来看,中国有必要加强信仰方面的工作和教育,这个信仰就是中国的宗教(三教一体)或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学。中国重振国学的意义重大,第一,也是当务之急,满足大众对信仰的饥渴、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改善社会风气、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第二,只有崇尚、发展自己的宗教,弘扬自己的文化,使大部分公民都做到有信仰、讲道德,才能更有效地抵制基督教的思想意识形态扩张。祖先已经用历史向我们证明可以用自己的宗教文化抵制殖民主义和基督教的扩张,我们只要照着做就是了。共产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产物,它不是基督教的对手,也没有在西方得到发展,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在东方得到实现。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5000多年灿烂的文化遗产,历史证明东方文化至少可以与西方文化分庭抗礼,我们为什么不用它呢?
第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下,阐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并为其未来的国际化作努力,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将来与东方的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抗衡的还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提高了软实力才能更有效地得到第三世界的支持,才能更好地帮助第三世界,光凭经济改革(发财致富)的世界观是走不远的。
如何重振中国宗教文化儒家、道家和佛教?最近几年来的国学热表明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尊重和对信仰的要求,但仅仅在学术上作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宗教的教育必须深入到普通群众中去,深入到每区、每镇、每村,宗教的教育必须深入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必须深入到学校、学前班、幼儿园。张之洞曾经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让我们对这个“中体西用”的思想方法作一个新的发展,上文我们了解到了美国精英文化的背景和操作原理,全国上下30多万个教堂就是那5%精英控制社区模范公民的场所,再由那些25%的模范公民带动整个90+%笃信上帝的子民。这30多万个教堂就是美国社会道德矩阵的交结点和道德的核心群,我们克隆了许多美国的通俗文化,为什么不能克隆一下美国这个道德矩阵的结构和操作原理呢?事实上,中国社会有过类似的矩阵,记得以前每星期五的政治学习吗?我们当时的教堂是生产队、工厂、学校和机关单位的会议室。年纪大的一辈都应该记得当时我们很讲道德很守纪律(至少与现代社会的一般人相比),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信仰。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用祖先的宗教思想作为现代的意识形态软件,当然,受当今的社会风气和西方现代个人主义和私有化前所未有的影响,普及儒教难度会很大。只要政府有决心,百姓有热情,事情就好办。客观上,我们已经有了“5%”的精英(如国学院的毕业生),把大部分这些研究学术的学者们训练成传播、弘扬文化的教士,给这些“5%”的精英提供他们施展身手的场所,把宗教寺庙当作教堂和教寺,把那些临时抱佛脚、祈求升官发财的烧香拜佛者教育成信仰国教教条、严格遵守道德规范的忠实信徒。鼓励学术界的宗教研究,整理出人人可以读懂的(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儒家道家的圣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给于丹(等学者)更多的赞扬,她对《论语》的现代、通俗化阐释,积极向上、鼓舞人心,激励了听众和读者们的民族自豪感。希望其他学者参与竞争、提出更多的鼓励而不是吹毛求疵,每个学者都有解读探讨祖先文化遗产的权利。
》结语
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有(宗教)思想、有文化,尊重知识,(现在是)要信仰、讲道德(的时候了),相信将来有一天全世界都会认识到中国的软实力、领会中国式的普世价值观、崇尚高尚的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