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两年前被爷爷送来姑夫家一样，那样的突然又由不得自己作主，今天，从云南回浙江老家不几天的父亲，突然捎来口信，要姑夫送丁夏回家，结束寄托生活。

对丁夏来说，离开两年的故乡，己变得如此陌生，全然不记得当时深秋，自己是如何声斯力竭地哭嚷着不愿随爷爷离家来十公里外的姑夫家生活，当爷爷要从姑夫家回去时，又是如何死死抱住爷爷的腿不放，爷爷走远消失不见许久了，还对着村角拐弯处张望。后来听人讲，路上有熟人碰到爷爷，问爷爷为何一边走一边流泪，爷爷说是风沙吹进了双眼。

寄人篱下无所依托地生活了两年后，以丁夏现在的心情，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哭了。大人哭，大凡是伤心之极之故，小孩哭，绝大部份是寻求注意同情安慰与关心。当无人在意无人关心，哭又有何用呢，只会招来别人的反感厌恶以至耳光。

姑夫家有四个表兄与二个表姐，爷爷离开后的当晚，丁夏身上妈妈给织的一件羊毛线衣给脱走了，穿在了四表兄身上，说是四表兄有肺炎，需要高级一点的衣物来保温。

六十年代的农村，物质极其匮乏，一群孩子中，老大穿的自制的棉衣裤，要留给老二老三老四穿，穿到后来，棉己坚硬，失去了原有的篷松保温特性，而棉祆的大小又常不合适，穿在身上空落落冷冰冰的，没有羊毛线衣那样富有弹性而保温。在农村，羊毛线衣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妈妈就是用自己作姑娘时的毛线衣，拆开重织成两件，一件给姐姐，一件就给了丁夏，而现在，爷爷刚走，毛衣给剥走了，换上了原是四表哥穿的一件又冰冷又脏旧的背心。

三至五岁的记忆模糊而残缺，然就是这样断断续续的记忆，仍全是由苦涩与无奈充塞。

丁夏与姑夫姑姑一起睡的，四岁那年的冬天，一次尿床，姑夫把丁夏从被窝里拉出来，抽了两耳光后，把他四脚朝天地撩在被子上，脖子搁在床横档处，脸朝上头凌空悬挂在床外，半小时后，整个身子在冬夜里冻得簌簌打抖，脖子酸痛地如断了般。从垂挂在床外的头望上去，屋顶黑黑的瓦片中有块透光用的玻璃瓦，惨淡的月光正从上面照下来，照亮了丁夏稚嫩的脸，脸上没有泪光，只有愁苦与迷茫。

而此时，六岁的姐姐正生活在几百公里外江西的大姑夫家，一深山老林的小村庄。村中大部份人家都是几年前从浙江移民过来。浙江人口密集，六十年代初又闹饥荒，于是在政府的允许下，许多人举家移民至人口稀少的原始森林或大西北沙漠地带，以求生路。

姐姐原是与丁夏一起被爷爷送来小姑夫家的，只因小姑夫对小孩太苛刻，对女孩子丁鹰尤甚，经常只给她吃剩下的饭菜，整日饥肠辘辘的，有时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叫弟弟丁夏去偷块红薯出来给姐姐吃，晚上也是与三位比她大许多的表哥同挤一张床睡，至今姐姐的背上还留有被凶狠的表哥拧出的伤疤。同年父亲从云南回家过年，见姐弟俩的处境不妙，就把丁鹰带在身边去了云南，留下弟弟丁夏一人，孤零地继续生活在小姑夫家。

丁鹰去云南的那一年，也就是1967 年，文革武斗正剧，父亲带着当时刚已六岁的丁鹰东躲西藏，经常睡在车站大厅与无人的学校教室，由于实在不方便，就找到一户在昆明的远房亲戚，把丁鹰暂时托付给他们照看。两个月后，等武斗平息下来，父亲再去接丁鹰回来带在身边。

这户远房亲戚正好有一个与丁鹰同岁的儿子，二小孩天天玩在一起。几十年后丁鹰回忆说，这两个月是她那时最开心的时光。看她每说到此处脸上的那份幸福样，流露出对那段时光的无限留恋。

一个失母离父的五岁小女孩，突然孤零地生活在一远房亲戚，也是一陌生人家里，只因大人不欺压她，也有个小孩陪她一起玩，就足已令她甜甜回味一辈子了，想起来不禁令人心酸。童年，对丁鹰，实在是太苛刻太空白了。

一个小孩带在一要上班工作的男人身边，实在有许多的不方便。半年后，父亲把丁鹰寄托给了大姐夫家，也就是丁鹰的大姑夫家。

大姑夫家有五个儿子二个女儿，以种田与打猎为生。村庄几乎与世隔绝，出来买盐等日用品要翻越几座山走大半天才会到一小镇。不知是山的纯朴影响了人还是俗话所说的，一样的米养百样人，憨厚纯朴的大姑夫对姐姐非常地好，不仅不收一分钱的生活费与照看费，还视为己出又待若贵宾，每有家人与姐姐发生冲突，不管是对是错，大姑夫总站在姐姐一边，替她撑腰，历声训斥自己的孩子。背后，经常听到他对大姑姑说：

“孩子很无辜，挺可怜的，我们得好好待她” 。

在大姑夫的宠爱下，众表兄表姐们都得听她的话，有了一些权威，有时甚至是淫威。逢年过节，别人可以没有零食没有新衣服，但她得全有，也定会有。吃饭时，她要第一个盛 饭，如有人与她抢，姐姐一个怒目圆睁，会把对方吓到边上去。餐桌上，如只有一个鸡蛋或一块肉，这个鸡蛋这块肉定是她的。虽同是寄人篱下，但她没有受到虐待，甚至于受到点溺爱，得到比在父母身边还多点的允许与容忍。

东漂西泊的小女孩丁鹰，终于有了个温暖的寄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