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草原                           过客

引子

          当卡车快要翻越场部西南的山梁时，我双手紧紧地抓住车厢板，又仔细打量了一遍土路边上的陵园。那简陋的陵园里，长眠着六十九位伙伴。在一次吞噬草原的大火中，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共和国的北部边疆。眼泪随车身的震动夺眶而出，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别了，我的兄弟姐妹。”

          那是１９７７年９月下旬的一个清晨，距我们到宝日格斯泰牧场开始插队生涯，已近十年。秋风带来一阵寒意，山草已见枯黄，薄雾中，太阳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沉重的羞愧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本不该离去，我至少不应该这样离去！车到坡顶，我心里突然产生了跳下车去的冲动，我要跪在那片坟茔前，向他们忏悔，忏悔我竟如此自私地背弃了我们共同的誓言，我们向这草原、向这天空的庄严的承诺。但是我没有动，只是闭上了眼睛，嘴角尝到泪水的苦涩。

          下坡了，车速加快，雾气渐渐散去。草原还像十年前那样宽广，天空还是蓝得那样深远。可是，在这十年中，越到后来，我越感到憋屈。牧场改建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三团的那几年，我曾不断受到批判和改造。人在和外部世界对抗时，心里、身上都绷着劲，不觉得怎样难捱。兵团散了，压迫撤了，人松快了，平庸的生活反而更难忍耐。我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外面的世界与十年前大不相同。７６年，中国地覆天翻。７７年初，又有了“恢复高考”的传言。我知道，这多半是我最后的机会。熟悉的山岭，逐渐远去。今天，我不后悔把自己的青春留在我深爱的草原；将来，我同样不会后悔在此时离去。

                             医生给我开扇门

          选拔“工农兵学员”的五、六年中，我曾五次报名。头四次是在建设兵团治下，我正挨批判、被管制，明知道是“钉子”，偏要去碰、碰。事先的心理准备充分，碰回来，毫不在乎，听说某些现役干部被我的“猖狂”气得破口大骂，我还挺得意。第五次报名，兵团已改回牧场，分场的头儿换了我们知青哥们。全牧场十一个单位，十个上学的名额，每个单位限报一人。我们分场报的自然是我，要不怎么叫“哥们”呢？结果，十一取十，被刷下来的还是我。据在场部工作的弟兄透露，主管招生的是位“前朝遗少”，职位之外，还连带继承了兵团现役干部对我的憎恶。传言高考即将恢复，我不敢再碰着玩了。“碰钉子”，碰伤了，“碰运气”，碰不起，岁数不饶人。左思右想，只能“曲线救国”，先离开牧场再说。打的主意是“病退”。

          当时的政策是，凡下乡知识青年，身体确实有病，不适宜继续在农村生活，有医院证明，经当地领导机关批准，原居住城市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同意接收，可以办理病退。单从字面看，“病”是因，“退”是果。实际上，“退”成为目的，“病”则往往是手段。既然是手段，难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花样百出了。

          我的病是半真半假。说“真”，我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这病从７３年起，缠了我十八年，直到最后被斯坦福医院一个满头白发的老教授，用不到两周的时间，奇迹般地治愈。说“假”，我没有证明。虽然我那时每天都要命地疼，可疼痛对旁人而言，也就是个抽象的概念。能往概念上盖公章吗？这种事，只能靠朋友。正好有位天津知青回家探亲，就托了他。天津人最讲义气，一个月以后，他把一张透视片子交到我手上。“放心吧，肯定管用！”他找补上一句。

          把片子送到旗里的农牧场管理局医院，托的是另一位知青，也是天津人。他一见医生，立刻打起全副精神：“抽烟，大夫，你老先点上。这片子假不了！我们那哥们下来十年啦，容易吗？浑身胃溃疡啊！你老高抬贵手…”那位医生看得很专注。当时有迹象表明，知识分子即将重新吃香，所以文化人都特别巴结差事。医生抬头一笑，笑得那位天津老弟心里发毛。“没错，这片子是真的。”医生终于开口，“可照片子看，他也用不着办病退，你们该给他办后事。” 天津老弟事后形容，他当下从头顶凉到脚跟。他还没缓过劲来，医生从抽屉里拿出张表格，刷刷几笔，递到他手上，“行啦，到办公室盖章去吧。出门往左…”。我们那哥们连“谢”都忘了说了，回来让我好个埋怨。

          这么好的东西，不能不充分利用。后来，这片子好几次被送到同一医生的桌子上。我们知青做事认真，每次都忘不了换个封套。到最后，那医生连片子也不往外抽了，就用两指捏捏封套，“又是那张片子？行啦，到办公室盖章去吧。出门往左…”

十几年当中，我多次打听这位给许多知青打开回城大门的医生，可惜没人记得他姓甚名谁。

                             街道放我打回枣

          病退回京，本为考大学。坐了三天敞篷卡车，人到赤峰，主意又变了。从赤峰火车站候车室的广播里，得知了召开科学大会的消息，其中有一句，“恢复招收研究生”，听得我心花怒放。大学我虽然想上，但有件事，心里别扭。二十七岁的人了，莫非还要让父母养活不成？这下好了，按文革前的老规矩，研究生有助学金，考上等于发笔小财。每月四十多块啊，比我在牧场的工资还多。考什么专业呢？文史还是数学？其实我最感兴趣的要数政治、经济，可我那不合时宜地乱说话的毛病，真不好改，一头扎进政治、经济，早晚得惹祸。一路上就这么胡思乱想，高兴得觉都忘了睡。

          二十四小时中，换了三回火车，终于重返北京。到家才知道，比决定学什么专业更棘手的问题，是开出报名用的介绍信。那年头，连买车票、住旅馆都离不了介绍信，更何况报名上学。我们这些刚回城的插青，没有工作单位，只能靠街道办事处，人家说了，他们好歹也是“一级组织”。第一步，先弄考大学的介绍信，这是我妈的主张。老太太的原话是，“你万一没考上研究生呢？总得有个地方喝粥吧？”这步不难。开这种介绍信的人多，混在人丛中，没人专门找你的碴儿。第二步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估计，考研究生的介绍信，不会轻易到手。

          头回去，接待我的是个四十出头的老大妈，一脸的公事公办，迎头一句：“你的情况嘛，我们不了解，具体政策呢，也不清楚。我们得研究、研究。你先回去吧。”我想“研究”，先得等人家“研究”。不回去不行，人家这儿就一溜木板房，不管吃，也不管住。

          过了一个星期，二回再去，这回接待我的换了个小姑娘。城里人面嫩，说不定跟我的岁数也差不到哪儿去，红黑格子的外套，雪白的衬衣领子翻在外面。我自报家门，刚开个头，她就笑起来：

“您就是那个要考研究生的啊？怎么看着不像啊？”

这话无法接口，我站在当地，心中充满歉意，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打扮才像样子。

“闹半天，您也就是个初中文化！”她不容我插嘴解释，“那您懂无线电吗？”

“无线电我是不懂，可是…”

“哟，连无线电都不懂，您还能考研究生？”她惊讶得睁大眼睛。

轮到我据理力争了：“我这也就是蒙，试试看，有枣儿没枣儿，打一杆子再说…”

她眼睛睁得更大了，分不清那眼睛里是怜悯还是崇敬：“考研究生！这是多么大的事儿啊，您也敢蒙？您胆子可够大的。”

“这话您说！我还真有这么点儿优点。”

小姑娘笑弯了腰。好不容易忍住笑，她边拉抽屉，边抬脸跟我说：“我们早就给您预备好啦！”

我接过介绍信，说声“谢谢”，转身就跑。小姑娘追出门来，冲我的背影喊道：“别净顾了打枣儿，把正经事耽误喽。后儿二商局到咱们办事处招工，您记着早点儿来！”

那小姑娘的笑声很好听，所以我至今难忘。

恩师惠寄一封信

犹豫再三，最后选择了数学。看看父母已见花白的头发，不忍再让他们为我这个不安分的儿子担心，我爸的问题尚未解决，更不能再给他添祸。

论研究数学的条件，最好的要数科学院数学所和北大数学系。在草原时，我有位挚友，一直对我很照顾。他知道我读过些数学书，特地十分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姐夫，一位任教于北大数学系的老师。这位老师姓程，人热情，又很随和。我插队期间，探家时跟他聊过几次，得到不少的鼓励。听完我报考数学研究生的打算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在代数上花的功夫最多，我得带你去见、见段先生，段学复。”我吃了一惊：“怎么，段学复先生还活着？”我在草原上读过的最有趣的数学书，是范德瓦尔登的《代数学》。我读的是中译本，前面有段学复的一篇序，写得扼要、精辟。我下意识地觉得，在这样的经典之作上落下名字的，必是“古人”。“段先生当然健在，而且还是我们的系主任。”程老师接着叮嘱我，“咱们明天晚上去。说什么，事先想好。你作过什么东西，选重要的，带给段先生看、看。”

选无可选，我作的、与数学有关的，只有一个本子，百多张廉价信纸，用线绳钉了个硬纸皮，算不算“东西”就不好说了。就这么个本子，当年还舍不得往上乱写。那时，思考数学需要写写画画，多半用零星废纸，像报纸边儿、烟盒背面之类。只当得到自以为得意的想法，或遇上特别有趣的题目，才动用这个本子。草原的冬天，蒙古包里、甚至屋里，冷到零下三十多度不新鲜。钢笔得时刻贴肉夹在腋下，用的时候再往外拿，写不了两行，还得放回去。墨水时冻时化，难免沉淀，字迹也因而浓淡不一。频繁地拿进拿出，一个操作不当，钢笔就会漏水，在纸上洇一小片儿。油灯的灯灰，蜡烛的蜡油，都时不时在本子上留下痕迹。可是，不带这个本子，还有什么可带呢？

冬天黑得早，程老师领我走进燕东园时，天已黑透。段府是座小楼，楼下，文革中分派进来的住户，尚未迁出。我们摸黑走上狭窄的楼梯，段先生的书房紧靠楼梯口。段先生话不多，几乎没有谈数学，主要问我在草原的生活，吃什么、穿什么、冷不冷。问过我初中毕业的学校后，段先生仿佛轻叹了口气，说了句半截话：“四中啊，那难怪…”忐忑不安地把我那个破旧的本子交到段先生手里，我和程老师起身告辞，段先生送到楼梯口。路上，我和程老师议论了几句，都摸不清段先生的态度。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脾气，“考、考再说”，我反正决心已定。

没想到，这决心几天后就动摇了。在这之前，我和我的两个弟弟一块儿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我们哥仨本不怵考试，我和大弟弟开玩笑说，拿左脚答卷，也能考上。结果，头一批录取通知书，拖到最后，才轮到我小弟弟，我们两个当哥哥的，居然没份儿。不用说，爸爸的事，影响还在。小弟弟好歹是个团员，多年的先进。我们哥儿俩都是回城插青，我更连个单位都没有，想找人说理，都没处找去。那个沮丧啊，真叫万念俱灰，明知道北大已开始研究生报名，也无心去。反正没希望，何必再试？

就在北大报名截止日期的前两天，我接到段先生的一封信！时隔三十年，迁徙数万里，原信找不到了，可信上的每一个字，直到今天，只要合上眼睛，还历历在目：“今天，我到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细查了一遍报名册，没有找到你的名字。报名即将截止，你务必抓紧办理。”我手里捧着信，全身止不住地颤抖。早上收到信，我午前赶到北大，报了名。回来顾不上吃饭，我立刻投入狂热的复习。为段先生这封信、这份情，也得拼，我绝不能自己趴下。

那些日子，我妈为我们哥儿俩的事，不断找父亲的机关理论。作母亲的在这种事情上，态度之强硬，可以想见。最后，机关向市招生办公室行文，证明虽然父亲的问题未完全落实，但不应影响儿女应试、入学。

一个多星期后，我和我的大弟弟收到录取通知书。几乎同时，我收到北大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寄来的准考证。

慈母错买一本书

          最近这十几年，我赖以糊口的手艺，是编写计算机程序。其实，我在学校里，从未选修过任何与计算机有关的课程。进入软件公司前，我在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教过两年书。最初给别人讲解计算机科学，则要追溯到我在耶鲁大学的第三年。

          初到美国，妻子和我都学数学，一个在纽黑文，一个在圣路易斯。两年后，她转学过来，改行进了计算机系，天下从此多事。打结婚起，妻子就养成个习惯，凡是她的同学、朋友，只要学习上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一律往我这儿领。在国内，她的说法是，“让我爱人给你讲讲”；出了国，说法换成“让我先生给你讲讲”；再进一步港台化，“让我老公给你讲讲”。但万变不离其宗，不问专业，是书，我就有义务讲通，是题，我就有义务解答。原来她念本科，本科生我还勉强可以对付。这回可要对付研究生，念硕士、念博士的都有。有一样比从前容易点儿，她初到一地，交游不广，只限计算机专业。

          真讲起来，把我自己吓了一跳，我居然应付裕如！不管那门课，略翻翻书，开口就能讲。不管多难的题，细想想，总能做出来。我怎么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有如此聪明？琢磨了好久，才恍然大悟：许多有关计算机的知识，早就存在我记忆的深处。

          还是我在草原的时候，我妈那些年永远挂在心上的一件头等大事，就是买书。文革中，买书太难了。我妈得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攒钱，在烈日下，在寒风里，一趟一趟地往书店跑。书买到手，还得分寄给远在“五、七干校”的父亲以及分处内蒙古三地的姐姐、大弟弟和我。而且这四个人，需要、爱好各不相同。我妈念书不多，对各样的学问却有难以索解的直觉。她买来的书，总是我们急需的或感兴趣的。如果我在阅读中感觉缺了什么环节，不用我开口，她早晚会给我补上。唯独一次，我妈竟然买错了书！

          我把那本书拿在手上，懊恼万分。盼了这么多日子，盼来本工科数学，还是供“工农兵学员”用的教科书。这种粗浅的东西，哪能入得了我的眼？顺手翻翻，发现书的后部，有小半本是介绍计算机的原理和编程。咱是玩高雅的，这机器和我也挨不上边儿啊。书压了箱底，妈妈的心意在里面，用来生火，那不成了忤逆了！直到某个星期天，突然发现手边没有新鲜书可读，这才找出那本书来。拿计算机解、解闷儿吧。浏览几页，感觉叙述得过于简略，凝神细看，处处对不上卯儿。这反倒激起我的好胜心，非弄清楚不可。冥思苦想三个月，我从数学中得到的逻辑训练发挥了作用，最后完全想透彻。仰天一笑，书又进了箱底，并且再不曾出来。

          那是７４年的事情，十一年过去，早已忘到脑后，而到手的知识，却一点儿没丢。从帮助朋友辅导课业，到任教计算机系，乃至后来进入软件公司，归根结底，靠的都是那三个月苦读，读一本妈妈买错的书。

                                      尾声

今年，公元２００７年，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今年是我们插队草原四十周年，又恰逢恢复高考三十周年，更是我那六十九位长眠在草原上的伙伴，去世三十五周年。回望来路，常有人生如梦的慨叹。

往事历历如昨。当日的悲哀和欢乐、屈辱和骄傲，此时想起，仍会血涌如潮。那些曾在人生路上与我结伴同行者，他们年轻的面容，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也许这便是年华老去的征象。

数十年间，世态炎凉，世局翻覆，世事沧桑。悲观论者，还可以加一句，世风日下。然而，不歇的还有苦斗，不减的还有真情，不移的还有信念。就算人生真的如梦，那也是一场永远不会醒的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