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舍禾

犹太人称正典为《妥拿纪》，它共分三个部分，即“妥拉”（律法）、“拿威”（先知书）和“纪土宾”（著作）。根据马所拉版本，先知书又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在四卷后先知书中，[1]《以赛亚书》排名最先，书中阐述的神学观点、先知信息对于犹太人的信仰至关重要。比如，它对弥赛亚有独特的启示，其中对弥赛亚的预言、仆人篇等内容脍炙人口，成为了千古传诵的经文。故此，有学者称《以赛亚书》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庄严雄伟”的一卷书，它的角色“格外受到瞩目”。[2]

正因为《以赛亚书》在整本圣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又加上它的“冗长”，所以，本书便成为了“历史批判学的试验场，兼战场。”[3]此外，随着理性主义、考古学以及经文批判学的兴起，《以赛亚书》的作者问题备受争议，许多学者认为本书有多位作者。而且，在创作的年代上，学者们也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不过，对本书作者持怀疑看法的人基本上都会将注意力放在经文的形式与不同的体裁以及不同的用词之上，甚至将全书进行分割、肢解，在此“零碎”的基础上发展出诸多的理论。[4]

本文仅从几个主要的观点对《以赛亚书》的作者问题展开讨论。

一、单一作者的观点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观点都认为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是全书的作者，完成于主前8世纪的耶路撒冷。在启蒙运动之前，该观点几乎得到一致的支持，学者都接受“神能藉着赐给先知的灵感，来干预人类的历史；他们并不认为先知不可能讲到未来事件的细节，也不认为这类语言可以证明一段经文是伪造的。”[5]

狄拉德、朗文、鲍会园等诸多学者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以赛亚为全书的作者[6]。笔者综合众多的理论，总结出如下的论证。

  1、主题的统一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指出了《以赛亚书》1－39章与40－66章中具有相同的主题。比如，用火来象征惩罚（1：31，10：17，26：11，33：11－14，34：9－10，66：24），又论及圣山（2：3，51：4），以及通向耶路撒冷的大道（11：16，40：3－4，57：14，62：10），这些都是在全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7]

2、用字的统一

玛格流特（Margalioth）认为，《以赛亚书》1－39章中，没有一章不反映在40－66章内。而一些在本书中才出现的特别用词同样分布在全书。[8]比如，两部分都称以色列民为“耶和华救赎的民”等。由于圣经中任何不同作者所写的两卷书，都没有这样多、这样细的类似处，所以，她推论出，本书具有合一性。[9]

《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在全书的用字上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它把全书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这一称谓，做了统计，并指出这个称谓的是全书合一性最强的辩证。这一称谓在前半部分用了12次，后半部分用了14次，而在以赛亚以外的旧约经文中，则只出现6次。不但如此，出现在前半部分与出现在后半部分的的用词是平行的。[10]此外，《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还提出，在《以赛亚书》至少出现过25种希伯来文单字或语汇，是圣经中其他先知书里所没有用过的。[11]

3、结构的统一

本书在结构上的统一性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在于书中提及比较后期的巴比伦及波斯王国的内容。而40－66章则话锋一转，讲述被掳时期的事情，即主前550年，差不多是以赛亚死后的150年。对于不能相信预言具有穿透历史作用的人来说，这正是破坏本书统一性的一个致命点。

但是，仍然有许多学者并没有持这样的观点。反而，在段落上的“离奇”现象，恰恰证明了全书的统一性。有学者认为，36－39章是“一段插入的历史性叙事文”[12]，也有认为这“历史性的插曲制造了一道桥梁”[13]，把1－35章与40－66章连贯在一起。其中，“第36－37章完成亚述的部分，第38－39章则介绍了巴比伦的资料。连贯的经文大部分都是散文，其它则多是诗体。”[14]

4、书名与内文的提示

本书被称为《以赛亚书》，而且，在全书内唯一提到的作者也是以赛亚（1：1，2：1，13：1）。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记！此外，全书还多次提到以赛亚：7：3，20：2，37：2、5－6，38：1、4，39：5。其实，这手法与其他先知书是相同的，因为每一卷先知书都会指出在书中发言之先知的名字。为此，有学者指出，“如果较小的先知所写的书，标题语都很忠实地记下他们的名字，这一位最伟大的以色列先知（40－66章的作者）怎么可能被人遗忘，而成为匿名者呢？”[15]

5、其他先知书对本书的依仗

《西番雅书》、《那鸿书》和《耶利米书》都含有与本书40－66章类似的内容，这也符合了本书40－66章也是被掳之前的作品的假定。比如，番2：15与本书47：8类似，鸿1：15与本书52：7类似，耶31：35与本书51：15。[16]

   6、新约作者的引用

新约作者对于以赛亚是全书作者没有任何的怀疑。在新约中至少有411处引用了《以赛亚书》的经文，其中，直接指明以赛亚为作者的就有21处，从引用时的称谓用词就可以知晓他们的观点，比如：

“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太3：3），“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太8：17），“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太13：14），“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太15：7），“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可1：2），“先知以赛亚的书”（路4：17），“因为以赛亚又说”（约12：39），“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徒8：28），“圣灵藉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徒28：25），“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罗9：27），“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罗9：29），“又有以赛亚放胆说”（罗10：20）。

尽管持多位作者论的人认为新约所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出自不同“以赛亚”的手，但从新约作者的口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看法。

7、历史文献的证明

首先，要提的是于主前3世纪完成的《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它把某些书卷，如《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分成两卷，但却没有划分“第一”和“第二”《以赛亚书》。[17]

另外，于1947年发现的《死海古卷》，其中的《以赛亚书》共有不少于15份手抄本（只有《申命记》的抄本比它多）[18]，还有若干《以赛亚书》注解讲义，都视《以赛亚书》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保留下来，而并不分不同的段落由不同的作者所为。
　　然后，据犹太遗传《他勒目》（The Talmud）的巴巴·巴斯拉（Baba Bathra15a）所记，“希西家及其同人写了以赛亚，箴言，雅歌及传道书”。话虽如此，但从上下文可以考据，这里的“写”字显然是被用作“编写”或“出版”之意。[19]因此，《他勒目》的记载并没有否定以赛亚为此书的作者。

最后，在次经《传道经》（Ecclesiasticus）（成书于主前180年）中，也将整卷《以赛亚书》看成是一个整体，并在全书中多次证明以赛亚是领受神启示的先知，而不是被掳后、一些不知名的作者补写了40－66章的内容。[20]

二、“第二以赛亚”的观点

最早对《以赛亚书》的作者提出疑问的是11世纪的犹太学者伊本·以斯拉（Ibn Ezra），他认为1－39章与40－66章出自不同的作者。[21]7个世纪之后，1775年杜德兰（J. C. Doederlein）出版《以赛亚书注释》，在书中同样否认40－66章是以赛亚所作。[22]他是第一位印行一份系统化论证的学者。[23]当时，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艾克宏（Eichhorn），他于1783年发表了《以赛亚书注释》，认为40－66章是被掳期间的作品。自此，学者便开始质疑《以赛亚书》的合一性。他们将全书切分为两半（1－39章和40－66章），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为前半部分的作者，而后半部分则出自“第二以赛亚”（Deutero-Isaiah）的手笔。
　　赞同两位作者或是多位作者的学者，大凡都是从历史、事件背景、文学风格，以及神学观点作为依据。总结此观点，有如下几个论点：

  1、角色上的不同

虽然，以赛亚的名字普遍的出现在前部分，但在后部分却从未出现过，并且，也没有再提及先知家庭的事情。

另外，先知所针对的罪恶也大有不同。前半部分先知侧重提到忽视道德生活的罪，后部分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神的独一性，一切偶像都不能与之相比较。

2、历史处境不同

本书前半部分是以耶路撒冷为背景，而后半部分则以被掳为背景（48：20）。前半部分以亚述为强敌，后半部分以巴比伦为强敌。有学者认为，40－66章并不是预言将来以色列人会被掳，而是肯定这事已经发生。[24]事实成立的话，后半部分显然就不是出于以赛亚的手。因为，在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并没有成为“世界的霸主”，也没有前来攻击以色列国。[25]但事实上，很多经文都表示耶路撒冷已经受到过毁灭性的打击40：2，41：10，42：15，43：1。并且，先知在书中也表现出了复国的盼望。

  3、文学手法不同

    有人认为，前部分的经文非常的庄重、精简、严肃，而后部分的经文却表现出流畅、抒情和热切的特色；前部分多用记叙的手法，而后部分则多用拟人法，及戏剧性的表现手法。[26]

  4、年代手法的不同

本书1-39章是按故事发生的年代作为顺序。比如：“乌西亚王崩的那年”（6：1），“亚哈斯王崩的那年”（14：28），“亚述王撒珥根二世打发他珥探到亚实突的那年”（20：1），“希西家王第十四年”（36：1）等。

而40－66章则没有年代的记载，这表明了在写作手法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5、神学上的差异

学者认为本书前半部分强调神的庄严伟大，而后半部分则强调神对宇宙的统治和神的无穷无尽；前半部分提出带领全国的君王是大卫的后裔（11：1），后半部分领导人变成了祭司、利未人和王子（61：6，66：21）；前半部分讲述弥赛亚（9：6－7，11：1－11），后半部分讲述受苦的仆人（52－53章）。[27]

显然，以上论点很多是出于假设，并没有找到实质的根据。傅理曼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击，他用13页的纸张，从9个角度来加以辩驳，其中包括：“以赛亚预言的主题既非埃及之奴，亦非巴比伦之奴，更非从这两国得拯救，而是整个以色列的光景、特性和命运”；[28]写作风格的不同，不足以表明那是出于不同的作者；[29]认为前后在神学上有歧义纯粹是无稽之谈，因着主题和观点的改变，神学上的强调自然也就会不一样；[30]批评者都不否认40－66章是文学大作，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认为这仅仅是《以赛亚书》的附录呢？[31]……

三、“第三以赛亚”的观点

在讨论“第二以赛亚”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发现了本书的最后一个篇幅（56－66章）与前面有所不同，无论是神学观点，还是创作背景都有区别，于是，他们就断定，这是本书的另外一个段落，并出自第三作者的手，“第三以赛亚”就此“诞生”。持这一观点且具有代表性的是Duhm，他在1892年提出了这观点，并认为56－66章是在尼希米到耶路撒冷前不久完成的。

赖桑在《旧约综览》列出持本观点之人的几个论据，笔者总结如下：[32]

  1、背景不同

本书56－66章所涉及的背景是归回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而且，耶路撒冷已经被重建。

  2、主题不同

最后的段落不再是对复国的盼望，而是群居生活的细节和纷争，以及恶劣的环境（56：9及下文，57：3及下文等）。而且，他们所盼望的救恩有现世和物质化的色彩。

  3、风格的不同

56－66章的“神”，已经没有第二以赛亚那么崇高，再没有作者那种强烈的信靠和乐观的态度。韦瑟指出，这就是第二以赛亚与第三以赛亚之间的鸿沟。

但是，学者们对第三以赛亚论点同样的提出了批评。比如，汉梭（T.Henshaw）认为，风格不同不能成为划分第三以赛亚的理由。他继续指出，无论是《以赛亚书》或是其他旧约的书卷，都不能单以风格说明有多个作者存在。[33]

四、编辑成书的观点

一些近代学者认为，《以赛亚书》具有强烈的整体性，因此，这意味着有一位或是多位所谓“以赛亚学派”（Isaianic school）的人，曾经按次序及系统编纂这些资料，[34]使之成为完整的《以赛亚书》。也有人认为，以赛亚的预言被后人收集，然后，逐渐地增加相应的资料，直到主前3世纪，由一位作者编辑成为井然有序的文学巨作。[35]这种“增加资料”的学说也被称为“增添说”。[36]但该说也强调，无论在那个阶段，《以赛亚书》始终是“一卷书”，就算是后期的编辑，也是在延续以赛亚的核心精神。[37]

那么，《以赛亚书》到底有几位作者呢？

赖桑认为，“倘若我们肯定《以赛亚书》有神的默示，无论是哪一种作者理论，都不会影响第二或第三以赛亚伟大的价值。《以赛亚书》作者是谁的问题，不应成为决定信仰是否正统的试验。不过，无论我们说‘以赛亚写了整卷书’，或者说‘40-66章由被掳期的隐名先知所作，’都要提出论据，否则便函违反了评经学的原则。”[38]
    狄拉德与朗文也认为，“以赛亚书的作者与写作问题，包含神学、解经和注释种种如迷宫般的复杂状况，常不能借着某些口号或神学断言就轻易解决，需要谨慎的研究，并对别人处理同一问题所作的努力耐心相待，才能稍有进展。”[39]

    的确，这是一个比较难以断定的问题。笔者本人相信以赛亚是全书唯一的作者，但很多的问题仍然难以找到满意的答案。不过，无论作者有几位，这都不能否定《以赛亚书》是神的启示、是圣经的正典这一重要的真理！

基本参考书目：

1、狄拉德、朗文合著，刘良淑译：《21世纪旧约导论》，校园书房出版社，台湾，1999年9月初版。

2、鲍会园编：《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更新传道会出版，美国，1996年6月初版。

3、《证主圣经百科全书》，福音证主协会，香港，2001年6月初版。

4、傅理曼著、梁洁琼译：《旧约先知书导论》，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台湾，1997年4月初版五刷。

5、赖桑著，马杰伟译：《旧约综览》，国际种子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94年2月再版。

6、杨以德著，周天和、颜路裔、胡联辉译：《旧约导论》，道声出版社，1974年4月3版。

7、艾基新著、梁洁琼译：《旧约概论》，种子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1985年10月初版。

8、莫德著、刘良淑译：《丁道尔旧约圣经注释：以赛亚书》，校园书房出版社，台湾，2001年10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