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找工作

女儿大学毕业了。说实话其实早早地我心里就已经在着急了，因为据我了解，很多大学生离毕业哪怕还有半年就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可是咱女儿偏偏不着急。开完毕业典礼，帮她把她的瓶瓶罐罐从宿舍搬回家，她一趟就出门远游去了。临走前问她有何打算，她心不在焉的说，回来再说吧。好在她并不跟我们要钱，她自己早有准备，但我要是自报奋勇地赞助，她当然也不拒绝。她欧洲亚洲几个国家转了一圈，三个月才回来，然后宣布，她要找工作了。

我对她说，这可是在英国，我们是既没有关系也没有后门，帮不了你，这可全看你自己了。她吃惊的看着我说，难道有谁还要家长来帮吗?!

我不由得想起我们毕业时的情景。那时我们的工作全是靠组织分配。虽然这里面有很多名堂，也一定有“暗箱操作”，但好处就是不管你喜欢满意与否，你至少会有一份工作，不管它是什么。这一套方法其实都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学校也从来不管找工作的事。开始几年，大家肯定挺高兴，常常会看到报刊杂志上嘲笑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的窘地。那时候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个人欲望，人也老实，分配到哪都高高兴兴的接受，并且还带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那种自觉是国家栋梁的感觉让很多人心甘情愿的放弃一切。但后来，经历了文化革命，人们在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之后，越来越看清了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知道为自己打算了。可是体制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被告知要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分配。于是“跑分配”这个词就应运而生了。

跑分配也是要分层次的。本事大的后门硬的可以直接下指标到学校并指定非此人莫属；稍差一点的就是在已有的分配名额上下功夫，把自己想去的单位弄到手；再差一点的，就得上蹿下跳的找人打听，送礼给系主任指导员，找直接的间接的关系游说，争取不要分得最差。那时，我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毕业生，所以分配方向都还是不错，但即便是这样，大家还是忧心忡忡的“跑分配”。那时，个人条件家庭背景，跑分配的能力肯定是你最后去向的砝码。那时也没有人能预料中国后来的发展，如果知道，恐怕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现在，在这里，哪怕就是在中国，学校也不再管工作的事，新一代的年轻人自然都知道如何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女儿学的是数学专业，其优势在于找银行，金融，保险公司这些需要整天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但是女儿声称坚决不做这样的事儿，她对时装，服饰感兴趣，理想是做一名时装服饰的买手（a Buyer）。我不懂做一个Buyer有什么意思，但女儿自己喜欢就只能让她试，做老妈的，即使一厢情愿，也没有那个能力强迫她踏进热门的金融保险行业。

女儿十一岁跟随我们来到英国，多多少少也跟着经历了一些我们大人所经历的移民之苦，好在同时也锻炼了她独立自主的能力。从十六岁开始，小到出国旅行定机票旅馆，给自己找住房，大到自己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都是她自己说了算，有时想起知会我们一声已经是让我们“受宠若惊”。上大学期间，我们只负责她的房租，其它费用她通过国家贷款和周末打工自行解决，包括出门旅行，基本不会再向我们要钱。

这次旅行回来以后，她自己先申请了政府提供的找工作津贴（Job Seeker Allowance），一个星期五十镑左右，这样她的零花钱就有了，然后就整天坐在电脑旁，也不知她在忙什么。问她，她也懒得细说，只是说她一定要去品牌服装服饰公司。有一天，她说她要去伦敦面试了，我知道那是一家特别令她心仪的公司，也是她的第一选择。回来以后，她说大概没戏。我本想安慰鼓励一番，却发现虽然她觉得有点遗憾，但并不沮丧。过了几天接到另一家公司面试的通知，于是又去伦敦，回来说大概成了。经过第二次面试之后，她就算是被正式录用了，人家让她尽快的开始上班。虽然这不是她最想去的公司，但她认为也还不错，可以成为她梦想开始的地方。

回想起来，从开始找工作到开始上班差不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感觉女儿的运气还不错。

对这件事，我一直很好奇，问了女儿好几次，人家是怎么面试你的？女儿总是心不在焉的说，就是做做题，谈谈话而已。做题？做什么题？女儿说很简单的数学题，但要求八十分以上。我问那你得了多少分，她说自然是一百啦，一副得意的样子。

其实我是很想知道像女儿这样在这长大的移民孩子会不会在就业问题上遭遇到歧视，能不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虽然在这之前我早就知道中国朋友们的孩子都不错，但我还是想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找工作还是比那样的跑分配容易，尤其对于像我们这样，游离于社会，一直不擅长编制社会关系网的人。女儿能如愿以偿，我们做父母的也就自然感到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