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红包」和收「红包」，是华人长久以来的传统习俗。红包文化原先是出自于中国人礼尚往来的一种正常人际关系，体现和谐相处的友好情结。过去几百年以迄于今，红包往来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以这个意义居多。
不过送红包更为普遍的意义，一是给晚辈一种「关爱」，压岁钱、生日祝愿都含有平安吉祥的寓意；二是婚嫁喜庆「有喜当贺」的礼仪，以及亲友初会、相聚互馈祝愿的表示；再一种则是完全出自内心感戴之情的酬谢。
而回馈他人辛劳，给喜娘、道士、僧尼、轿夫、吹鼓手、车夫等等的红包，一般又叫作「花彩」，今天则是「小费」。应该说红包文化除了体现中国人注重礼尚往来外，还有受惠不忘施予者，也有不敢忘恩负义的心态。
全球七大洲，凡有华人的地方，红包文化都赫然存在，并堂而皇之。旅居海外的华人返乡省亲祭祖时，例行都要给亲友族人送红包。由于人有亲疏，礼分厚薄，所送出的红包也就有大、中、小三档，见什么人发什么红包，这也是红包文化的一个特征。
在异国他乡，一些与华人有往来的其它族裔朋友，对华夏的红包文化也是随俗例行，民间如此，社区、公司也奉行如仪。
上世纪最后一个龙年春节，时任旧金山市长的布朗，正月初一与华人共贺新禧时，也给与会民众派发红包压岁钱，把节日气氛中美文化交融表现得淋漓尽致。
更有甚者，一些银行、商家在春节期间，从楼宇高处往下撒放红包，漫天飞舞宛如落英缤纷，街心人众如潮汹涌，争先趋之若鹜。人们「冲」的不是那小红包内微不足道的一美元，「求」的是能得到红包图个吉利，来年招财进宝。
戏曲舞台于新春演出时，剧中有挨杀、暴毙或披戴孝的角色，戏班老板要给扮演者送红包，让他们拿去煮碗太平面吃，既作补偿奖励又为除晦消灾。此习俗至今许多剧团仍在例行。就是平日里剧团在乡间演出，观众给剧中人（其实就是演员）送红包，也是屡见不鲜。
去年笔者返乡到福建长乐县看戏，剧中演到一书生在法场哭诉冤屈，令观众掬一把同情之泪。此时有一位著时装的观众走上台去，把一个红包插在这个将要「斩首」的书生发髻上。
处于这种情况，台上演员不受干扰照演照唱，台下观众也不以为怪还啧啧称赞。大家都明白此乃「善举」，既同情冤屈者，又为演员送去晦气迎来吉祥。
上世纪四○年代，上海一电影公司拍部新片，剧中有一「洋人」被枪杀。事后出品人给那位客串「洋人」的外国朋友送上一个红包。对方知道红包就是钱，但不知这钱是什么钱。当他知道这是「消灾吉祥钱」时不禁哈哈大笑，还说以后有「枪毙」时再找他。
所有这些不属于礼仪上的红包，则寓有消灾祛邪、祈求平安吉祥，与恻悯怜恤藉慰精神之意
本来嘛，红包往来纯粹出于真心诚意，绝无交易污垢。可是自上世纪七○年代末在中国这个红包文化发源地，随著政策开放，给掌权者──掌握乌纱权的、物资分配权的，以及校长、医生、评委、裁判、监管，乃至小吏、门卫、火葬场职工……送礼的风气漫开，红包遂逐渐变味，送红包也渐渐有了「行情」，形成可怕的「陋规」。既是行情，不但心照不宣，而且「论斤计两」、「按质议价」。这样的红包收授，实际上就是「贿赂」，红包也赤裸裸抛开「红纸袋」面纱，有的用大信封，有的用牛皮纸袋，有的用香烟筒、糕点盒，有的干脆打开皮包亲见现钞。
说到红包「异化」，为虐莫甚于花在医疗看病这一头。其它的求人谋事，倘若你不想跑官，不屑发横财，不急求职称，不拟拿奖牌，儿孙也不一定非上重点学校不可，那么你大大可以不理睬那些掌权者的潜规则、红包行情表。
可是有病痛者不但不可避免，而且非求医问药不行。尤其是得了大病，要住院开刀动手术，就得倚重医生、护士和医院里许多相关人员来解决，麻烦得很。然而患病治疗是攸关性命的事，再麻烦也要想办法克服，这时唯有红包效应才能解决。
其实从病家给医生送红包到「白衣天使」向病家索红包，是有个演变过程的。
大约在三十年前吧，那个年代医生的工资不高，而已经被允许个体经营的小商贩手工艺匠的收入却增长得很快，以致社会上流传著这么一个说法：「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核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拿剃头刀的指的是理发匠，拿手术刀的指的是外科大夫。彼时做小买卖干手工活的一天能赚十几、二十几块钱，而一般的外科医生一个月工资还不到百元。当时知识份子劳动价值很不被重视。
外科医生一天最少也有一到二个手术，一般小手术前后也要二、三小时，稍微大点的得要花好几个小时，误餐过点是经常的事，待手术完成主刀医生已经是汗流浃背、精疲力尽了。
医生做完手术走出手术室第一件事就是对守在门口的病人家属说「手术很成功」。家属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再看看为挽救自己亲人性命的医生这般辛苦劳累，真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出于感恩心情，有的遂把早已准备好的红包，恭恭敬敬地送到医生面前。
刚开始绝大部分医生也是婉辞，但是经不住病人家属再三而又十分诚挚的恳求，有的甚至跪下说若是不收他们就不起来……。
当时医生收红包，在「行政」上并没有规定不许，相反地，在病家和医院同事的眼里这还是一种荣誉、一种褒奖呢，所以那个时候医生收红包是很光明磊落的。因为医生给患者动手术，是要担风险的，手术成功后授受红包，也有平安吉祥庆贺之意，更何况当时的红包也不过区区五元十块而已。
不过这当中得有个「界线」，病家给医生送红包一定要在手术之后或者患者病愈出院时。可以这么说，送红包的时间界定了它的性质，是感恩的表示，还是等价交换的「买卖」，分得很清楚。
可是随著市场经济的出现，医疗领域从服务型变成产业型，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于是医生收红包开始异化，医患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商业交易，说严重点，就是成了金钱与生命的交易。商场有句话叫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会儿可用得上是一手红包一手开刀。
什么意思？就是说「红包不到位，开刀等排队」。再者，索红包不仅仅是主刀大夫，其它助手、麻醉师、相关技师、化验员、护士长、当值护士等等，都要红包打理摆平，缺漏了一个环节都可能有负面后果。
以致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共识，病家不给医生送红包，患者的病就始终会「悬」在那里。纵然有个别人格高尚德术双馨的医生拒收红包，病家反而觉得心不踏实、疑虑万千，总是想方设法找门路托熟人，哭求跪拜务必要医生收下红包。此咄咄怪事，令人哭笑不得。
红包往来原是一种很美好的文化现象，岂料当它一旦异化，腐蚀人的良知、扭曲纯洁灵魂时，竟是如此触目惊心。但愿这种丑陋的现象终会被真善美所替代，回归红包原先的正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