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罂粟----中国房产第一案亲历》（4）
情节曲折、丰富，俨然一部连续剧般的“上海滩大姐大”故事，以束萍被判18年徒刑落下帷幕，但她的退场，却刚刚拉开了秣陵商厦 (“阳光城”)十多年纷争、并成为中国房地产天字第一案的序幕。大姐大束萍曾经任职的路华公司，随即撕毁与弘丰公司签订的协议，要求弘丰公司退款，因为标的数额巨大、也因为牵涉到多家国有企业和部属企业用地，官司一起步就是高级别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成为一审法院。
1996年11月18日，路华公司（已改名为“南侨公司”）以弘丰公司、振新公司（已整体转入上海建工集团，因此著名的建工集团卷入此案，再次抬升该案的重要性和牵扯面）为牟取暴利，非法炒卖项目炒卖，请求法院确认南侨（路华）与弘丰的协议无效，判令弘丰公司返还其支付的全部款项及利息，建工集团（振新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
弘丰公司与束苹主持下的路华（南侨）公司究竟签订了一份什么协议呢？
在这份协议中，双方约定：弘丰公司将“阳光城”(原秣陵商厦)中的建设份额8.4万平方米，投资得房率为61％即得房5.13万平方米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转让给路华公司，该项目建设原公摊由弘丰公司提供的钢材、木材、水泥等转由路华公司提供，对外路华公司暂以弘丰公司的名称参加建设。
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弘丰公司所转让的国有土地开发使用权，实际上是行政划拨用地，依法不得转让，更不得转让给外商；二是弘丰公司所转让的建设份额，有一半并非其自有的，而是属于振新公司（建工集团），而振新公司（建工集团）从未与路华公司（南侨）签订合同。
双方在合同中还约定，“考虑到弘丰公司在项目前期开发做了大量工作，路华公司（后来的南侨）支付弘丰公司项目补偿费2500万元人民币”。这一点实际上相当关键，弘丰公司作为一家国有资本投资的、“为系统内部服务”的“集体企业”，之所以会将项目倒卖，这是很关键的动因。而三家联建方中，另两家“血统”更为纯净的国有企业，默认了弘丰公司的“倒卖”行为，并在此后积极配合（在诉讼过程中，原属“中储”的土地，有80%被奇怪地转到了弘丰公司的名下），这其中，弘丰公司的“自负盈亏”的性质是否起到了关键作用呢？这样一个不可能“亏”、只可能“盈”的项目，显然如果在更为纯净的、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手中，即使倒卖出好价格，那也是国库收益而已。实际上，在闻声2002年介入这个项目至今，六年多时间对这个项目的深入操盘，发现这个项目复杂表象的背后，就是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推动力在运作着，国有企业的纯净血统，在相当一些人看来，既是机会所在，也是障碍所在，弘丰公司出面倒卖，或许正是“扬长避短”的仅有模式……
起初的操作是顺利的。协议签订后，束萍主持下的路华公司（后来的南侨）于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共支付弘丰公司2726.2万元人民币，套现在顺利而悄悄地进行着。
1994年9月15日，弘丰公司与振新公司（后来的建工集团）签订协议，约定振新公司将其4.2万平方米建设份额及得房等权利、义务、责任及利益一次性全部转让给弘丰公司，弘丰公司除按实结付振新公司投入项目建设费用外，另支付振新公司项目转让补偿费1250万元人民币，弘丰公司实际支付振新公司1421.39万元人民币。至此，作为项目参建方的振新公司（后来的建工集团）实际已经套现。
但随后，“大姐大”束萍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南侨公司（原路华公司）翻脸不认帐，烽烟燃起。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弘丰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胡冰。闻声后来多次与这位胡总经理打过交道，乃至在上海市政府的会议室里拍案相向，坦白地说，他是少数值得闻声钦佩的人，上海滩难得的“爷们”，说句表扬他的话，他实在“不像上海人”，身材高大，性格强悍，没有一般上海男人惯有的委琐或阴柔。从工商登记的材料看，他是在1991年弘丰公司最早的前身“上海市集体企业房产开发公司”转为“上海市工业系统房地产联合总公司一分公司”时，被任命为经理的（此时中国商场尚没有流行“总”字头）。此后，无论是这家公司的多次更名或股权变更，还是与“阳光城”(原秣陵商厦)项目的无数纠葛，乃至与闻声所在团队由敌变友，胡冰都是一个关键人物，有的时候甚至是导演兼主演。
据项目“老人”们和他自己亲口透露，束萍出事后，胡冰也受了不少牵连。一种说法是被检察院拘留调查，另一种说法是被纪律检查委员会双规，闻声一直没有得到确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确实为此被限制过人身自由的。据他亲口说，那年正好是他女儿高考，因此对孩子影响很大，成为他终生的痛，后来这成为他向我们索要上千万“补偿款”的私人理由之一。
闻声的团队介入这个项目后，胡冰成为我们前两年的主要工作对象（或可说是打击目标）。本书以后的篇章中还将无数次地提到他。
1997年4月，上海市高院作出了一审判决，毫无悬念地支持了南侨公司（路华），认为弘丰公司与南侨公司（路华）之间的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弘丰公司返还人民币2726.2万元及利息，但也驳回了南侨公司（路华）要求振新公司（建工集团）负连带责任的诉请。
一审判决后，倔强的弘丰公司和胡冰不服，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这是这个项目“一进宫”。最高法院经审理后于1997年12月31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一审判决下达之前1个月，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却在一审、二审过程中从未没提及：1997年3月20日，上海市房屋土地局居然在诉讼期间同意变更了该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被指非法转让项目的、并惊动了检察院或纪委进行调查的弘丰公司，居然获得了80%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变性手术”，其所发生的时机、动机、过程，以及两级法院对此的视若无睹，对闻声来说，一直是个难解之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项目从“血统纯净”的国有企业转向“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并试图再转给纯粹市场行为主体的外资企业，其幕后的巨大推动力，依然在起着相当有效的作用。这一土地使用权变更行为，带来了巨大的后果：
一、它成为日后最高检察院指责最高法院办错案的关键理由（见下期）；
二、它成功地实现了土地从国有企业向集体企业的转让，为今后的进一步市场花转让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而国家却并未收到足够的土地出让金（弘丰公司的一半土地，也即总土地40%的面积至今也从未办理过出让手续，缴纳过一分钱的出让金）；
三、它成为日后纷争的祸根之一。日后，弘丰公司就是凭借这两张平白获得的土地证，以区区5%的小权益将整个项目玩弄于股掌之间，控制了项目的走向、节奏，并且一直将项目进度拖后到弘丰公司改制完毕、其经营人员可以堂尔皇之地将项目“补偿款”转入非其本公司帐户。
上海市房地局在土地使用权的变更中，还有一个费解的行为：将一块土地拆成了三张土地证，其中两张分别为40%（各5453平方米，合共10906平方米），都归到了弘丰公司名下，弘丰公司只缴纳了其中一张的土地出让金，而按规定，未经出让的土地是不得转让的；另一张20%的土地权益，保留在了“中储”公司（它下属的上海海沧房地产开发经营公司开始承接具体管理，今后我们叙述时，为便于理解，如无特别说明，中储和海沧就是同一主体）。中央国企“中储”在上海黄金地段的土地，就这样悄悄地转移到了“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名下，并做好了下一步继续转让套现的充足准备。
上海市高院和最高法院的两审判决，等于从根子里杜绝了弘丰公司或其背后的任何人“借壳”卖地的美梦。客观地说，在政策与法律等重的中国房地产管理体系中，两级法院的判决无可挑剔。但非要板起脸来“讲法律”，“空子”还是有的。
不甘心失败的弘丰公司走出了最后的一着，向最高检察院申诉。要指望最高检察机关就一个房地产案件对最高法院启动抗诉程序，这在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个事件奇就奇在：最高检察院还真的破天荒地提出了措辞相当严厉的抗诉，并且，一个神秘的记者在不同的报刊连同内参上发布了内容相似的文章，与此桴鼓相应，这个项目由此也成为罕见的同时惊动“两高”（最高检和最高法）的房产项目，一个中国头号房产案即将诞生，详情请看下期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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