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子名為“啟”，

　　　　　　開啟“家天下”。

　　　　　　是功是過，當時誰評價？

　　　　　　福兮禍兮，後人仍嗟呀。

　　　　從此時，這土地、叫作“華夏”。

　　　　　　下游開溝渠，

　　　　　　上游築堤壩。

　　　　　　各自為政，壩怎麼能不垮？

　　　　　　灌溉防洪，必得有大規劃。

　　　　九州立，纔有這、遍野桑蔴。

　　　　上游下游成一家，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華夏。

【簡註】

　　啟之事跡，載於《史記‧夏本紀》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等。《淮南子》所載之啟母化石、石破啟生，神奇有餘，情致不牟，故無取焉。

此段歌词从大禹之子启统治夏朝起，引发对华夏“家天下”制度的反思。在朗诵部分，作者提到了当时“松散”的部落景况，与大禹“朝诸侯，诛防风”之举遥遥呼应——告诉读者，一个新的、不可避免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其实，这个时代，在鲧、禹治水之始，一直到治理成功的过程中，已在默默孕育着。“炎黄的后代、呼唤那、回天的英雄”——鲧的出现，“过门不入，洪水汤汤”——行色匆匆的大禹的辛劳，“候人兮猗”时“想天下，有多少，夫妻分离”的女娇身影，这诸多的描写，都暗示着，在驯服洪水之奋斗中，华夏民族已逐渐凝聚为一个大家庭了。它的最引人注目之点，便是人们为了这个大家庭，经常不顾、乃至牺牲小家的利益。而纵观历史，中华民族为大家舍小家之行为，层出不穷。而大禹等先贤们，便是这缔造这一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

　　“部落间轮换”制改为了子承父业的国度。“一种新制度，出现在地平线”。有趣的是，启成为“家天下”的标志性人物——而“启”者，启发、开启之谓也。他的名字，也正标志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的来临：

　　　　　　禹子名为启，

　　　　　　开启家天下。

 “家天下”之制度（这种制度之成因，前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述），实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关系到天下所有人之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了启等一家一姓的天下。启等最高统治者之所以能获得这样高的权力，并非仅仅个人意志所造成，而多是关系到社会的安危，天下人的需要。这样的制度，使得统治者在安排、统筹国事时获得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历史证明了这种“家天下”制度对于华夏民族的稳定、进步起过重要的作用；当然，也为权势者之肆意享受、滥用威权，提供了方便。为争夺那“一家之长”的血流漂杵的残酷内战，不知进行了多少次；骄奢淫逸、腐败害民的可耻行为，数不胜数。

这种悲欢交集、祸福交错之历史，已经历了漫长岁月：

　　　　　　是功是过，当时谁评价？

　　　　　　福兮祸兮，后人仍嗟讶。

　　这究竟是福，还是祸？直至今日，人们仍探讨不已，迄无定论——“福兮祸兮，后人仍嗟讶”。而试想，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华夏民族凭着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了一个“家国同构”的国体，而这稳固、长寿的国体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世上诸多事物，皆为实践发生在系统的理思之前——若是当时祖先冥思出一大套理论后，再来行动，恐怕早被洪水等灾难席卷而去，岂复有华夏可言？因此，诗人俏皮地追问了一句：“当时谁评价”？总之，一个大家庭式的或“家长制”的国度诞生了，一种在不断磨难中的独特文化诞生了：

　　　　从此时，这土地，叫做华夏。

祸福相仍、屡跌屡起的文化，为世界增添了奇异的色彩——这是生命的奇迹，其中包蕴着对人之幸福、尊严的不断追求。这简短的诗行，已为歌词之结尾部分的“生命、本身就是奇迹”，“尊严、在你我心里”的升华，作了有力的铺垫，语句素淡而内蕴华彩，细味可知。

　　歌词接着仍围绕水这一意象，叙述华夏民族之独特国体形成的根由。

　　水，在全篇歌词中，具有多种喻义。当它以肆虐之洪水面貌出现时，俨然是对一个民族生存能力的检验；在治理的过程中，水又仿佛是华夏民族“家国同构”之国体形成的重要媒介；而在围绕国计民生之规划主题时，源远流长、浩瀚一体的江水复为统筹兼顾、同甘共苦的华夏民族之象征：

　　　　　　下游开沟渠，

　　　　　　上游筑堤坝。

　　　　　　各自为政，坝怎么能不垮？

　　　　　　灌溉防洪，必得有大规划。

　　　　九州立，才有这、遍野桑麻。

此段歌词朴实无华，如话家常。它勾勒出华夏民族共饮一江水的景况，生动道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死相依的实情，因而强调“大规划”的极端必要性，与“九州立”的前提之必然性。至此，读者可更亲切地感觉到，华夏民族那种超强的凝聚力，正根源于浩瀚长流、不可分隔的那一条母亲河。华夏民族，走过了不平坦的漫漫几千年，相处如一家的国体长存不衰之因，最深层之根源，盖在于此。

这样，结尾就成为这样两句朴实到极点而又深刻到骨髓的格言式的妙句：

　　　　上游下游成一家，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华夏。

水为生命之源。有了水，便有了长久安居的可能，有了华夏土地。华夏子孙的团结共存，如同水与水的浑然相连，永难分离——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相，在此被歌词作者揭示得如此清晰，语言表达如此朴茂，颇能调动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力。例如，“上游”、“下游”的分别，可以意味着水流、地势、土壤、气候等等以及由此所影响的风俗乃至贫富之间的差别、矛盾；而这些差别不但需要坦然面对，当然更需要相互体贴与适当的调剂、互助。要而言之，同甘苦、共患难，“统筹规划”，便成了这一个国度所具有的鲜明特色。这样的制度会有遗憾、缺点，但却不乏相互依存、共向未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共饮一江水”的命运，对华夏民族的道德理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说，生长在大河两岸的华夏民族，对于上游与下游共存亡的道理，早已了然于心，那么，对上游、下游之水同入大海之最终目标，亦已完全认同。孟子说：“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孟子•卷七•离娄上》）；上、下游之水相随奔向辽阔远方的景象，亦成为相依相靠、共谋福祉之华夏民族的形象写照。请看，这两句诗行会引发多少联想。

当然，本两句歌词虽系对华夏民族内部而言，它亦可引发同住地球村的世界各国和谐相处之理想境界的联想。华夏民族之所以很早就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理想，与其“一条大河波浪宽”的地理环境有极大关联；而这种共容共存的宽广胸怀与理想，对于世界文化，自有其独特的借鉴价值。条件各异的世界诸多各国，在本质上说，都处于或“上游”、或“下游”的错综复杂之环境中，而在同用地球之资源、保护环境诸方面，皆肩负着共同的历史使命。华夏民族，在保持自身之宝贵传统时，亦应将其发扬光大，为广大地球村做出应有贡献。

　　读者不难发现，大型组诗之曲终“孜孜”诗意，恰是这两句歌词之丰富内涵的延伸。在“孜孜”中，作者将此种境界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情感推向了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