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巷中的一个小酒馆，我和一位中国ＮＧＯ参与者喝着台湾啤酒，谈起中国的变革。曾参与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他说，六四之后，很多人因为无法在体制内找到工作，所以纷纷「下海」从商。今日不少重要企业家都是八九一代。
我问说，是不是八九之后的政治高压气氛，让八○年代燃烧的理想主义倏地熄灭，此后中国进入一切向钱看的犬儒时代？
他说，不不不，那些埋在心中的理想其实从未死去。这批企业家如今很多都以不同方式参与社会，实践他们曾有的青年理想主义，例如对环保的关注等等。
八○年代确实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各种噪音众声喧譁，不论是思想上的争锋，或是摇滚与诗歌的激盪，都不落人后地扛起社会启蒙的大旗（美联社）。
他们的轨迹正部分地说明了三十年来中国的变革。
八○年代确实是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各种噪音众声喧譁，不论是思想上的争锋，或是摇滚与诗歌的激盪，都不落人后地扛起社会启蒙的大旗。
八九之后的九○年代，随着一代人的梦想与激情被血腥镇压，随着邓小平南巡后市场经济成为新的时代精神，那个十年成为一个安静的年代──人们在政治上安静地噤声，但在市场上飞跃着（而不再是慢慢摸着）石头过河。
进入廿一世纪，原来只在市场上热闹喧譁的中国，再度开始进入社会骚动期。但这时，除了知识分子的理念争锋与行动，还有了更多来自底层的抗议声音。维权运动开始一波接一波出现，律师和维权人士用更公开的姿态捍卫弱势者的权益，要求法制、民主与自由──高峰是去年底的○八宪章有近万人公开连署；体制的腐败、剥削和地方治理的无能造成每年数万件的地方抗争、骚乱（中国称之为群体事件）；八九世代逐渐在不同社会角落掌握主流位置，不论是企业、学界或是媒体，并用不同方式实践年少的理想；越来越多媒体积极调查报导社会真相，要求政府负责、透明、重视民意；网路上，知名作者和更多不知名网友在巨大的防火牆下穿孔凿洞，提出政治与社会批判。更关键的是，许多这些理念接近的ＮＧＯ工作者、维权人士、律师、知识分子、公民记者、艺术家，逐渐形成一个非正式网络，在体制内外彼此支援。
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的确越来越高涨。去年奥运期间，北京设立了示威区，虽然大家都知道是笑话，且申请示威可能会遭到公安骚扰，甚至有两位七十多岁老太太因为提出申请而被判劳教，以至于最后没有任何合法示威的桉例，但终究还是有很多人去申请。这充分说明了人民会积极争取他们的权利，不论是透过上访请愿、法律申诉、签名连署、或者用集体散步取代游行，甚至透过暴力（不论杨佳的绝望袭警或是地方的屡屡骚乱），而这常常是为了跟政府「讨一个说法」。上周，中国刚公布新的人权行动方桉，虽然仍然是修辞大于实质，但这些规范却可能成为未来公民行动的凭藉。
当然，这不代表中国的未来图像是一片光明，人们可以痴坐着等待日出出现。黑暗的幽灵依旧如一片巨大迷雾笼罩着，并且随时会吞噬那些想要拨开迷雾、追求真相的努力：就在这个月，男子吴保全在网上发文揭发地方政府违规徵地，而被以诽谤政府罪判刑两年，成为媒体焦点新闻；更严重的是如面对政府始终未公布川震中死难儿童的确切数字与名单，四川环保作家谭作人要以独立公民调查方式找出那些一个个悲伤的名字，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当然，那个禁忌的数字，六四，廿年后的今天仍然是黑暗所深深畏惧的火光。
这是如今中国的现况。改革开放三十年至今，走过理想主义的八○年代，政治安静的九○年代，来到当前这个骚动的年代，威权体制依然坚固但也更具弹性，但另一方面，公民意识确实更为茁壮，且少数反对者与改革者已形成一个日益坚韧的网络，在一点一滴推进中国的民主与进步。
然而，我们仍然无从得知下一段历史的进展。毕竟，八○年代的激盪中国，在那个时代最后一年，在坦克车的砲火下发生历史风潮的大逆转。此刻，廿年后的六四前夕，人们又站在这个巨大历史门槛关注着：下一个十年，会是什麽样的年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