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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死人与活人似乎相处融洽。墓园通常都在居民区的近旁、市中心、或视野最为夺眼的高坡之上。墓园中草坪修剪整齐，墓碑大小颜色不一、错落有致，每逢节日还必有很多鲜花和小星条旗点缀，算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一次去邻州的一个小镇访问，早到了半个多小时，于是在镇上闲逛。正无聊之际，看见右边山坡上一座墓园，于是决定造访。从墓碑上的描述来看，园中“居民”大都生活在1800-1900年之间。几乎所有的墓碑上都是只有姓名和生卒年月，没有生平事迹，显然“居民”们并非什么显赫人物。少数几块墓碑上还刻有圣经文字，我猜是墓主生前最喜欢的箴言。其中一块上刻的是 “The Lord is my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还有几块大的墓碑上每一面都刻有不同的夫妇的名字，并且每一对夫妇的姓还不同，好像是几家合用一块墓碑。莫非这几家生前是太要好的生意合伙人，约定好了生后还要在一起继续未竟的事业？

因为美国的墓园大都地处繁华要道，所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每次载着孩子驱车路过墓园，孩子们总要大呼小叫，通知大家捏紧了鼻子。问之，说是会有鬼魂从鼻孔里钻进来，然后瓮声瓮气地接着开始打闹。

对于我的孩子们，死亡还算是诸多话题之中有点神秘感的一个，但不是个让他们吓得喘不过气来的话题。他们似乎认为生死与玩乐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事。这让我很宽慰，也很有点骄傲– 是我在他们还没有呱呱落地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让他们不在恐惧感中长大的。

我在中国北方的小镇中长大。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乡下的墓园似乎都离居民区很远。祖父、外祖母等长辈去世时，我跟着送殡的队伍拐弯抹角走了很长时间。现在要是我一个人去是绝对找不到的。墓园中每一座坟上都有一个土包，曰“坟头”。坟头是在家人心目中很重要的东西，谁家的坟头被平是大大忌讳的事。我倒觉得，坟头有两大缺点：一是很多个坟头重重叠叠，在远处看过去，视觉效果有点诡异。二是搞得墓园中地势不平，荒草难以修剪。坐火车出行，有时候能在铁道边看到这样的墓园，蒿草长得高过了坟头，只有荒凉，没有美感。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想到死后要在这样荒芜丑陋的地方度过千百年，想搬都搬不走，就更让人恐惧了。

小时候很害怕看到送殡的行列。吹鼓手们吹打着奇怪的曲调，儿女们穿着白里泛黄的麻布服跟在黑沉沉的棺木后面，哭得撕心裂肺、呼天抢地。每个儿女不管年龄大小，必是一只手拄拐杖，另一只手被一个不相干的人扶着，好像是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后来有人说那痛哭是装出来的，要是不哭得那么痛苦，就会被旁观的街坊四邻骂为不孝。我没有能力分辨那是真哭还是假哭，但是送殡行列营造的那种怪异气氛的确让我这乳臭未干的孩子止不住地想到死亡这件事，并且一想到就毛骨悚然。

现在我想，人的种种感觉 – 包括恐惧感 – 太容易被操纵了。同样的事，被包上不同的包装，在观者那里产生的感觉就不同。山野村夫的死亡令我恐惧，但是战场上士兵的死亡就是壮美的，甚至是曾经令幼年的我向往的，因为那是被战争宣传机器精心包装过的。生者有漂亮的大檐帽、闪光的勋章、雄壮的队列、嘹亮的军乐、激动人心的誓词，死者有溢美的赞颂和常有鲜花陪伴的烈士陵园（印象中中国烈士陵园的格调有点像美国镇子上的墓园）。所有的政客在包装士兵这件事上都慷慨得很。一部分美国年轻人喜欢当兵打仗，也许就是因为士兵的职业被包装得太精美了。当然，他们下战场时的感觉就与上战场时不一样了– 他们见过了包装被撕开之后的真货的样子。我一直忘不了电影《抢救大兵雷恩》中诺曼底登陆那一段的情景，并且为此写过一首诗，因为我觉得那才是撕开了包装的真实货色。美国士兵还算是各国士兵中受到将军们比较人道的待遇的一群。很多战争比那还要恐怖得多。在真正的战场上，士兵只是些吓破了胆的可怜虫，子弹才是威风凛凛的国王。人在被子弹洞穿时，身边是没有壮烈的军乐奏起的。

我小时候，大家的家里基本上都没什么藏书（除了《毛选》）。我家也差不多，所以家里不管有什么书就会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抄起的一本是大约有三四百页厚的《天文知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会流落到我家，因为我家里没有任何天文爱好者，也没听说过任何亲戚朋友是天文爱好者。显然这本书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但我也没别的什么精神食粮，于是就半懂不懂地读起来。书中描述的太空中的死寂和酷寒一下就让我联想到了那些棺木之中的人要被送到的地方。再往后，读到将来的某一天太阳上的燃料将会完全耗尽，地球将会从此陷入永远的酷寒和黑暗当中，从此所有的生命都将灭绝。读到这里，那股寒气已经提前席卷了我的全身。

本来是一本知识读物，把我吓成这个样子，在外人看来要笑掉牙了。而我也为我这些莫名的恐惧而自卑。别人似乎都忙忙碌碌地流转在他们各自的一件接一件的事情中，像我脑子里总也转不出去的这一类问题大概他们早就解决了。况且，那个时候的孩子最喜欢嘲笑同伴的话就是说他是胆小鬼。所以我不愿意跟任何人说起我的恐惧，并且每有机会，我都会装出一副满有胆量的架势。在记忆中，我似乎从来没有跟父母或者是任何朋友讲起过我的这些恐惧。

恐惧是一只欺软怕硬的狗，你越害怕它就越凶。童年的我就陷在这些比我的个头要大不知多少倍的恐惧之中无法自拔。夜深人静，家人都已酣然入睡之时，我独自在床上辗转反侧，听着远处遥相呼应的狗吠，真希望当初爸爸妈妈没生下我来，这样我就不必每天这样害怕了。那该有多好。

神经不够坚强的一般人是受不了没有任何人际交流的孤独生活的，因为人生有太多的问题是难以一个人承受的。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有配偶、有朋友、有人群、有地方说话。要是把这些问题单独让一个十岁的孩子来承担呢？偶尔翻开老相册，看到我童年的那张脸没有一点孩子应有的光彩，心里有点怅然。

再看看墙上相框中我的孩子们那活灵活现的眼神，感觉又转为得意：那可是我的作品啊。不是照片，是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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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胆量应该有一部分是天生的。同是一两岁的孩子，同是第一次站在游泳池边，有的孩子毫不犹豫就跳下去了，把父母吓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下水去救。有的孩子要被父母举着到池边，结果脚刚沾到水就开始号啕大哭。这当然是基因中写就的。那天读Jean Edward Smith的《罗斯福传》，讲到罗斯福1932年被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提名为本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那时在纽约州的奥班尼，听到消息，当即决定打破当时的惯例，由奥班尼乘飞机到芝加哥，现场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那个年代民用飞行的技术尚不成熟，飞机的坠毁率大约是1970年代的二百倍，美国老百姓普遍对乘飞机有一种恐惧。并且那一天正好是雷电交加。罗斯福冒险飞芝加哥，是因为他觉得被大萧条击垮的美国人一定希望在他们未来的领袖身上看到一点勇气。罗斯福的飞机在雷雨中起飞，一千多公里的路程辗转用了八个小时才到达。罗斯福此举果然大得美国人心。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席卷了四十八个州当中的四十二个。

我想，要是我是罗斯福，我大概是不会拿着自己的性命当赌注，在雷雨中坐飞机去做这个姿态的。当然，这也说明我不是当总统的料。罗斯福最为传世的一句名言是：“我们最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大概是有点资格说这句话的。

毫无疑问，我身上没有一点冒险的基因。这当然来自我的父母。父母从小受红色政权的洗礼，对共产党有发自内心的忠诚。但在我长大后回顾童年往事时，我也意识到父母当年那对党的发自内心的忠诚的后面还有一层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感情色彩，那就是对党的发自内心的恐惧。父母亲都是根正苗红的人，并未受过任何迫害。他们也天性善良，所以也没有迫害过任何人。但是，看着无数的人– 有些是他们深为敬重的人，更多的是他们抱有同情的人 – 走马灯般在他们眼前挨打、被羞辱、被关进牢房，这已经把他们吓得心胆俱裂了。那时我才初懂人事，就已经不时听说这家的某某某上吊了，那家的某某某跳井了。有不少口井便因为有人跳入自杀而被填土弃用。他们知道的事当然比我知道的要多上几百倍。但是假如有人去问他们是否害怕什么东西，他们一定不会承认他们有任何恐惧，因为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那是个恐惧感笼罩全国的时代，所以恐惧是正常的，不恐惧是不正常的。哲学家常说鱼不知道水为何物，因为它们一生都不会体验到没有水的日子。我想这对于飞鱼恐怕就不成立了。当然，飞鱼只是鱼当中的极少数。在那个年代，觉得这恐惧感不正常的中国人也是极少数。

正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恐惧，这恐惧便堂而皇之地支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天生的胆小怕事以及他们耳濡目染的那个大环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被恐惧感驾驭。母亲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要夹着尾巴做人。父亲无数次说起当年反右的时候，谁谁谁就因为一句话被打成了右派。每次有某某同事因为出言不慎被关进大牢，必成为父母教育我们的生动教材。有这样同步的言教和身教，我想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几句潜台词就是：这个社会是恐怖的；社会就该这么恐怖；恐惧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状态，无所畏惧是要吃大亏的。后来自己见到了各种死亡的现实和可能之后，我那时的世界观大概就是：人不仅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很恐怖，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更恐怖。

度日如年的童年最终远去了。我并没有能为那些可怕的谜团找到任何解法。它们只是被别的事情挤到幕后去了。我忙于很多大家也在忙的事，比如勤勤恳恳准备各种各样的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直到最后的高考。忙起来，我就不用总被那些让我心惊胆战的东西纠缠不休了。并且，忙起来也让我感觉踏实了不少：我一直敏感于我与别人的不同，所以每发现一点什么跟大家的共同点，我就很释然。

直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六月之后我才发现童年时的那些恐惧感并没有死。它们还活得好好的，只是一直躲在幕后，等机会卷土重来而已。又过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人不可能靠转移视线来逃过他的恐惧感的追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