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个阶级，它的活力突然消失，生命中止了，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但是过了近三十年，它又骤然复活了，呈现蓬勃的生命力，发出眩目的光华。然而，这拨崛起的人和前一拨消失的人，基本没有关系，甚至没有一点家族的血缘，但它们同属一个阶级。

这个阶级以前叫资产，或叫民族资产。现在叫民营企业家，或简称老板。

我的父亲就是当年其中的一员。

我儿时的很多伙伴，家里都是资产。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上海有许多资产，大都住在上海的徐汇、静安两个区。

关于父亲，我有很深的几个印象。

一个是，我的妹妹当时只有６岁，她和小朋友到淮海路上去玩，路过陕西路、淮海路口的公泰水果店，有一只桔子滚出来，滚到她的脚跟边。她觉得好玩，就捡起来，带回来了。父亲回家发现了，问清原委，就牵着妹妹的小手，穿过两条马路，走到公泰水果店，对营业员说，小囡不懂事，对不起了。

另一个印象是，公私合营后，我父亲担任南京路一带十七个店的私方经理。现在我明白不过是做做样子，没有权利的。我当时不会懂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父亲的基本权利就是写思想改造。键盘敲到这里，我面前就浮起他的一张苦涩、尴尬的脸。　

我记得父亲是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作私用的，他要写信就到文具店里去买的，往往派我去，是上海电影院旁的一家文具店，离我家不远，他一喊，我就去。有意思的是，父亲认为思想改造是他的私人事情，所以他写思想汇报也一定要用买来的纸。那个时候，私信是很少的。所以，每次叫我去买信纸，我已经知道了它的用途，心里就替父亲难过。

我始终记得他写思想改造的样子，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在房间里不停地徘徊，就像蒙了眼睛的驴子推磨。他的脸是有轮廓的，却像被无形的门轧过一下，有点模糊。父亲的字是很有味的，他写的近似于草书，点划不羁，现在回想，有点王铎的意思。当时我不懂，还骄傲，以为他的字不好看，不如我写的。现在想，他用那样的字写改造汇报，可惜了。更可惜的是，他那时的改造检讨，竟一份都没有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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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是资产的人生大转折。关于这个转折，没有多少留存的文字，只有一些遥远的零星的记忆。我曾经听父亲说起，那个时候，几乎是送的，排起队，抢着送厂送店，恨不得什么都送掉，好当一个光荣的工人阶级。事实上，早先的三反五反已经让资产胆战心寒，强权早已摧毁了资产的抵抗意志，所以公私合营所到之处，几乎是摧枯拉朽。

不过，政府也是聪明的，是有选择的。我记得，那时的上海马路旁，有一些烟纸店，做着非常薄利的小买卖，实际他们也就是城市贫民。他们一心想被合营，眼巴巴地渴望着，但是政府却推出巴掌。于是，他们垂头丧气，只能守着一家薄店，卖点针头线脑、肥皂、草纸。后来都凭票了，针头线脑也不能卖了，只好卖一分钱一包的盐金枣，上海的小孩很少有没吃过盐金枣的。烟纸店生意惨淡，他们在生存线上艰难地活着。

当然，也有个别资产不老实。我的姑父就是这样的人，每年过春节，他们一家都要到我家来拜年，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埋了头挟菜，他却直着脖子高声说话。他的太太皱眉头说，你不讲话，人家不会把你当哑子，你以为就是你有本事啊？

他低下头吃饭，没一会又把脖子直起来。

他是做橡胶生意的，早先已经吃过轧头了，在1955年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恶运缠上他了。开了批判会，越开越激烈。一天，他消失了，不知上哪里去了。全家人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赖在被窝中没有起床，有人敲门了，寒风钻进来，刺骨地冷，我又往被子中缩了缩。来的是堂哥，他和父亲嘀咕了一会，说找到了。父亲穿戴好，匆匆出门了。

到傍晚父亲才回家，他的脸色十分难看，好一会才说话。姑父的尸体找到了，他是跳黄浦江了，却不知从哪个地方跳的，一路漂下去，一直漂到高庙，才被撑船的人发现。他们去认领时，尸体的脑袋肿得像一只畚箕，认不出了，只是根据身上的衣服才确定是姑父。自绝于人民，没有话好说，姑姑还不敢大声哭，低低地抽泣。第二天父亲又赶去了火葬场，替他的妹妹料理了后事。

父亲是很少和我们谈公私合营的，如果避不开了，都是说好的多，问深了，就沉默不语了。我想，缠绕他们心中的肯定是个强烈的问号。不是说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么？不也是说好的，新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么？怎么说变就变，苍狗白云，猫儿的脸吗？一夜之间，他们从同盟军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以前是炮火连天，后来据说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他们踌躇满志，还没有施展拳脚，已经消亡。

大概某人只是动了一个小手指，他看得太透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是软骨头，不堪一击。

不留恋是不可能的。父亲多次说过，上海的南京路是一个黄金地啊，他的店就在南京路上，柜台里摆垃圾都卖得掉。我相信，父亲讲的是实情。上世纪五十年代，哪像现在有如此发达的网购，而且很多小城市的商业都不发达，物流基本是零，所以，上海的南京路十足是一个购物的圣地，是父亲失去的天堂。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在理论界始终没有弄清，为什么1955年民族资产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三十年后，又允许、鼓励另一批人掌握生产资料了呢？没有人从理论上解释过这个问题。同样，没有人为历史的曲折反复而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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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就从1955年开始，自由经济被最后扼杀了，计划经济彻底实施了。从此，温和的时期过去了，中国逐步进入物质紧缺时代。票证时代应运而生。粮票、油票，肉票、鱼票、豆腐票、菠菜票、粉丝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线票等等，这些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识过的票证，将紧紧伴随老百姓的生活。

民族资产阶级被廉价赎买了。棉布大王、桐油大王、百货大王、火柴大王都受招安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那时还是“不流血”的革命。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资本家可能是最好的结局。强大的专政工具在手中，却不夺走你，而是赎买你，给你钱让你过日子去，还能怎么样？尽管卖得便宜，但还是给你钱的呀。相比于几年前腥风血雨的土改，地主一个个掉脑袋，民族资产抽了个上上签。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反抗，连反抗的胆子都没有。无论是在１９４９年之前还是之后，他们都是在强压下生存，这种强压犹如是铁笼子，严格限制了它长大长壮。它从来就是一个稚嫩的带着病容的孩子，从来就没有长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大人。

父亲他们也乐得图个清闲，我们的教科书早说了，资产阶级是贪图享受的阶级。现在，他们的进取性被消解了，创造力也被取消了，但是手上还有几个钱，所以，只剩下一种享受冲动了。那时，如果有人指着一栋洋房对你说，这家人家是资产。那你反应基本上就是称赞，是羡慕。

说实话，那时的资产是倒而不臭，或者说像上海的臭豆腐，闻闻臭，吃起来香。他们变着花样享受。但是，当时的上海滩的享受极为有限，于是他们在狭窄的空间里，使尽全力，最后也只剩一个字：吃。

《上海的早晨》中写过一个星期二聚餐会，写得有声有色，登场的资本家个个栩栩如生。可见，资产聚餐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我们的笔头必然要涉及资产的另一个任务：写改造汇报，写检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宽一点，写检讨是中国的特色，那个年代，谁人能不写？谁人能逃脱？现在年轻人不会知道，他们离那些太远了。我也生得晚，只是赶上写检讨年代的尾巴，我在中学里也写过检讨，罪名是为剥削阶级的父母翻案，写得心里一片凄凉。那时，写检讨太是家常便饭了。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是一个写检讨、写认罪书的年代。小至鸡毛蒜皮，大到滔天罪行，无一例外，都要匍匐在地，诚惶诚恐。

让你写检讨，已经证明你有错有罪，首先打掉了你的自尊和自信，让你在严峻残酷的斗争中立时落了下风。于是，你就会尽量地作践自己，弄脏自己。原来你内心可能还有一点不服，但经由这种无底线的作践，很快让大多数人相信，自己是有罪的。

资本家更是难逃了，他们有剥削的原罪，这是娘胎里带来的罪恶，让你写一辈子检讨，写到咽气的最后一刻，是天经地义！

为了弥补这种巨大的惊恐，取得心理平衡，资产们别无他法，只能用手中仅剩的钱抓紧吃。

我的一些少年伙伴，围在一起回忆，都会提到，那年月，父辈们最热衷的事，就是赶来赶去吃饭。他们中间常常传递一些消息，这家店的响油鳝糊呱呱叫，上海滩数它第一家。那家店的清炒虾仁好，食材新鲜，大师傅手艺高。这家店的牛排崭！他们赶过来，赶过去，没有黄包车了，挤公共汽车，外加１１路两条腿。

新雅、梅龙镇、杏花楼、燕云楼、老正兴、扬州饭店、黄宝和等；西式的有红房子、德大、天鹅阁、莱茜等；买奶油蛋糕的有哈尔滨食品厂、上海食品厂、老大房、凯斯林。他们如数家珍，他们是这里的常客。有时还窜到七宝，窜到龙华。那个时候，上海滩上象点样的饭店，不可能没有资产的脚印。
 

吃啊吃，那是个舌尖享受的时代。

走进花园洋房的弄堂，从玉兰树下会传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有的人家还把女儿送去学芭蕾舞，老师是俄罗斯人，住在南昌大楼里。俄罗斯老师非常严厉，拿一把戒尺，女孩跳得不好，就朝她光裸的小腿上抽。

啊，罗曼蒂克，那时环境还算宽松，资产在营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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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好梦不长，红色的狂飙兴起了。资产的美梦瞬间破灭了。资本家成了横扫的对象。黑五类他们幸运逃脱，黑七类把他们一网打尽。那时，我们那里的弄堂天天敲锣鼓，敲到哪家人家停下来，红卫兵、造反派就一拥而入。因为住的大都是资产和有问题的人家，有些弄堂几乎是挨家挨户抄。抄过之后，安静下来了，过一段辰光，锣鼓又敲来了，原来换了一批红卫兵，前面是别人抄的，他们没有挨上，觉得吃亏了，不甘心，又上门来了。

我们家是从海外回来的，又是资本家，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我在《为了忘却的记忆》中有详细的记载，此处省略。而父亲店里的职工，则是温良恭俭让，因为父亲平时对他们不薄，逢年过节还备下一份礼，他们还都记得，所以迟迟不来抄家。

而母亲在的体校，一些造反派凶恶残暴，用铁链抽瞎母亲一只眼睛，还逼她自杀。他们前后来两次抄家，还打电话给父亲单位的职工，让他们一起采取行动。职工们不得不来，但只是做做样子，虚张声势喊两句，暗中还保护父亲和我们孩子。

我有一个朋友，家里也是资产，他们家被抄了整整八天八夜。整幢楼的地板全撬开了，花园草皮也给翻了个遍。造反派还是不甘心，目光瞥到了竹篱笆上，可已经累得不行，就让我的同学兄弟几个一起干。于是，红卫兵、造反派和资产阶级狗崽子肩并肩，把竹篱笆全拆了，一根一根剖开，看里面是不是藏有金银财宝。

这算个有趣的案例。后来，工总司司令王洪文把他家当行宫，有天夜深人静，忽然开进他们的家，进了后楼，临时住一、两天，这是严格保密的，外面谁也不知道，我的同学一家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个大人物。后来看见了，才知道是王洪文。不过，王洪文也没有为难他们，他住进来，反倒太平了。

等文革结束，抄家物质还回来了，其实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我家的清单上写着：一颗猫眼作价10元，一颗碧绿的翡翠钻戒100元。有一次，母亲意外踏进一家翡翠店，险些昏倒，那些货比她的不知差多少，都标价几万几十万。而她的都是顶级货。从此她再不进这类店。　　

惟有一只镶有３点95克拉的大钻石、九颗小钻的钻戒，折价2819元8角。

但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多想，算了，计较什么，没送掉命就是大吉。至于我们，应有自己的前程。
 

又开始吃，但资产已经衰老了，早已没有当年那股吃劲了。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阶级，他们生不逢时，不可能有出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命早已结束，他们的生理生命也进暮年了。又过了十多年，他们都没来得及和新一代资产阶级交接，就匆匆离世了，丧钟早为他们敲响。

我们描述的对象已经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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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新的资产阶级。他们的诞生，是那么的突然，没有一点预兆，他们似乎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星星之火，一夜之间就在上海滩燎原，在中华大地燎原。最初他们贩卖羊毛衫，做水产生意，倒卖国库券、票证。发财的几乎都是无业人员，其中不少是刚从监狱里出来。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胆子最大。接下来才是创业发财，科技发财。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民营企业家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又过去三十多年了，现在人们开始声讨他们了，指责他们为富不仁，说他们奢侈糜烂，挥金如土。指责他们套空上市公司，甩卖股票。我相信，有这样的人，但不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是勤勉的。而骄奢的则是少数，人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天生缺少教养，发财后还没有好好学习。

老话说，三代出贵族。培养贵族之气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新资产看不到前景，“消灭私有制”的声音不绝于耳，始终有惶惶不安的危机感，那么，他们怎么会不穷奢极欲？又如何宁静而致远，培养他们的贵族之气呢？又怎么会不出逃呢？

当下又到了关键节点。让他们像前辈一样，在1955年消亡，还是让他们带钱出逃，还是让他们凤凰涅盘？历史很快会作出选择。

那么，回顾这段充满艰难和黑色幽默的历史，我们可以引出什么样的教训和经验呢？现在的民营企业家会不会逃脱他们前辈的命运？

首先要问的是，当年的剥夺是否有理，今天民营企业再生又依据了什么？两者必居其一。两者必有一项是错的。不要以为都可以含糊其词。这是对民营企业命运的定夺，是对市场经济的定位。

我们讲的民营企业，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自发形成的，这和利用权利租借、巧取豪夺的特权集团是两回事。

前段时间，又有好事者跑出来说，民营企业到它退出的时候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也不绝于耳。这么做，就不仅是国进民倒，而是民族企业彻底覆灭，是国营企业的高度垄断。历史的事实教训早就清清楚楚摆在眼前，这些好事者的眼睛没有毛病吧？

鼓吹的是些什么人，到底是什么用心？他们以为还是什么年代？逼着高层也出来辟谣，以正视听。

为什么每每关键时刻，必出这样的怪论？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哪里？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什么才是他们未来的发展空间，是无边的蓝天，还是有形无形的铁笼子？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依然坚定地认为，消灭私有制是我们的初心，或者称为终极目标？如果这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那么，当权宜之计不再需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又要故态复萌？

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营企业是手段，还是目的？

这些必须依靠宪法和法律，而不是由多变的朝三暮四的政策来决定。

对于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骄奢淫逸，对于官商勾结，只有靠制度和信仰解决。

行业都要有信仰的。做商业的就要有商业信仰。应该有充分的时间，让民营企业家来培养他们的贵族气，养成好善乐施、服务社会的习惯。

宋人叶绍翁的诗说：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我们由不住想，春色满园怎样才能关不住？民营企业真的能一枝红杏出墙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