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偶尔“潜回”上海的“丧家之犬”。
5月底在浦东海德格尔书店见到陈丹青时，已近晚上8点半，他刚吃完饭，说吃饭无聊，满桌子的堆笑、扯淡。他换了三个场景拍照，对摄影说，你要对我好，就赶紧结束；看着蹲在地上拍照的“80后”摄影女娃，笑容却一下绽开了，说跟他女儿一般大，她也玩摄影。
陈丹青从来不是好好先生。他被清华破格聘请，但一纸辞呈捅破了中国高校人人尽知却无法道破的弊端。作为“资深盲流艺术家”，他在美七年，没有被美国主流艺术接受，回国，也不愿结交国内主流。他一度对公共事务“说三道四”，指责北京拆胡同是文化自杀，上海的欧风美雨是自我殖民，但他并不愤怒，说完，冷静下来，发现四下没回应，他明白过来，大家挺体谅地集体纵容了他一回。他退了，在逃跑路上骂两声，再逃。
2005年，陈丹青集结回国5年的部分文字，出版了《退步集》。所谓“退步”，语涉双关，也可以理解为对百年中国人文艺术领域种种“进步观”的省思和追询。两年后，陈丹青集结出版《退步集续编》，这次文章都是新的但话题有调整，教育、城市类的议论少了，人文和艺术的比重增加。
这两个月，藉新书出版，又一*全国宣传，陈丹青再一次被媒体里里外外翻了个遍，不时和媒体闹个误会什么的。对于频繁的采访、讲座，陈丹青拎得清，说为了卖书，总得配合。
B=外滩画报 C=陈丹青
七年，变得不要脸了
B：你和濮存昕是好朋友，你辞职和他辞官都引起轩然大波。
C：我们俩都属蛇，都是刺头，不好撸。至少在这件事上，我被认为是刺头，“愤青”什么的各种帽子都来了。
B：当时自己觉得自己的行为傻吗？
C：是。当时很感性，哇啦哇啦地讲，后来发现不太对，好像只有我这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不了解情况的人在讲，大家都知道问题不可能解决，早习惯了，很体谅地让我讲。
B：但实际上你并不像报章宣扬的那样愤怒，相反很平和。
C：这都是媒体搞的，媒体喜欢简单化，500字就想能把一个人说清楚。
B：回国七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C：变得不要脸了，经常抛头露面。以前我很安静，整天埋头画画，有点名气，但从不上电视。很多时候人只是出于礼貌，让别人高兴。现在我发现，第一我翻不了脸，第二人家似乎还关心我。
B：媒体是你改变的根本原因吗？
C：我被媒体弄得很尴尬，但还是迁就媒体。在我看来，媒体不是抽象的，而是一个个坐在我面前的女孩、男孩。
B：你好像特别青睐坏孩子？
C：也不能这么说，最好是不听话的好孩子。我为什么喜欢鲁迅？他骂人、斗争，不买账，一辈子叫板，但孝顺、善良、心软。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艺术家也是，惊世骇俗，但私下很纯朴。中国这样的人不多，要么惊世骇俗，人不可爱；要么人可爱，却没有骨头、锋芒。“好”必须牺牲很多东西，如果反抗，就得把“好”作为代价。中国人的人格不丰富，太单面。
B：曾经向教育制度叫板的你，怎样教育自己的女儿？
C：我不喜欢强迫。她的中文不好，我不在乎她会不会说汉语，就像我不太在乎中国孩子会不会说英语。
B：在她眼中，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C：现在她稍微看得起我一点，小时候认为我是个愚蠢、无用、丑陋的家伙。那些和上海有关的日子
B：你出国七年，回来后，很多熟悉的地方都不见了。感觉如何？
C：幸运的是，我1992年回来过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大拆以前的上海。1996年我在我家旁边还能吃到生煎包子，现在完全没有了。
B：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除了你在书中所写，还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
C：大概十一二岁时，我舅舅带我和弟弟到作协边上的一家俱乐部去游泳。我舅舅是上海人艺的演员。那天，我在游泳池边一下看到五六张电影上的脸，都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演员，张伐、牛犇等。关于上海的文化记忆，最早在延安路，当时那有一家很有名的儿童剧院，现在已经拆了，对面是印度领事馆，领事馆旁边是康乐村，康乐村旁边是我的小学茂名小学，现在被白领占据。那时候我们常逃课，翻墙去印度领事馆。
B：在你记忆里，上海人形象是怎样的？
C：每次看到民国照片，看到傅雷、刘海粟，看到张爱玲家人，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看到的上海人都是这样。比如我爸爸，当时他四十多岁，在“文革”前，他一定这样分头路、这样梳（做手势比画），头发是绝对不能乱的。民国时所有男人的头发都这样，罢工工人也这样。三*车夫、锅炉工都穿得很干净，跑出来有样子。女的烫发，下面就烫一点点。我同学的妈妈都这样，感觉都是小资产阶级、小业主。现在中国发生的事还太少
B：你在《续编》里写道，“来世投胎，我愿在上海，但不是今天的上海”，又写道，“今日上海很好，但不好玩”。“不好玩”指什么？
C：尺度被破坏了。像外滩，你看外滩从前到现在的照片，那些建筑的高低起伏，构图挺对，可现在被破坏了。
B：现在很多人觉得够奢华就好。
C：那是因为他们没见过真正的奢华，好像把头发染黄，就可以假想自己是外国人，当然弄得好，也挺好。现在日本，尤其是大阪一带的年轻人，把自己打扮成新新人类，这种感觉挺好。港台学得差一点，大陆更差。中国还处在解开的过程中。但也好，至少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了。
B：在你看来，上海的哪些地方具有后现代特点？
C：跟法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后现代是中国化的。中国还会变，当下只是一个阶段。对艺术家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艺术家都不敏感，还在虚构。刘晓东就非常敏感。
B：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为什么不自己拿起画笔？
C：这是我的问题。比如刘晓东做的那一块，我根本做不过他，他比我小10岁，目睹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而我从国外回来，要用很长的时间重新辨认中国，而且眼光跟出国前不一样了。我用画笔表达是一件很冒失的事，旧的东西已经没了，画西藏？西藏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我只能用文字表达。
B：你认为西藏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C：铁路通了，现代化了。我很早就不去了，这样也挺好，当年我去的时候很苦。但旧情人就别去见了。
B：上海有希望夺回文化标杆吗？比如在二三十年之后。
C：谁都不能说二三十年以后的事。这是人的事。上海人没有勇敢地到外面打天下，越来越现实。过去大家误会了上海人，说上海人小家子气、算计，其实不对。以前的上海人很泼辣，最牛的事情都发生在上海，暗杀、罢工、冒险、文学，黄色、前卫的东西都在上海发生，上海人见惯不怪了。我们小时候上海街头吵架，语言之好，句句都是散文水准。现在上海人也不打架了，当然最好不要打架，但是没了血性。
B：和上海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你认为其艺术发展如何？ C：那就太慢了。艺术就是这样，要几代人慢慢积累，西方古典主义到印象主义的发展用了七八十年。中国当代艺术才开始十来年，要弄得像样还需要一些日子。我说过“中国的事情就让它发生”，不要太快去说对还是不对。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