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叔叔

凡 草

家里传来消息，叔叔去世了。

先父兄弟多，我的叔叔自然就多。先父排行老大，下边有几个弟弟，祖母在时，要我们按照家乡风俗，分别称为二大，四大和小大。只有这个叔叔我们称之为叔，因为他是祖母不在时，先父认下的弟弟。他和先父虽然是同乡同姓，却不是同宗。他早年到省城学医，因为同乡的关系，常和一些故乡的同学到我家走动。先父母教书育人，热情好客，对待故乡的莘莘学子更有一番感情，尤其是像叔叔这样的调干生，年纪相近，很谈得来，逢年过节总请他们来做客。后来他留在省城当了眼科医生，凭着精湛的医术，从住院医到主治大夫，直至眼科主任。我们家兄妹六人，包括父母，个个都是近视眼，一家8副眼镜，也没少麻烦他。不过，真正认作亲戚，还要拜托那场史无前例。

1969年，文革正盛时赶上上山下乡，我家有四兄妹是老三届。我和两个哥哥都下乡插队了，只有一个哥哥身有残疾，按规定可以留城。可是，父母所在的大学却要迁去江南的大山里，办什么“劳动大学”。留下十几岁的哥哥独自在家，父母实在不放心。虽然先父出身于大家族，可是，我的几个叔叔和姑姑都在外地，祖父因为被人设圈套诬陷为右派，早已含冤去世。祖母起初住在我家，运动一来也因为成分问题不得不回到原籍，那时也已病逝。母亲家里更是凄惨，外祖母早年病逝，唯一的舅舅在57年也成了右派，外祖父得到消息急火攻心中风了，为了不牵累别人选择了自行解脱。这种情形下，残疾的哥哥不但没人照顾，连户口留在城里都有问题，因为独自一个孩子无法入户籍。

父母亲无奈，只好和这个叔叔商量。那时，父母亲都被打倒，处于众叛亲离的状态，父母只敢试探性地提了个话头，倘如被拒绝，也在情理之中。那个年代，谁愿意找这种麻烦？谁知，父母尚没有说完话，叔叔就一口答应照顾我哥哥，并且提出借用同姓的便利，让哥哥作为他的侄子，把户口迁到他家。先父非常感动，虽然他们没有像古人那样义结金兰，却也完全以兄弟相处。叔叔知道，我家的三叔早已过世，他俩年岁相当，曾提议让他补上老三的位置。可是，先父明白，他这个三弟是在反右时死于非命的。虽然他们都不迷信，却也是个心结。最后还是让我们这些孩子都按照城市的习惯以叔叔相称，而不是称他为三大。

虽然称呼不同，这个叔叔对我们和亲叔叔没两样。父母隨大学下迁以后，哥哥被街道工厂安置，住了集体宿舍，家里的老房子不复存在了。我回家探亲必须要经过省城，无处落脚，很自然就到叔叔家借宿，叔叔婶婶都像自己的孩子回来了一样对我。有一次春耕时返乡，心里很不情愿，路过他家时便抱怨说，马上就是我的生日了，也不能在家里过。叔叔便和婶婶商量，留我多住一天。那天一大早，婶婶给我做了一大碗挂面。能有人记得我的生日，吃到长寿面，我已是喜出望外，谁知用筷子一拨，里面还有两个荷包蛋！要知道，那可是凭票购物的年代，每家每月也不过只有一斤鸡蛋啊。叔叔家也有几个孩子，一个个都张着嘴要东西吃呢。

一转眼几年过去，借着知青上调回城的东风，后门运动如火如荼。因为先父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他又带着知识分子那份清高自傲，根本不肯为我跑后门，结果我们知青户的同学都回城了，只剩下我孤苦伶仃。我有时到叔叔家，就流着眼泪向他诉苦，抱怨爸爸不管我。恰好有一次，我回家探亲路过省城，公社有个干部突然找到我，说有眼疾在省城治疗，让我推荐好医生。我很自然地找到叔叔，告诉他，我想带这个干部去医院找他看病。叔叔却说，医院里太忙了，让这个人晚上到家里来先看看。我本以为只是看看眼睛，谁知那天叔叔提早下了班，除了一般的青菜，还特意买了一些卤菜，要我准备晚饭招待客人。我这才明白，叔叔是在想方设法地帮助我。后来，我上大学时到公社办理转档案的手续，正是这个干部经手。他那天喝得醉醺醺的不想办事，见我来找他就诚心刁难。我急中生智，对他说，我叔叔还惦记着你的眼睛呢，要不要到省里复查一下？他这才酒醒了一半！

其实，叔叔并非只为了帮我疏通关系而请病人吃饭，他原本就是个心慈面善的大好人。他的医术精良全省知名，上上下下无数人慕名前来，他都热情相待。老家经常有人来省城治病，不管是不是眼科，叔叔都会很热心地帮助他们，还经常替他们解决食宿问题。就连医院里的低级职工，叔叔也都一视同仁。我有一次回家特意去探望叔叔，到了医院把自行车存进大门口的车棚。看棚的大妈张口就要我5分钱的存车费，还说你不是我们医院的人，我让你存车就不错了。我并不知道存车的价钱，就给了她。拿了牌子出门才发现，存车费是2分。那时我带着工资在京城读研，实在没兴趣为了3分钱和人计较。等和叔叔一起出来取车时，那个大妈突然变得十分歉疚，拿出5分钱非要塞给叔叔，还一个劲儿地道歉，我不知道这是你家的孩子，你对我家人那么好，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叔叔自然不肯收回，微笑着抽出手就和我离开了。我很奇怪，叔叔说，曾经替她家人治过眼睛，也知道她家很穷，日子过得很难……语气里带着深深的同情。

后来，我离开了祖国，再见到叔叔的次数就很少了，只用一只手就能数得出来。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患了一种眼疾，美国的医生分科很细，替我诊断的那位压根就没见过这种病，很紧张，害得我也跟着担心。回国时去看望叔叔就顺便请他给我做个检查。他安慰我说，这种病中国很常见，与基因有关，发作时用激素和抗菌素控制住就好，不会因此失明。后来果然如此，一晃30多年，我的眼疾并没有恶化。最后一次见到他是5年前，我到家里看他。那时，婶婶已经去世，叔叔虽然身体不太好，依然神色矍铄，见到我非常亲热，一个劲儿地请茶留饭。临走时，他特意拿出一只紫砂茶杯送我。如今物在人去，不知他在天国可好，是否依然替人解除病痛。

7/23/2017 木棉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