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难过医生难做

凡 草

这篇文章写了很久，没写到结尾就忍不住千转愁肠泪湿键盘。所以，迟迟未能问世。

最近看了两个与行医有关的连续剧，一个是当今热门，另一个则是看第一个时被推荐的。因为它拿潘虹做广告，虽然是十几年前的片子，也不由地就看了下去。其实，我看的影视很少，中文的更少，潘虹的作品也基本上不记得了，只有她那双永远显得深沉忧郁的大眼睛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记得，当年她是当知青时被上戏招生，开始了演员的生涯。据说，她从稻田里出来正好见到招生的老师，衣衫上还带着泥巴，就是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的美丽的忧伤打动了老师的心。

因为这两个连续剧都为医生鸣冤叫屈， “病人难过，医生难做”，自然就想起我过去的一段经历，那个荒唐的年代，也想起这篇久久未能完成的文章，于是决定把它写完，再当一回祥林嫂她妈。

一

那应该是1970年左右我当知青的时候，双抢大忙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因劳累过度生了病，从插队的地方回省城稍作休息。那时我的父母都已经离开那里，只有一个残疾的哥哥留守。为了不虚度年华，哥哥在一家医院学习，我也和他一起去长长见识。那是赤脚医生刚刚盛行的时代，医院必须支持新生事物，医生也和我父母有些交情，所以我很容易就穿起了白大褂，主修针灸和农村常见病的防治。

开始时，我的手经过几年农活打磨，不但粗糙还长满了老茧，根本就捏不紧细小的银针。老师让我扎线球练手劲。不是松软的毛线，而是缠得紧紧的纱线球。那年头，不管什么工厂无论什么工种都发纱线手套，舍不得用就拆了织衣服。在凭票购物的年代，那是难得的物资，自己用不完，送人也是好的。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搞‘路线斗争’，连手巧的男人都掂着编织针。找一团纱线球不是难事，难的是，为了使拆了的线重新绷紧，那线球缠得很硬，费老劲儿都扎不进去，还把针给弄弯了。在今天的眼睛看来，针灸针的价钱并不高，却是我用辛苦挣来的工分换的，一个月的工分也买不到一包针啊。不想再扎线球，就试着在自己腿上、胳膊上练习，却发现比扎线球容易多了！

那时年轻聪慧，记忆力也好，几天的书本学习，我就能够找准很多穴位，也知道如何选择穴位对症治疗常见病了。老师就让我跟着看病人，后来就干脆让我自己动手。记得我的第一个病人是位中年妇女，主诉落枕。当时病人多，医生少，老师们忙不开。有很多像我一样来学习的知青都跟在旁边，她们都比我年纪大，也比我学习的时间长。可是，那个女病人一定要我动手。其实，我根本就不敢上前。我猜她是以貌取人，因为我穿着白大褂，另外我从小近视，一直带着眼镜，加在一起，可能就给人一副德高望重的模样吧。我觉得好笑，真应该让眼镜和白大褂替我当医生。不过，既然病人点名了，自然不能推辞，我就选了几个穴位壮着胆子下了针。我害怕，没敢进针很深，病人一说有感觉了就立即停止，旋转几下，停针一会儿，再旋转几下……起针的时候，发现进针‘落枕’穴时，碰到了她手上的毛细血管，有些淤血出现。我虽然不动声色，心里却吓得不轻，给病人按摩了一会儿。没想到，那大婶儿挺满意，说她的脖子感觉好多了，下次还要来找我。我苦笑，这到底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还是心理疗法有功效？

除了针灸，老师也让我们观摩其他操作。有一次，他给一个病人做埋线治疗。那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把一小节羊肠线埋在几个特选的穴位处进行长期刺激来治病。可是，不知是医生太紧张还是弯针的质量太差，线还没拉进去呢，针就断在皮下了。老师试了半天都拿不出断针，急出一身冷汗。脊椎附近穴位众多，有很多重要的神经系统，而做埋线只是皮下又不麻醉。病人痛苦万分，医生面色如土，越急越出错，创口也不断扩大，最后连断针去了哪里都找不到！有言道，腹厚如桶，背薄如饼。老师担心万一断下的针头钻进胸腔，会惹出大祸，只好硬着头皮上楼请外科医生帮忙。那医生可真神，走过来看了两眼，手指轻轻一按，针头就露了出来，用手术的镊子一下就夹了出来。不过，从那以后，老师就再也没有教我这种疗法了。

二

针灸做熟了，科里没什么病人时，我就跑到其他科室转悠，想扩大知识面。最欢迎我们这些人的是注射室。那里病人很多，总也忙不过来，又是个吃大锅饭的年头，谁也没心思工作，反倒是我们这些不拿钱的知青学习心切，做事特别主动。那些医护人员何乐而不为，就放手让我们去做。很快我就学会了做皮试，臀部和上臂的肌肉注射，每天会处理很多病人。有一次，患者是一个小婴儿，打针时他妈妈没抱紧，孩子的腿抽动了一下，我不知道进针的部位是否偏移，会不会影响他的坐骨神经。虽然一直到我离去，都没有听说那个孩子有问题，可是，我却依然担心了很久。因为我听说，我那个哥哥的残疾就是因为小时候护士打针受伤而致，所以，我以后再也不给小孩子注射了。

我也很快就发现，有些大男人就喜欢找小姑娘打针，一边打还一边哇哇地叫疼，总想着要你给他多揉几下。我们一起学习的，前前后后大概有十个人，除了个别男生，基本都是女孩子。其中长得最漂亮的有两个，一个大概姓黄，还有一个就称她小园吧。小黄年纪大，是老三届高中，圆脸短发，杏眼柳眉，长得稍微丰满些，总是笑语盈盈的有种亲切和善。尤其那个时候，她已被选定做公社的赤脚医生，是被派来学习的，前途已定，心里高兴，眼睛里总有一种甜甜的微笑。让人一见面就会觉得舒心。她在这里学习的时间长，手艺也好，无论老师病人都喜欢她。那些男病人也最喜欢烦她，而她每次都能笑着支应过去，不像我和小园几个小女孩，总是冷着脸不接茬。

我们有个老师是部队复员下来的卫生兵，就喜欢跟着小黄转，谈天说地，动不动就要请她吃饭。我年纪小，尚且深知一条真理，如果想离开农村，就绝不要动感情谈恋爱，所以属于不解风情那一类。小园却嘟嘟囔囔地在背后说他们闲话，见到那个卫生兵就冷着脸，还对我撇着嘴说，“真会起腻！腻歪死了……”她和我一样是老三届初中，比我大两岁吧，浓眉大眼，鹅蛋形脸儿尖下巴，身材也消瘦些，梳着两根小辫。她要强，眼睛里总是带些阴郁，嘴快，喜欢传八卦，那个卫生兵和小黄 ‘起腻’就是她说给我听的。她也很喜欢攀比，刚开始时，她没有白大褂，看着那天的女病人挑我治病，明白了穿着专业的重要性，就缠着问我哪儿来的，因为那不是市场上能买到的。我告诉她是老师借给我的，她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过两天也穿着白大褂出现了。我们都很珍惜那身衣服，虽然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可是，穿着它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点光明，似乎生活里多了些希望。

小园在文革开始时受了些委屈，心里埋下了一段抑郁，但那个时期她比我乐观。她说，她在文革前期被打倒的父母都已经被“解放了”，开始重新工作，她很快就有出头之日了。她本来在我省偏远的山区插队，父母正在想办法把她调的离省城近一些，再想办法让她回城。因为我插队的县比山区条件好一些，她就经常拉着我问长问短。

小黄来得早，已经可以做静脉注射了。小园还不行，她就拉着我一起缠着护士学。扎人血管的事，毕竟比较重大，出了事故是要追究责任的，所以注射室的老师不敢让我们随便做。过了一段时间，我好不容易得到了静注的许可，可是，还没做两次呢，已经到了秋收时节。农忙时不回村干活是不行的，再说，我还得挣工分吃饭呢，只好脱下那身白大褂告别了医院。临行前，也是小园提议，我们8个女孩一起拍了张照片，还交换了通讯地址。

三

回到村里，正好公社在每个大队抽人担任赤脚医生，集中到公社卫生院培训。那天我到公社卫生院打听培训的事情，看了一下门诊的情况。大房间里摆着一张张长条桌子，医生坐在桌边，旁边围满了等待的病人。医生就这么大声问诊，没有一点隐私。一个妇女不好意思对男医生诉说，一眼看到我站在旁边，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把我当成医生，低声说了些病情。我一听就明白，她患了一种农村常见的妇科病，是经期不注意卫生造成的。我就悄悄地转告了那位男医生。过了些日子我又去公社，居然又碰到了那位女病人，而且还记得我。她对我说，她的病好多了，还奇怪地问，你不是医生啊？后来我再去卫生院找你怎么也找不着。这一下，我心里可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

尽管我已经有了在省城医院培训的基础，可是，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还是让大队书记的亲戚，一个回乡男知青担任了。好在，回乡知青和我们下乡知青时有来往，他知道我会针灸注射，就时常给我提供一些酒精棉球。我家里有一副注射器，那是因为先父多病，学院卫生所的医生护士上门时，留在家里的。后来父亲被打倒，无人再上门，注射器也就成了我的。再加上一包针灸针和两只艾条，这就是我的全部器材。注射器配有一个带盖子的小铝盒，以前护士在我家消毒是把注射器用纱布裹好，放进盒子里，架在酒精灯上烧开。我现在没有酒精灯，就把滚开水倒入盛放注射器的小盒里焖一会儿。不过，因为没人找我打针，注射这门技术我只用在了自己身上。我回城看病，医生给我开了几盒注射液带回村里，就靠那支注射器挺了几个月，病也慢慢好了。

使用针灸的手艺我也仅仅治疗了几个病人。一位是我们村金才的岳母。她跑了上百里路从淮河北岸来探望女儿，临回家那天，由女儿领着来找我，说，她听说我会扎针“短摆子”，要我帮忙。“短摆子”就是当地治疗疟疾的土话。她担心路上病倒回不到家。我心里直嘀咕，疟疾是很常见的病，吃几片奎宁不就行了。可是，她们说，赤脚医生没有药，去公社卫生院20多里路，又是她回家的反方向，一来一回太远了。老大娘慈眉善眼地央求我，我只好拿出针来，给她扎了几个穴位，然后心里打着鼓送人上路。晚上，金才的妻子回来了，高兴地道谢，说她娘走了几十里路，一直到上船，都好好的没发病。

这下我就有了名声，连接有人来找我针灸，大都是俗称“老寒腿”的关节炎。其中一个病人叫栓子，是我们本村的小伙。大概是因为长年下地，冬天穿不暖和也不休息积劳而成，腿脚麻木，干不了重活。我给他治了几次，连针带灸，每次他都千恩万谢，说感觉很好，可是却突然就不再来了。有天下地碰上，我问他怎么样，他却慌慌张张地支吾两句就跑了。我正奇怪，英儿拉了我一把，“你傻呀，还问！你没见庆儿都不跟你说话了！”庆儿是拴子的童养媳，俩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好。因为庆儿没到法定婚龄，还没有结婚，里里外外都以兄妹相称。她和英儿一样，都比我大两岁，我们相处得很好，时常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说笑。可是最近这些天，庆儿就是有点奇怪，见我不说话，眼皮一搭眯就过去了。“就是啊，我也奇怪呢，我给她哥治腿，她也没说来谢谢我！”我悻悻地跟英儿抱怨。英儿看我真不明白，摇着头说，“你是真傻呀！一个丫头子，搬着男劳力的腿脚捏来捏去，像个啥呀，让人说着多不好听！”我如五雷轰顶，又羞又臊，顿时气结！原来，庆儿是担心这个！我真是百般委屈，为了学针灸，我可是全心全意，多少次在自己身上练手，扎得青一块紫一块，却落得这样的闲话！

我一气之下收了针，再也不给人治病。可是，有天大队书记却派人来找我。大队赤脚医生的红十字箱里没有药，只有红药水、紫药水和一点药棉纱布。那天他拿到一安培瓶的葡萄糖盐水，被大队书记知道了，认为是高级补品，非要用。我赶到大队部就发现，那个赤脚医生不但不会做静注，连扎胳膊的皮条都没有。书记找了个人攥着他的上臂，自己咬着牙摆出一副关公刮骨疗毒的风范。赤脚医生已经把书记的臂弯扎了好几个眼，血都流出来了也找不到血管，反而在皮下推出一个水泡。书记要我给他注射，我根本搞不清那是不是注射用液，也不信任自己的静注水平，哪敢找那个麻烦。书记舍不得那瓶高级补品，只好拿过针筒去掉针头，把带着血水的葡萄糖水直接推进嘴里，看得我头皮发麻。

四

也就是那一天，陪着书记的人拿出一封信，说是我的。我一看就发现，信封已破，早已被人拆阅过。可当时，私拆别人的信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别说这些愚昧的农民，N年以后我工作的地方，大学生出身的同事也曾经私拆过我的信件，偷看我的日记本。我考研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被一位单位领导拆开以后公布于众，张扬得全单位的人都知道了才通知我的。在一个从来就没有‘隐私权’的地方，和谁讲理去？

那个年代，农村通信稀少，一张邮票加上信封信纸就需要我两个劳动日的工分，所以写信多半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而我越着急，他就挑逗着越不给我！我把信抢到手才发现，竟然是小园写的，说她已经转到本县插队，很快就有机会到我村串门。一看日期，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信，却哪里见过她的影子？看看地址，虽然是同一个县，她去的公社在南边离省城很近，而我插队的地方却在西北角，相隔上百里，交通也很不方便，靠着两条腿要走上一两天的路，根本就不可能相互串门，不过是她的想象而已。小园也真够奇葩的，那个时代，写信要十分谨慎，多少人就因为在私信中信口开河惹祸上身，最好的保护伞是引用最高指示，而她却在一开头就用了这样的称呼，“我亲爱的朋友”。天哪，这一定被人当成了男朋友写给我的情书！难怪这封信流传了这么久才到我手里，估计全大队识字的人都看过了，比学习红头文件还要认真！

我并没有立刻回信。一来，生活压抑劳动紧张，没什么可聊的；二来，我连写字读书用的桌子都没有。栓子和庆儿结婚时，把我们知青户的桌子凳子都借去办喜酒了，自然是有借无还；三来，我手边也没有信纸信封，自然犯不着为此专门进一次城。可是，深秋的时候，瑟瑟寒风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个刚从山区转来本县不久的女知青为了上调回城托人走后门，被县里的干部灌醉后强奸了。女孩子羞愤之下去卧轨，恰巧被一位有经验的老扳道工看到，在火车到来之前救下了她。虽然性命保住了，她却被火车袭来时的巨大声浪刺激，精神失常。谣传里没有说清楚受害人的姓名住址，却是小园那个公社。我不由自主地和她联系起来，一阵心惊，趴在床沿上给她写了封信。但是，那封信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或许那封信也被人当作情书拿去传阅学习了，没到她的手里，也或许她的父母早已将她抽调回城，离开了那里……

后来，我县的知青办主任被判了死刑。那个年代，动不动就是一场运动，赶到风头上‘严打’的时候，常有人莫须有地死于非命，大家也常常对这些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罪犯’有几分恻隐之心。可是，听到这个人被公审处决时，我却没有一丝半毫的同情，反而想起了小园，想起她那双带着抑郁的大眼睛，很久很久……

7/10/2017  木棉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