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关的。”[1]再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比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更能说明福柯的洞见了。有一点很清楚：文革没有离开我们，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和言语活动中，它反而越来越经常地穿上戏装出场，在越来越典型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意识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所反复强化，已经成为迪斯尼乐园微缩景观式的“文革历史”。

　　正如同迪斯尼乐园的运作需要高度的管理和细致的经营，微缩景观式的“历史知识”也是高度管理、精心剪裁出来的，今天作为历史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筛选、操纵，亦即有选择的记忆与有选择的遗忘的成果。如果说，启蒙运动的左右两翼今天仍在为法国大革命的古老斗争而激战，那么作为不久前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的文革，更还远远未成为“无害的历史”，还远远不是“过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导统治势力和主流统治意识“过不去”。正因为这样，才有对有关历史知识、资料研究、大众记忆、大众话语权的控制、独占和管理。

　　文革本身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斗争，而不是迪斯尼乐园式的忠字舞彩排，那么有关文革的历史知识本身，也别无二致，是矛盾冲突、操纵与反操纵、主宰与被主宰的的场所，更确切说，是“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斗争的场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以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天为探讨对象，将官方和主流文献的记载与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文献记载相对照比较，以此来展示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是怎样围绕着文革历史来展开的。

　　考虑到官方和主流史学对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这里就牵涉到当权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问题）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细”，本文的主题也许有拾遗补缺的价值。不过，本文更希望通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来引导出有关对文革意义的评价、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等更重大、更复杂的问题的讨论。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2]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时“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3]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确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4]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自圆其说。

　　本文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追究，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毛泽东退居二线。许多回忆录都记载了文革前夕政治气氛越来越“左”、各种政治运动越来越严峻的情况。而多数的分析认为，这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越来越强调的结果。然而，难以解释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当时政治运动的领导工作表现出很大不满，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因此才有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公开的分歧，以及毛泽东手拿宪法、党章抗议被剥夺发言权的事情发生。[5]

　　毛泽东的不满之一，是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实行残酷打击一大片干部群众的粗暴作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事实上，刘少奇领导一线工作期间展开的政治运动，无不打上刘少奇的个人印记。[6]由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所实践和整理出来的“桃园经验”（《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是渗透着刘少奇的群众观、反映了刘少奇风格的政治运动的一部经典。它的影响普遍渗透到各级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当中，因而“桃园经验”注定要在文革中发挥它的作用，它的执笔人王光美也注定要在文革初期积极运用她的经验，从而导致她后来巨大的个人不幸。。　　毛刘之间的分歧又要归结于他们对党、对群众看法上、对党群关系、对精英与群众关系看法上的深刻差别。对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抽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争论，而一旦面对生动活泼但非尽善尽美的群众和群众运动，他们的态度就变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当毛泽东正在思考着党内出现“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7]等问题时，刘少奇却在考虑着怎样把“桃园经验”的“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组下基层、找根子、夺权、人人过关、“洗手洗澡、下楼放包袱”等搞政治运动的标准操作程序进一步完美化，并在这种行政命令式的政治运动中把共产党员变得进一步驯服工具化。

　　现有文革史，对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刘少奇主持中央派工作组、订立“八条规定”，以及后来转发北大有关“六．一八”事件简报等领导层的事态发展，叙述较详尽，但对群众层次的言论、行动和发生在基层单位的事件的记载比较稀疏，或有意回避。下面就从刘少奇、邓小平亲自过问、直接干预的两个基层单位的情况入手，来具体说明刘少奇、邓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领导文革运动的方法和风格。有关事实记录，很多来自文革运动中群众出版物的文章，这里基本引用原话，但去掉一些浮夸而无实际内容的词句。

　　第一个例子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当时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该校高一学生，她可以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而刘少奇也根据女儿的汇报，做出指示，让刘平平转达给工作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这期间“揪出”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定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被迫进行非法的长期的“劳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组制造了师生之间的对立，以至互相斗争，互相残杀。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干出身、中共预备党员）起来造反了，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勾当”，他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等四人，说：“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出大字报［指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8]如果说，向工作组发难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党提意见”的鸣放运动，那么，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特别是所谓“引蛇出洞”策略，就成为刘少奇心目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参照系，这期间他的指示、谈话，都反映出他准备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运用到当时的运动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个被格外注重的参照系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别是以“桃园经验”为象征的：严格的等级秩序、严密的信息控制、政策神秘化、给群众分类排队等具体操作。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9]

　　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八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陈永康、何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斗争会还引发了工作组赞许下的武斗：工作组七月十一日向刘少奇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会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ＸＸ（另一名反工作组的学生）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10]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弯着身体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11]

　　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曾亲自指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胡当时负责北京市西城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把师大女附中当作运动重点，并搞成“典型”。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在该校上学，邓小平通过邓榕了解该校的运动情况，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团中央派出了中学的第一个工作组进入师大女附中，并公开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教师是四清对象”、“学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一些师生对工作组进校以後把矛头指向群众非常不满，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出了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当晚全校召开大会，就这张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在工作组的煽动下，不少学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另一方面，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组织的对少数学生的围攻直到深夜十二点，而后又叫各班回去继续和贴大字报及支持大字报的学生进行“辩论”。会后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邓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邓小平这样一句话，导致了许多的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为了镇压反工作组的学生，工作组搞了“全面开花”，叫各班按着工作组树立的“样板”抓右派。当时高二（二）一个班就斗争了十二个被斥为“右派”的同学，其中张ＸＸ、朱ＸＸ被定为“反革命”。张ＸＸ被斗了两天一夜，朱ＸＸ只许在“牛鬼蛇神圈”里活动，剥夺了她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并被监视起来。有的同学被逼出了神经分裂症。[12]

　　女附中反工作组的事件导致了邓小平本人对该校的直接干预。下面是胡启立对有关事实的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当时的团中央书记）突然通知我说，要我同他一起去见邓小平。我吓了一跳，不知象邓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邓……具体指示我说：'那十三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十三个人’。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十九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又说：'反动的学生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先摆一下。’邓这几句话就给那十三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我回来后，就赶快通知工作组，那十三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这样必然造成工作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贴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对此邓小平十分恼火，下令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刘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企图进行政治迫害”。

　　邓小平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学生。胡启立回忆：“六月二十日，胡克实指示我，应象师大一附中那样在学生中组织辩论会，辩论和孤立那些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当时我有些犹疑。胡克实要我向邓办公室打电话请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邓小平通过他在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女儿向工作组传达邓的指示说，对少数反对派中的顽固分子不管不好，这样会使他们越来越往那边跑。工作组可以和他们展开辩论。辩论也要有些力量。让那些争取过来的人也参加辩论。……七月五日，邓亲自找我和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及两位学生代表到中南海开会。他又一次当面指示要组织辩论。当时一位同学代表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邓竟指示说：'她们不来，缺席辩论也可以嘛！’”

　　根据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的三道指示，不顾工作组同志的反对，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连召开了三天的辩论会，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制造白色恐怖。[13]

　　除了带头反工作组的学生外，其他很多学生也没有幸免于被打击迫害。邓榕后来对师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忆到：“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14]

　　五十天内，女附中的干部统统“靠边站”，六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五个被斗，六个教研组长也有五个被揪斗，37个班主任有32个被围攻斗争，教师被围攻、斗争的占50％以上。七月初，刘少奇、邓小平制定一个对中学干部、教师进行“集训”的方案，以便结束中学运动，尽快开学。从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工作组组织了包括即将退休的老教师和半退休病号在内的师大女附中干部、教师“集训”，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决他们“洗澡下楼”问题。每个干部、教师都跟着一个“左派学生”，工作组把干部、教师的排队类别和主要材料告诉这些“左派”，他们随时可以叫干部、教师交代问题。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讲：“洗澡下楼不要'就事论事’，要猛上纲。”“有人要洗烫水澡。革命小将在把关，守得很严。”集训期间，干部教师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残，很多干部教师都讲，去集训就象进了“集中营”，有的教师说：“再过几天，我就要被逼疯了！”有的教师写了遗嘱、绝命书。[15]

　　这里，另一个值得思考的五十天历史的重要案例是清华大学，当时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以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身份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可以参考《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那篇著名的调查报告，这里不再引述。[16]

　　也许，对北京两所很特殊的中学的考察，只能算是管中窥豹，未必全面，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普遍情况有一些了解。

　　　　　　　　　　　　北京市高校的群众事件

　　官方和主流历史对五十天中唯一最着力的一笔记载就是：北大“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然而，这里有意不去触及两个问题：第一，当时并不是以法治或者斗争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斗的，而恰恰是从文革的“极左”话语、以“阴谋论”的观点出发的：《简报》认为：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而对付的办法，也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性质去严厉处理；第二，学生中自发的“乱斗”现象，实际上是四清以来的政治运动的惯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敌我矛盾的武斗方式，运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当中，《简报》中特别提到“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意味着：要害在于“避开工作组”，而不在于乱打乱斗本身，因为工作组本身并不回避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实际上是在八月份“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布以後才真正确立起来的。由上述北京两中学案例可知，刘少奇、邓小平并不反对对他们心目中的“右派”和“捣乱分子”实行暴力，下面有关史实更说明：在后来的文革群众运动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五十天的最大指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打击一大片”和“残酷镇压群众”。

　　而“打击、镇压群众”的主要工具，就是工作组。派工作组是共产党的一种传统的、惯常实用的工作方式，其前提就是：一个基层单位的工农群众处于受压制、不敢反抗、没有领导的落后状态，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搞清敌、我、友，以便发动群众。在四清中，这个前提被修改为：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烂掉了，实际上已经没有党的领导，因此上级党委就要派驻一个工作组，去重新确立党的领导，确定谁是左中右，这就是所谓“夺权”。因而，派到基层单位的工作组，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央。这个有关“党的化身”和“党的体现”论，得到当时大多数各级干部的认同，比如，薄一波1966年6月19日在视察清华大学时，就“工作组能否代表党”这一问题与蒯大富发生争论，薄对此作了画龙点睛的精采评论：“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作事情是通过这些作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17]

　　按照刘少奇、邓小平的理解，文革是最新的、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因此派工作组的数量也要空前规模了。一九六六年北京有六十所高等学校，三百一十二所中等学校，还有半工半读的学校约一百所左右。六十所高校中有四十七所派了工作组。北京市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仅清华大学就派出了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18]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的作法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原党委已经垮台，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有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和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然而所有的工作组行为一致的地方在于：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五七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迫害。清华大学的一位政工人员后来回忆到：“当时北京市大多数高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现象，派出工作组的领导人认为这是五七年右派进攻的重演，还认为有旧北京市委的黑线在里面起作用，总之是牛鬼蛇神大出笼，要引蛇出洞，然后予以歼灭，他们把这个部署总称为'反干扰’，在清华就是'反蒯’。”[19]下面就来考察一下一些北京高校的情况。

　　各个学校的形势发展大都是以轰动性的事件为标志的。比如，北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发生了“十号事件”。六月十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陈如龙和工作组把该事件打成“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实行逼供信，强迫造反师生承认是“反党”、“反革命”，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据当事人的控诉，在工作组和校当局的煽动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分昼夜到我们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图片上，抽屉里以至烟盒火柴盒上，到处贴满了'打倒ＸＸＸ’，'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我们背上，对我们实行体罚和人身污辱。”“晚上一点钟以後，还有人每过一会来敲打一次门，不叫我们睡觉。他们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看守我们，甚至拿着木枪、木棍看着我们，对我们实行隔离，限制我们的自由，不准我们找人谈话，不准我们出外买纸烟，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强烈抗议后，他们还说什么这是'群众运动嘛’，'是可以理解的’”。[20]

　　在北京高校，工作组和群众的冲突事件大部分集中在六月二十日左右。其中较著名的，就是北京地质学院“六．二○”事件。据首都三司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记载，六月二十日，“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指向邹家尤工作组。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并指示工作队抓李贵。薄一波后来在地院工作组整李贵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第二天地质部的领导人还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组呐喊助威，并组织家属、小孩搞游行，作为反击。”[21]

　　北京师范大学的“六．二○”事件是这样的：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一些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于是，以“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名义的围攻开始了。大字报的作者没有屈服，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当晚，围攻和批斗的现象愈演愈烈，写大字报的人被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22]

　　北京林学院“六．二○”事件围绕一份《谈话纪要》的文件展开。六月二十日清晨，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五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这份大字报，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五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ＸＸ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大事记》形容当时的情势：“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千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二人吐血，二个人被逼死。”[23]

　　这张大字报到底邪恶在哪里，使工作组视它为洪水猛兽呢？和当时各院校普遍反对工作组的言论比较，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动”的地方，最不对工作组胃口的，不过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欢迎他们揭发问题”、“有人盲目地拥护党委，以为通过运动可以入上党，或当个好党员，那就倒霉了”等话，以及把运动的政策向群众公开、和群众直接见面这种作法本身。

　　据《大事记》记载：“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1966年11月3日的首都红卫兵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以後）北京林学院受迫害的革命同志和清华大学的赵锋、马建武等同志成立了'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二十二个问题”串连小组’，……在这期间，全国各地革命群众纷纷来信来访，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情况。”“北京林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长春地质学院等革命学生在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三十多个市六百多革命师生的支持下，乘着《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的大好形势，发挥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巨大威力，勇敢斗争，”最後，“迫使北京林学院原工作组组长贺ＸＸ承认错误，北京市委对错误处理'二十二个问题’作了公开检讨，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给蒋书铭等同志恢复和补发了助学金。”

　　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三十九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理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比如，北京外语学院的“六·一三集会”被打成反革命集会，性质类似的反工作组的“六·一六”赶工作队事件，被打成“小匈牙利事件”。当时一位领导干部的话反映了一种典型心态：“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24]总之，工作组对群众的作法，用我们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以革命的、“极左”的词句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正是在文革运动后来的受害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发生的！

　　鉴于北京高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北京各高等学校，先后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把“反干扰”推向顶峰，“高校和中学一片白色恐怖”。据《大事记》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25]六．二○以後，工作组利用干部急于参加运动、要求解放的心理，诱导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围攻反工作组的学生来换取早日“洗澡下楼”，让他们“将功补过、立功赎罪”。著名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工作组让下楼的干部参加“反蒯”运动。

　　　　　　　　　　　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26]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27]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28]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29]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象杀一只小鸡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30]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象，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象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象，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31]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以下是群众出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级辅导员刘ＸＸ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刘ＸＸ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ＸＸ和工作组组员张ＸＸ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家“这个会不要开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象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作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不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卡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6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的系团总支书记高ＸＸ和工作组成员张ＸＸ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成员杨ＸＸ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後，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就在党委礼堂，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32]

　　最後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後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33]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乾运事件”等等。这里所考察的案例只具有说明和启发的作用，而不是任何统计意义上的证明。为了充分了解这期间各地党群冲突的准确情况，我们需要各地、各单位有系统的资料整理，以及对当事人的调查了解。[34]然而，本文到此也许能够说明：这个取得历史知识的过程不是一个中性的、没有争议的过程，而是攸关到对有历史事件的大是大非如何诠释的问题。

　　　　　　　　　　　　　　　结局和结语

　　进入七月份，各地校园内反工作组的风潮在工作组和党委的压制下大多沉寂下来。以北京大学为例：据记载，自从“六．一八”以後，北大运动变得“冷冷清清”，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重兵布防、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一律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表后，北大又开始活跃起来。七月十二日，陈必陶等五名学生贴了一张《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再次批评工作组，此后，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又多了起来。[35]七月十九日晚，工作组进校后一直受到排挤的聂元梓对哲学系学生发表公开讲话，“揭露和批判了工作组的严重错误”。邓小平知道了，急忙让卓琳给在北大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第二天，邓楠和一些高干子弟联名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36]

　　北京校园里形势的真正转折，是从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走访校园、参加辩论会开始的。七月二十一日，王力、关锋去清华探望被王光美工作组关押的蒯大富。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陈伯达、江青到北大进行调查。

　　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广播学院（该校有一百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被限制自由）出席群众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有些同学有意见，说你们之间不谅解，但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能进行迫害，只能怪背后领导他们的人，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封条，ＸＸ不准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七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大东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一些师生纷纷上台批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江青在大会开始时说：“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他们来讲讲，给我们听听。”如果这算是所谓“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的话，那么，这是在工作组已经推行了五十天的官方恐怖之后，才发生的，而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月前学生轰赶工作组的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在张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干子弟（包括毛泽东的儿媳张韶华）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赞歌”，认为工作组的错误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驳。江青在大会上告诉大家：“昨天同志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这时全场情绪激动，口号四起。[37]

　　接着陈伯达讲话说：“我们建议撤掉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这时全场欢呼，人心激动。“建议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是文化革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文化革命代表会议的代表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後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

　　《大事记》记载：这个消息象东风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一九六六年不同寻常的五十天至此结束。

　　这里不得不指出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此时此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群众心目中，不是被视为野心家、阴谋家，而是群众的朋友，不是被看作打击迫害狂，而是给受打击、受迫害的群众撑腰打气者和替他们平反伸冤的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在群众面前的态度是谦虚的，和五十天的工作组形成鲜明对比。

　　而且，文革期间群众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群众在感情态度上对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巨大差别，其真实基础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被理解。五十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亲身领会了毛主席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这一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如果说，从前是某些党委和上级盗用着毛主席和革命的名义，那么现在这种名义由革命的群众直接所有了。一位文革亲历者今天这样写到：“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38]

　　应该说明：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个文革历史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否则本文就有小题大作之嫌。五十天的意义，不仅是长期以来官方政治运动方式的内在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总爆发，而且，也深刻影响了文革运动后来的发展趋向。五十天内的矛盾斗争，产生了少数派、多数派、造反派、保守派这些文革发动者最初没有预想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字典里也从未有过的政治派别划分，而这个派别分裂，也和上层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革运动发展的主要线索。搞清五十天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关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实，而这些最基本事实，出于某种原因，今天被搞得黑白颠倒、似是而非。这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需要补充的是：在北京的校园，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结束了，然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仍然延续着，工作组和党委粗暴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严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义。这将在以後的文章中另外讨论。

　　以上这个角度的历史陈述，自然引发我们对文革运动的含义进行新的思考。现有对文革意义的评价，有这样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传统的评价：亦即中国共产党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对文革的正式评价，至今仍为一些老共产党人所坚持，它或许被某些人称为“原教旨”派别的观点，其内容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然而也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实践中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即“打倒一切、全面内战”。[39]

　　第二，是相对比较“异端”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文革前夕，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即官僚统治阶级。最经常被引用的，就是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一九六八年出现的湖南省无联《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献最系统地阐明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是推翻这个特权和高薪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这种看法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真诚的左派有很大吸引力，他们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缺点和失败的分析、对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批评，也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

　　下面对这两种评价都作一点简要的评论和批评。传统的评价固然是从忠实于历史行动者的本来话语出发，然而它忽视了一个事实：从毛泽东到群众，在文革运动过程中所发表的纲领、宣言、政策阐释和理论思考并非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存在大量的内部矛盾的，理解文革的意义，就不再是忠实地复述原始宣言文本所能办到的了。比如：“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如何和“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夺权”这个文革运动主题联系起来？如何解释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叙述，很难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在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竟被“走资派”所篡夺和利用，变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总的来说，传统评价和文革运动的真实发展过程是相当脱节的：假如说，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以批判文化界的“黑帮人物”为重点，这倒是符合了“意识形态领域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批判斗争”的理解，而在这五十天中，确实是把《“五．一六”通知》中尖刻、激烈的语调具体操作化为对“反动学术权威”简单粗暴的批判和打击迫害，那么，五十天结束、《十六条》发表之后，文革运动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个“破四旧”的意外插曲），这包括：一定程度上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代替原来简单化、斗争扩大化的范畴（比如《十六条》将干部情况划分为四类，其中只有“少量的”第四类是敌对性质），群众的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实现等等。正因为传统评价和文革现实的严重脱节，才使得其空洞、说教的理论词句，在具体生动的“伤痕”回忆录文学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无法说服人。而且，对失误以“斗争扩大化”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混淆了谁搞“扩大化”，谁挑起群众斗群众，这实际上帮助了主流舆论对文革历史的掩盖和颠倒。

　　和传统评价相比，“异端”评价重视了文革中党群矛盾、干群矛盾、群众斗争矛头针对党内等问题，至少它在意义阐释和现实解释方面，能基本保持不脱节。然而，它的缺陷是：在意义阐释的简单明快的同时，过份简化和忽视了历史现实的复杂一面。这里除了“新生的官僚统治阶级”的概念存在疑点之外，主要问题就是：文革中的矛盾冲突是否能够一般地等同于经典的社会革命中的阶级战争？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文革中各地基层单位，普遍地爆发了党群冲突、干群冲突，一个单位小到一个幼儿园，也可以发生领导人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于是那里受迫害的群众就要起来造反。[40]这从“异端”观点看，可能被当作典型的“官僚主义阶级”和群众的斗争。然而，事情却是复杂的：支持这个单位领导人的，恰恰可能是一大批工农群众，这些工农群众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由他们组成的“保守派”经常是处于多数。显然，把造反派和“走资派”及其工农支持者之间的这种对抗看成是群众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斗争是不合适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指控的一条罪状，恰恰就是“挑起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把打击对象扩大成一大片，而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恰恰是采取相反的方式处理（当然这里说的是一个总的政策方向）：自从《十六条》公布以後，斗争对象被缩小为“一小撮”走资派，而对大批受群众冲击“靠边站”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都实行尽快“解放”的政策，而对两派群众，认为他们都是革命的，应该实现“大联合”。

　　对于文革意义的更全面的总结，有赖于我们回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范式之下，把文革理解为一次探索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的大胆尝试。其实，这种阐释早已存在于文革发动者的话语之中，只是在其他时代性的重大话语的突出地位之下，没有被充分展开。这里，一个值得提及的事实是：对文革进行正式总结的中共九大报告，把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这不是偶然的。而且在报告中，首次正式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所讲的一句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里的“黑暗面”，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暗藏着的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形成”，但是，更适当的理解，应该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没有处理好的那部分，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就曾设想过“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41]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意义的“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者”是和“异端”观点的“官僚主义阶级”有根本不同的。“见了群众一句好话也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说“当官作老爷”是向对抗性矛盾发展的中间过程的话，剥削、压迫人民的“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则是和人民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了。这是把文革理解为人民内部实行大民主的伟大尝试，还是人民群众推翻“官僚主义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关键区别。如何评价新中国十七年的执政党？这里趋向于认为：不能把它等同于一个已经蜕变成官僚主义机器的、压迫人民群众的统治阶层或统治阶级。这期间，共产党进城掌权后的官僚化、常规化的倾向，与其保持革命纯洁性的努力、革命意识形态的再激进化，是共存的、互相矛盾斗争着。以这期间共产党的施政纲领、内外政策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政权。广大干部的革命意识和热情还很强烈，艰苦奋斗、忠于革命还是普遍的现象，很难说他们是一个官僚主义阶级。

　　文革前夕中国社会的矛盾，正是表现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战斗性、警惕性日益强烈，而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却缺少民主的、公开的方式和渠道，两方面之间严重不可调和而最终矛盾爆发。文革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矛盾冲突，除了那些高薪特权、当官作老爷的作风引发群众的抨击之外，更触目惊心的，是各单位当权派以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镇压迫害所引起的那些激烈对抗。当革命的旗号、革命的词句和革命的仪式脱离了群众、凌驾在群众之上，其结果就是挫伤群众，和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这是直到文革前夕政治运动所一直存在的问题，也令人想起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严重弊端。

　　这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革命过程都难以避免的问题，而且特别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验中一个不应回避的黑暗面。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因为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式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而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炯然不同，那么，它的可取之处，正在于：不是象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样，只有对光明现状的赞扬和歌颂，而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黑暗面，甚至敢于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揭发自己的黑暗面。

　　如果说文革前夕的中苏论战和各种政治运动在于反修防修，这里“修”是指铁托、赫鲁晓夫式的非斯大林化，那么，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已经是在尝试批判斯大林模式中的黑暗面，是在扬弃新中国体制所继承的苏联模式中的那些不健康因素了。具体说，这就是开始触及并开始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内当权者滥用革命和“左”的名义，对群众进行迫害、镇压。《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就相当于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权利法案”。文革在这个意义上的尝试惨痛地矢折了，但是，仍不应否认：文革运动的一段时间内，千千万万参加者确实是以巴黎公社为理想的旗帜，真正付诸实践社会主义所本来蕴涵的中心内容－－人民大众参与管理国家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利，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政治生活的民主。这里说的不是什么“政治自由主义”或任何自由主义者能够认同的东西，而是真正地扬弃市场社会和一切剥削社会的任何形式的压迫，使国家由社会主宰者成为社会公仆，劳动人民彻底克服一切市场的和非市场的异化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去评价文革，自然能够对文革的是非功过作出应有的分析，特别是它的谬误的一面，比如，阶级斗争理论的含混所造成的失误，文革初期阴谋论盛行所造成的恶果，群众大民主实践的失败等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是在把颠倒、混淆和掩盖了的历史作最起码的澄清之后，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注释：

[1]Michel Foucalt, in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lt," tr. Martin Jordin, Radical Philosophy 11 (Summer 1975): 25, 26; quoted by Alan Megill, "Foucault, Structuralism, and the Ends of Histo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1 (1979): 500.

[2]毛泽东一天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一段讲话，这段带有别人插话的讲话记录，远没有《炮打司令部》流传之广，但话说得更坦率、更直接，记录如下（根据不同版本的补充）：

　　“在前清时代，以後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3]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p102-103。令人遗憾的是，金春明所著另一本稍长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五十天复杂情况的描写就更加简短和片面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共六百多页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此事有四行字的提及（p404），说法与金著相同。

[4]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比如，在这期间的“文艺小整风”中，美术学院的模特写生在“极左”的影响下被废除了。毛泽东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等人就此事给江青的信上批语，并转给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才纠正了此事。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p39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6]可参考刘少奇1964年9月16日所作的《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不是'左’倾危险。……我跑了几个省，都碰到他们开三级干部会，他们的发言我都看了，没有一个是怕右的，全都是怕'左’。”

[7]分别见：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7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刘少奇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年6月20日）。

[9]刘平平日记，1966年7月14日、1966年6月30日。

[10]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7月11日。

[11]《“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何其毒也！》首都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1967年4月10日；《炮打刘少奇－－控诉刘少奇在北师大一附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革命串连报》，1967年1月9日。

[12]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斩断邓小平伸向北京师大女附中的黑手－－关于邓小平残酷镇压师大女附中无产阶级革命派罪行的调查报告》，《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3]胡启立：《邓小平是镇压师大女附中革命学生的黑司令》，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4]《邓榕对邓小平的揭发》，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5]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调查组：《清算邓小平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六年六、七、八月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和校筹委在干部、教师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年4月。

[16]《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其他有关清华大学五十天的材料：《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1967年；吴英碌：《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我的迫害》，《井冈山》1967年4月6日；《在幕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老实话》编选，1967年3月。《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刽子手－－原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发言》，《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17]薄一波在视察清华大学时与蒯大富的对话（1966年6月19日）。

[18]这个数字出自《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周恩来1966年8月5日凌晨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全国调来”。

[19]陶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0]八八队金教“六·一○”战斗组《愤怒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们的迫害》，红代会中央财金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北京公社》1967年4月20日。

[21]另一种稍有不同的记载是：事件的“起因是这个工作组明显地有目的地把矛头引向在地质学院深得人心，特别是为教师和学生拥护的院长高元贵，因此在六月十六日地质部来人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作出检查后，六月二十日，地院出现了两千多群众包围工作组驻地请愿的场面，参加者大多是教师和学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www.geocities.com/sltao_ca/fyrs.html）

[22][23][24]《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p49-53，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

[25]《大事记》，p56；王年一认为：这个数字“与事实出入很大，有的出版物中沿用了这个极不准确的说法”。此问题待考。

[26]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广州《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27]《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28]《王任重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武汉墨水湖中学革命师生入狱记实》，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批陶战报》，1967年3月14日。

[29]李志宇：《愤怒控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30]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队：《王任重，我们要跟你算账！》，《井冈山》1967年X月X日。

[31]《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

[32]《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纪实》，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战报》，1967年6月18日。

[33]《炮轰〈新华日报〉－－揭开“六．一三”事件的盖子》，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卫兵报》，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于1966年7月21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曾提到：“那么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了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

[34]网上仍在建设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馆”就是为了有系统地收集、陈列文革初期群众性原始资料。网址在：http://geming.20m.com/wenge/wenge.htm

[35]《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简介》，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36]物理系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揭开邓小平的反革命老底”，《新北大》1967年6月28日。

[37]《大事记》，p72。

[38]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段”，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p8。

[3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外学者如杰姆逊对中国文革的评价，也接近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革命论”。这里所说的评价，当然是指承认文革的某种正面意义的那些评价，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观点，对其批评可参考有关文章：司养眼：《文化大革命与中国农村政治的民主化——北方农村文革中的变迁》，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以上两篇见《中国与世界》1997年2月），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李宪源：《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新呐喊网站：http://leftvoice.8u8.com）。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人性，比如文革中提出破私立公、狠斗私心一闪念等口号。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是：把文革的目标和实践都过于简化，因为“破私立公”是不足以概括文革思想的全部内容的，比如：“社会主义新人”很重要的一条内容还包括反潮流、独立思考等。我的讨论主要不是和这种观点对话，因为强调思想道德教育是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其影响在文革前乃至文革后一直存在，和这里所关心的文革运动中社会矛盾的性质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40]比如：有关北京市东城区十字坡幼儿园的材料：徐建华：《血泪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色职工》1967年1月29日。

[4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