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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氏在《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中的主要听众是年轻人，所以花了不少功夫来讨论变革社会的问题 – 年轻人总是多少有些理想的。克氏请大家在动手实践伟大的理想之前先看看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我已不是年轻人，但还是不免看看自己。虽然对权力的梦想没有年轻时那样不可遏止 – 可能是克氏和不少别的好书的启发在我这里起了作用吧 – 但还是总有能力左右我的情绪和行动。这也很自然；这样的欲望应该是人与生俱来，并被自己浸淫于其中的文化长期巩固的结果。连看起来最善良的人都会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发泄他的权力欲，比如对自己的孩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冰融三尺也非一日之暖。

好在克氏不打算羞辱或下令禁绝人类这些低俗的念头。实际上，克氏并不把这些念头称为低俗的念头 – 所有这些念头和欲望都是现实的一部分。在克氏那里，现实从来都是值得尊重、值得仔细观察和研究的。他反对禁欲、不认为人有可能达到无欲的境界，也不认为有什么必要达到无欲的境界。禁欲本身就是一种欲，不管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还是由于听信了别人宣扬的教条。不懂得自己的各种欲望的前因后果而硬去禁绝，是对自己的暴力。克氏好几次提及“内外都没有冲突的世界”的理想 – 他知道对自己都暴力的人对别人也不会好得了。他开出的药方还是：观察自己的欲望和冲突。人的欲望是被父母、学校、社会所塑造的，所以，理解了自己的各种欲望，就理解了社会塑造自己的过程，也就理解了社会。

读历史书给我的印象是：大多数有志于改革社会的人都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来看这个社会的。他们把自己当成了空降到这个腐败和不公的世界中来的拯救者。正巧，他们那些受够了腐败和不公的欺负的信徒们也把他们当成了空降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拯救者，于是他们便更信以为真。事实上每个人都是这个不公和腐败的社会的创造物，如何能生而洁净无瑕。如果不去理解自己的欲望、不去理解社会塑造自己这些欲望的过程，就不可能从不公和腐败中脱身出来。于是这些人所谓的改革社会不过是互相倾轧而已。刚开始，他们的美丽理想把自己都感动了。到后来，为了权力，他们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实际上，他们当初美丽的理想只是个美丽的幌子，美丽到把他们自己都骗过去了。幌子之下的权力欲才是真实的。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从早先的陈胜黄巢到后来的李自成洪秀全和当代的毛泽东，都是这样的把自己当作了伟人的普通人。

克氏对权力有个简洁的分类：“追求自我的权力、追求国家的权力、追求理念的权力”。对自我的权力的追求最赤裸裸，也最容易看得清楚。但后两种权力欲经常被视为高尚的英雄情怀，因为赤裸裸的自私被集体的利益掩盖起来了。追求国家的权力就是永远被主旋律歌颂的爱国主义；理念的权力的最好例子就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我曾被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人们的故事感动过，现在却知道他们为之流泪流血的那个体制还不如他们奋力推翻的一个。罗素说：“我永远不会为某种理念而死，因为它们可能是错的。”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共产主义如火如荼，或许他是看到了某个壮烈的一幕有感而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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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面对这腐败和不公的社会又能做些什么呢？克氏的建议是：“理想主义者及逃避现实的人都不能为社会带来革新。只有快乐的人才能够，而快乐的人并不是那些拥有许多财产的人。快乐的人是真正具有宗教情怀的人，他的存在就是一种社会工作。”我很喜欢这最后一句话。存在不等于只是坐着发愣；过自己该过的生活，做自己该做的事，这就是存在。

当然，什么才是人该做的事是个巨大的问题。克氏认为，要想拥有不被权力欲驾驭的创造力，“真正线索”就是“爱你所做的事”。但他也承认“发现你真正爱做什么需要很大的智慧，如果你害怕不能赚钱谋生，或不能适应这个腐败的社会，那么你永远也不会弄清楚到底你爱什么。”这又回到了恐惧的话题。我的经验是发现自己爱做的事需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了解自己的恐惧、试着开始活在不恐惧之中。没有了恐惧，人就有了选择的自由，就可以发现什么是自己不喜欢做、不能感动自己、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意义的事。有所为的前提一定是要懂得有所不为。抛弃了不为的事，该为的事就会在茫茫的视野中慢慢现出轮廓。

人之于他爱做的事就像雕刻家之于他手中的艺术品：刚开始只是一块浑噩的璞玉，其美只存在于雕刻家的想象之中。然后璞玉在雕刻家的手中慢慢变得越来越有细节、越来越有生命。做那件事的感觉与我们以前做过的所有的事都不同：它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与我们一起成长、与我们的生命一起在我们面前展开。它就是我们的存在、就是我们该为自己做的事，也正好就是我们该为这个社会做的事。不少，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