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全新的经济体制、军事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体系，使中国得以实现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这场革命尚未结束。中国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体制，并同时保留自身的体制优势。至少有四个社会体制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革命最后阶段的任务，就包括改革这四个社会体制。1．建立统一的中国大市场如图6-3和图7-1所示，户口制度造成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中国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每上升1%，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就增加1400亿元，GDP就增加3360亿元。这意味着，单单社会隔离这一个因素，就砍掉了中国每年三分之一的GDP。1985年以后，至少二十年，中国每年被社会隔离砍掉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1985年就取消区域和城乡隔离，中国现在的GDP应比现在翻一番。显然，社会隔离制度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毒瘤。如果取消社会隔离，中国的城市化比率和GDP将增长地更快、更协调。由于这种社会隔离，中国社会发展1985年之后在某些方面走了弯路。毛泽东时代，起码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全国基本实现了同共同酬。但是1985年以后，由于社会隔离封堵了竞争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差异迅速拉大。以上海和青海为例。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可能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上海的贫困线比青海的人均收入还要高。资本和经济活动自然越来越集中到上海，远离青海。目前，中国的决策者对于这种差异存在一个很大的误解。上海市比青海省发达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不平等，这很正常，以后也不会改变。真正的不平等，是同工不同酬，同样的工作在上海的工资比在青海高五到十倍，原因是人们在上海和青海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社会隔离制度才是造成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巨大地区差异的根源。如果取消社会隔离，东中西部的巨大地区巨大收入差异（而不是发达程度差距）将会自行消失，各地区的发展将自动变得更平衡更和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是要将多个地方性的社区融汇成一个社会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劳务市场要比无数个被省县制分割得的地方性社区强有力的多。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工业社会比前工业社会更有强大的多的凝聚力的源泉。本来，工业化必然要求建立全国性的劳务市场。但是，社会隔离把中国的工业化按照省、市、县切成碎片。1985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越发展，社会的条块分割就越严重。这种情况迫使各个省、市、县只关心出生在那儿的本地人，只为这些人谋利益，把地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更不用说顾及其他地区的利益了。社会隔离还直接阻碍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包括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目前，很难建立跨乡、跨市、跨省的企业。既没有全国劳务市场，又没有全国资金市场。地方政府只扶持本地产业，导致全国性的公司无法立足，无法发展壮大，趋同大跨国公司竞争。大跨国公司现在主导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和进出口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增长的利润流进大跨国公司的口袋，因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大公司发展不起来。这不是地方政府的错，是社会隔离迫使他们不得不这么做。可以理解，消灭社会隔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十年应该足够了。中国已经部分放开了县、乡一级的城乡流动，这是个伟大的开端。可以制定这样一个规划：在十年里，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300个地级市的户口，再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30个省会城市的户口，最后用三年左右时间开放北京、上海和其他大城市的户口。只要中央精心设计、精心施工，这是可以做到的。2．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取消社会隔离的同时，必须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它必须是义务的和强制的。每个雇员和雇主都要缴纳社会保险金。第二，它的门槛要低，低到每个人都负担的起。国家可以鼓励雇员和雇主多交费，上限不封顶，但是起征点必须低到足以让这个系统得以建立。第三，它必须是全国性的。很快，每个中国人都将有一个终身的全国性的身份证。在这个号码和现有信息技术和基础上，中国将能很容易地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国性劳动力市场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三条线都必须低到足以符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失业救济、养老保险、贫困救济是主要的三条社会保障线。中国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1100美元，负担高额的社会福利只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所以，贫困和失业救济要低到接受救济的人愿意在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去工作。这样，穷人就不会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大量集中。最低养老金要足够低，这样国家支付得起，也才能鼓励国内外投资。特别是，这三条线要低到足以让农民再三考虑是否要放弃拥有的小块土地变成城市居民。如果城市贫民的生活都远远好于农民的生活，一旦取消户口，中国的城市也会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一样，充满肮脏的贫民窟。第五，这三条线都必须是全国性的，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地区之间同一种工作的的工资差异必须很小（全国性的基本上同工同酬）。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消灭严重的地区差异（全国性的同工不同酬）；只有三条线全国基本统一，才能最终消除城乡社会隔离。以上五点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现实，但如果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十年时间应该足够了。3．土地集约经营与农业机械化十多年来，中国成功地实行了一项政策，叫"土地换户口"。当一户农民家庭在城市找到工作或者经商，他们可以把拥有的小块土地交还给集体，换取城市户口。这项重要的政策下面还要深入讨论。当前，每户农村家庭拥有0.7公顷土地。这一小块地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最低的社会保障。有了这块地，农民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如果三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线足够低，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前就要再三考虑。除非确保自己在城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这一小块地，加上三条足够低的全国社会保障线，将防止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但是，0.7公顷对于规模经营和实现中国农业机械化来说，实在太小。大多数农民仍在依靠人力种地，和两千年前没有两样。没有规模经营，就无法机械化，不机械化，中国的农业将越来越落后。这就是为什么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实际收入没有很大提高的根本原因。在农民工的家庭逐渐有序地移向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并把0.7公顷土地交给国家之后，国家就可以把这些地分给其他的农民家庭。需要建立一个土地的移交和再分配机制，在这个机制下，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农村-城市移民的增长，拿户口换土地的农民变成城里人，上交土地；土地再分给其他农民；农民家庭将拥有越来越大块的土地；他们可以自发或集体地对土地进行规模经营，逐渐实现农业机械化。当然，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现在的问题市，根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机制。亟需建立这样一个机制。4．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与建立教育市场现在，中国既没有义务教育，又没有教育市场。中国的有关决策者对这两者都存在根本性的误解。义务教育意味着免费教育。而之所以必须有一个教育市场，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富有到能够向每个人提供免费的终身教育。目前，中国根本没有免费的教育。在城市和农村，公共学校乱收费已经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灾难。80年代，中国计划到2000年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官方认为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结果极不平衡。由于地方政府资金不足，学校不得不收高昂的学费。一些贫困地区学校的设施甚至比二十年前还要差，辍学率高达20-30%。农村和城市之间、地区之间教育质量的差距迅速拉大。在一些最贫困的农村学校，没有桌椅板凳，学生每天要从家里自己带凳子。教育预算成了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特别是在一些贫困乡、贫困县。到2004年，中国乡财政欠债总额达到5000亿元，每年增加200亿元。如果义务教育意味着免费的公共的教育，那么九年义务教育也许超越现阶段中国财政能力的。但是，根据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也许可以向100%的适龄儿童提供六年免费的小学教育，向50%的适龄青少年提供三年免费的初中教育，向20%的适龄青少年提供三年免费的高中教育。剩下的50%需要上初中和80%需要上高中的适龄青少年则全部进入全国性的私有化的教育市场。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对于每百名小学毕业生，在区县政府组织的考试中通过语文和数学考试之后，国家向前五十名提供三年免费的初中教育。对于每五十名初中毕业生，在通过了省政府组织的中考之后，国家向前二十名提供三年免费的高中教育。如果贫困县乡里教育经费不足，地市补；贫困地市教育经费不足，省上补；贫困省区教育经费不足，中央补。这应该不是太重的财政负担。这样做所需的经费并不比现有教育经费数量更大。剩下的50%适龄上初中和80%适龄上高中的青少年全部进入全国性的教育市场。事实上，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教育市场，但是不规范。中国的大城市里，有许多贵族幼儿园和贵族学校。农村县、乡两级都出现了私立中学。中国应该尽快通过教育法，该法在人大已经讨论和推迟了好几年。法律应该鼓励私人尽可能多地创办私立学校。如果他们不涉足教育以外的其他产业，应予免税。学校有权自主聘用教师、自主招生、自主决定学费多少。学费由市场供求决定。私立学校，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全国高考允许各省分别出题或许是不正确的。向市场社会转型以后，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社会各阶级之间、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明显。自古以来，全国统考是中国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底线，对于中国的延续和统一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富裕大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特权已经破坏了国家统一、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已经损及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富裕省份和地区的地方利益如果不受控制，中国可以出现三十一个省级高考，全国统考就将不复存在，就将进一步损害中国的统一和延续。高考的形式要改革。过去二十年，许多学者建议实行单一的全国高考，因为文理分科造成许多高中、许多学生、许多家长轻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或许再也不应该文理分科了。最大的教育市场是高等教育市场。建立和规范高等教育市场的办法就是改变高等教育经费的发放办法。中国有将近一千所大专院校。就像改革前的国有企业，这些大专院校之间几乎不存在市场和竞争。基于全国统考，国家可以改变分配高教经费的办法，建立国家高等教育奖学金。2003年，中国政府向高等教育拨款788亿元。目前每年超过三百万考生通过高考。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每年600亿元的全国奖学金，奖励全国高考前60万名考生，每人100000元。中国的本科教育为四年，就是每年25000元。大学每录取一名这60万名优等生中的一人，就能得到100000元国家拨款，每年25000元。大学不但要免除这些优等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每月还要发放生活费。剩下的188亿元以同样的方式作为全国研究生奖学金。首先，这样做将为大学和学生创造一个高等教育市场。大学不再依靠国家拨款，而要依靠吸引优等生，而学校只有通过提高教学质量来吸引优等生。考生和家长也会非常仔细地检查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此一来，大专院校之间的竞争就能导致优胜劣汰。第二，这向全中国的贫穷优秀学生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直接渠道。不管你家多穷，只要你刻苦聪明，国家就保证你接受免费教育，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博士毕业，尽管比例很小。比例越小，荣誉越大，一向如此。其实，同二十年前的20万相比，60万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对于其余二百多万通过高考的考生，他们要自己交学费，或者借学生贷款，或者向亲戚朋友借钱，或者不要上大学。大学的学费由高教市场的供需决定，国家不参与决定学费，但是要监督和规范市场。如果这样做，政府不需要增加一分钱教育经费，却提供了极大的社会公平。这样可以建立一个教育市场，极大地降低教育成本，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效益，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十年社会改革规划，有助于中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正义。我这个中国社会十年改革规划首次发布于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