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工农兵学习

上小学前，我妈吓唬我，你要不数不到一百，人家不收。我非常羡慕小学生背个小书包，正而八经地天天有个地方去，只好收敛一些，搬着指头数数。谁知入学测试根本没那么难，老师只问问那是左那是右啊，那个大那个小啊之类的幼儿常识。我的第一位老师姓吴，曾教过我大哥。我大哥对她的评语不错，我也挺喜欢她的。她大概有三四十岁，样子不恶但也不象是好惹得，我得防着点儿。好在班里有一大堆男孩调皮捣蛋唱丑角，我梳着两小辩，穿着我哥我姐剩下的旧衣服灰不溜秋的，不显眼。那年头上小学比现在舒服多了，老师们经过了文化大的革命洗礼和熏陶，心有余忌，对我们特别好，从不逼我们学习。小学头三年念熟了愚公移山，背会了乘法口诀，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自我感觉良好。小学四年级开始难了，因为应用题来了。书本里的＋－x 除号不见了，换上了又臭又长的句子叫你自己琢磨：贫农张老三为生产队积了三米长一米高的粪堆，请问这堆粪的体积是多少。贫农张老三听说过化肥吗？即乾净又省事的。再说这堆粪是稀的还是干的？你能坚信它只有三米长而不是三米又流出去一点吗？实在不行，我们问问张老三，有必要知道粪堆的体积吗？农村的孩子作证，俺娘说了，三桶粪来一亩粮，不用称来不用量。再举例说明：一辆火车以每秒五公里的速度从东方来，另一辆火车以每秒十公里的速度从西方来，两站相距一千公里，请问它们什么时候会相遇。为什么火车只往东西开，不往南北开呢？而且眼看着两辆火车就要相撞了，我们不赶紧加以制止，还坐在教室万水千山只等闲吗？要我说多搭几个铁路线，一车一条，要不火车只能从一个车站出发，等这个回来了再放另外一个，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切事故，我们也不用在教室里愁眉苦脸，抓耳挠腮了。

为了证明应用题的实用性，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去农村工厂参观学习，校院里还专门办有小工厂，实验田，每学期我们都要亲身体会两星期的学工学农。数学老师过一段时间还亲自带领我们深入农村，手举钢尺对着农民的粪堆冲去。榆寨离我们伊河路小学比较近，我们一般都去那儿。一大早火红的日头当头照，我们就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僚亮的歌曲，浩浩荡荡向榆寨开去，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作文本里记载的一样。我还记得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

我是公社的小社员哪，　

手拿小镰刀呀，

身背小竹篮。

放学以后去劳动，

割草集肥拾麦穗呀，

越干越喜欢。

写这首歌的人肯定没有证求小社员的意见，为了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想法，我们把它改为：

我是公社的小社员哪，

手拿小竹竿呀，

身背小麻袋。

放学以后去劳动，

偷桃偷李偷大杏呀，

越偷越欢喜。

刚开始去农村，贫下中农对我们还挺可气，送茶倒水的。时间长了，见的多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不爱搭理我们，只有村上的小孩跟着我们指手划脚，带我们看各种各样的粪堆，把我们熏的直捂鼻子。村领导看不下去，专门在麦场上给我们堆一个四四方方的土堆，省得我们到处乱串，耽误事儿。我们有时量不过瘾就让几个本村的学生带我们去他们家，对着他们家的鸡窝猪圈量开了。碰上谁家的猪生仔了，我们最开心，不顾脏不顾臭，把个猪圈围的水泻不通。数学老师现场提问，一个母猪生十个仔，这十个猪仔长大各人再生十个，你总共得多少猪？一百个？不对！两百个，更不对！用加法还是减法？不告诉？那请农村同学说得多少？眼睛盯着农村同学：一个也不得，全交给生产队了！偶尔有个农村同学想讨好老师，把家里生红薯，白萝卜之类的东西偷来给我们吃，我们吃得高兴，对他也格外热情。老师叮咛：不要把这事写到作文里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

不过我们也不白吃农民的东西，每年秋收过后，学校都组织全校师生帮忙。岁数大点的学生派去收麦子，掰玉米，我们小的就跟在后面身背小书包弯腰拣麦穗。这活还挺累的，大热天的，没遮没掩的，一拣一个上午，还得比赛谁拣的多，好让老师班干部看到给评个劳动积极分子。辛辛苦苦拣了几天，到打麦场交给队长，队长一看我们塞的鼓囊囊的书包，这么脏，没法儿用，放一边让农民拿回家喂猪吧。有几次我想留点麦穗在书包里喂我们家的鸡，都怕被人看见上告，没敢留。后来我把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写到了作文里，受到了老师热情表扬。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我们也不忘向解放军叔叔学习。当时解放军跟现在的大款一样吃香，一身鸡屎黄军装走便天下无敌手。小伙子都把参军当作最高理想，大姑娘们把军人当作最佳对象。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拥军拥属渭然成风，军人家属证一亮，布票粮票大大地，吵架都比别人气粗。军宣队，军代表深入工厂农村帮助我们破四旧，立新功，时刻准备消灭美蒋反动派。要说这美蒋也够折腾人的，从解放以后就没让我们安生过，抗美愿朝，愿越不说，七十年代又用原子弹吓唬我们，一连几年看电影，总有一部加演片，一股股蘑菇云冲天而起，所到之处万物成灰，吓的我们嘴里说不怕心里直抖擞。幸亏我们有英勇善战的解放军，带领我们深挖洞，广集粮，男女老少齐动员，不分昼夜在全国各大城市底下挖起了万里长城，把城市整个挖空了。好多高科研机关怕成为袭击目标，奉周总理的命全体转移到偏远落后地区，一去不复返。我们班里就有一批从武汉来的孩子，电业管理局的，不爱跟我们当地人搅活，天天到一块儿操练武汉话，念念不忘打回老家去，到现在还在郑州呆着。还有一批是从北京科技研究院来的，普通话讲的好，学校文艺节目主角全被他们他们霸占了，牛皮的很。武汉帮里有个男孩叫甘滨，一双大眼水灵灵的，看我一眼我便混头转相不知东南西北了。我们俩个头差不多，站队老是前后在一起，俏皮话不断，联合花椒攻击我们周围的人。那时我们有十一二岁，开始知道男女之别了，班里乱传谁和谁是一对，有时不是一对，也被说成一对，只好服从组织安排了。我和甘滨是晚报社的豁子嘴作的媒。豁子嘴问我你几月生，我说八月四号。他又问甘滨几月生，他说八月三号。豁子嘴满脸惊喜，说得了，你们俩是一家人了，说完又忙着到别处说媒了。我和甘滨暗自欢喜，脸却红了，从此我对他是王八吃称陀铁了心了。不料他在一次军训中开小差，另找对象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出校门野营拉练，老师叮嘱要打背包带乾粮，象红军两万里长征一样，我们都很激动。晚上就逼着我妈把大棉被用麻绳捆好，军用水壶灌好自来水，铝制饭盒里塞了两个高粱面花卷，我妈破例给夹上了厚厚一层白糖。没有军衣，从柜子里翻出了一件我哥的旧夹克衫，蓝里泛绿，又借我姐的一双解放鞋，垫上几层鞋垫大小也凑合了。一大早到学校集合，操场上黑压压一片，我们一班分成两队，两个班组成四队，算一个连。豁子嘴在我左边一排，甘滨在他后面，再往左是二班的徐晨，北京来的。我一看徐晨傻眼了，一身正宗绿军装，虽然大了点，但帆布带腰间一收，军用书包肩头一跨，自来卷梳成两把小揪揪，好一个英姿飒爽的娘子军。周围的同学无不羡慕，豁子嘴直问她那里搞来的军装。徐晨头一甩脑门上的卷发，我姐文工团的。我斜眼看看甘滨，完了，眼都直了。好不容易唱完大海航行靠毒手，军代表大旗一挥，出发！队伍拉开，昂首阔步向尖岗水库开去。

尖岗水库离学校有二十几里，要穿过好几个村庄和丘陵，对我们来说很遥远。但我们不怕，当年老蒋围追堵劫，红军还不是走完了二万里长征吗？二十多里算什么。走着走着，前面传下话来，发现敌情，准备战斗。原来前面有一片苹果园，园子周围拉着铁丝网，军代表把铁丝网扒了几个洞，好让我们尝受一下解放军冒着枪林弹雨匍圃前进的滋味。我们兴奋不已，好像身后真有几万蒋匪帮在追赶我们，直催前面的人爬快点儿。军代表和几个老师拽着铁丝网怕扎着我们，一脸严肃的表情，手一挥，冲啊，好像真的似的。我想笑不敢笑，扑到地上，连滚带爬地钻过铁丝网。苹果园里鲜花胜开，飘着清香，我们站在树下飘飘然仿佛和鲜花融为一体，真想倒在树下睡一觉。好景不长，军代表觉得铁丝网不过瘾，又把一个小山坡当碉堡让我们往上冲。每个连站好四列队，连长（一般是各班的班长肩任）手举红旗，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我们就不顾一切向前冲去，谁摔倒了，我们就从他身上跳过去，管他死活。攻下碉堡的人，在山坡的另一面看笑话。只见尘土飞扬，铺天盖地，一群孩子双臂挥舞，冽冽呛呛冲下山坡，水壶饭盒叮咚乱响，背上的行装晃晃荡荡，摇摇欲坠，越看越好笑。等所有的人都攻过一次碉堡，我们才拍打乾净身上的尘土，整理一下行装，从铁丝网下爬出苹果园。

这一折腾还真提神，一口气走到了尖岗水库。军代表决定就地休息，我们便一个个瘫倒在水边，眼望一湖静水，映托着碧蓝的天空，在太阳光下波澜闪烁，没想到郑州还有这么好的景儿，把我看的肚子都饿了。卸下被包，一阵叮当，开饭了。同学们把吃的从饭盒里掏出来，五花八门，带什么的都有。我小心托住花卷，生怕里面夹的白糖掉出来，咬上一口，嘎吱嘎吱的，那个甜呀。我妈这次可真是想开了！吃着自己的，看着别人的，只见徐晨不慌不忙打开饭盒，里面一个白馒头，两个剥了皮的鸡蛋，又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倒出来一大堆江米条，糖三角在饭盒盖儿上。她不紧不慢咬一口馒头，再咬一口鸡蛋，等到蛋黄漏出来，她问谁喜欢蛋黄，旁边几个男孩直叫我要我要。她伸手把蛋黄放进甘滨的饭盒里，接着往下咬。到第二个蛋黄，没等她问，豁子嘴就把饭盒盖伸了过去，她犹豫了一下就给了他。白馒头没吃完，她开始吃点心，嘎崩嘎崩江米条咬的震天响。我们谁也没有点心，看着她吃，忍不住哈啦子往肚里咽。她吃了一半，问你们谁要，我们也顾不得不好意思了，连说我要我要，她就端着饭盒盖儿，一人倒一点，甘滨饭盒里倒的最多，我们不高兴了，等徐晨蹦蹦跳跳去河边洗手了，我们便扑向甘滨抢开了。豁子嘴酸溜溜地说，看来你俩关系不一般呀，什么时候搞上的，也不徵求我的意见，甘滨说去你妈的，她也给你了，你俩啥关系？吃完饭，开始往回返，早晨的干劲不见了，路好像越走越长，背上的被包越走越沉，我直怪我妈太实在，给我那么大个儿的棉被当行李。军代表又组织了一次攻碉堡，看我们热情不高，也就不勉强了。我们一行人象电影南征北战里国民党败兵，无精打采拖拖拉拉往回走，甘滨和其它几个男孩抢着给徐晨背包，也是的，不能白吃啊。回到学校从此不再向我暗送秋波，而是装模作样去徐晨她班找武汉老乡，好跟她套进乎。我一生气，同豁子嘴合作给他取外号叫“干鳖”。

结下来，我们又深入工厂向工人阶级学习，研究钢铁是怎样练成的，电池是怎么压成的，马达是怎么缠出来的。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去一些生产小商品的工厂，象罐头厂，肥皂厂，烟厂，那真是百看不厌，因为这些东西是要用钱买的，而我们都没钱。看着罐头厂里水果成山，蜜糖成河，我们恨不得变成满天飞舞的苍蝇赖在那里，赶也不走。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去烟厂参观，我们兴高采烈。要知道烟对我们来说是酷于不酷的象征，大人抽烟天经地义，小孩抽烟就非同小可了。那时我们比较羡慕嘴里叼个烟卷，斜着肩膀，两腿乱晃，群聚在街头的年轻人，连大人见了他们都怵他们三分，可惜我们没钱买烟，就只好抽晒干了的丝瓜藤，呛的直流泪还一个劲地吸。当我们看见成卷的烟叶被烤干，打碎，挤成烟卷，包进花花绿绿的烟盒里，我们陶醉了，无限感慨这先进的生产技术，嫉妒那成天免费闻烟味的工人阶级，发誓长大了也要做烟厂工人。工人阶级看到我们这么聚精观模，恋恋不忍离去的样子，深为感动，临别前赠送我们一人一根黄金叶予作记念。回家的路上我们手捧黄金叶，为怎么处理这根烟卷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连僚亮的歌曲都唱不僚亮了。思想好的孩子们说这根烟卷应该给爸爸妈妈抽，思想不好的孩子们认为这根烟卷是工人叔叔给我们的，里面夹杂着工人叔叔对我们的凄望，我们不抽也的抽。不抽就是背叛，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就是反革命！吓得那些乖孩子们不敢还嘴了。回家后我和几个孩子爬到建筑工地，藏在残墙断壁中间慢慢品尝我们的黄金叶，抽一口，闭一下眼睛深深地回味，学着大人的样儿，用中指弹弹烟灰：不错！咳咳咳。

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有幸目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的还被迫接受了工农兵的再教育，幸运的是我们六几年出生的孩子，迷迷糊糊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轻轻松松混完了小学中学，避开了上山下乡，家里有本事的一毕业可以去当工人解放军，运气好的还考上了大学。一恍人到中年，往事不堪回首。混的好的陪领导吃香的喝辣的，泡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妞，一掏屁股兜，钞票大大地，海阔天空任他胡侃。混的不好的也以定形，再蹦蹋也就那样了，既要照顾爹娘为孩子上学奔波，还要为讨好老婆，捍卫饭碗加班加点不惜一切，大呼活的累人。可这就是命，谁让你生不逢时哪？跟老三届的人比比，知足了吧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