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无意卷入这场争论，但是我看了双方的意见后，觉得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首先我要强调的是，于丹的成功并不完全在于她个人，我觉得没有必要针对她个人去作太多的文章。

    为什么呢？因为于丹的快乐理论和我的文章思路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也许我和于丹神交很久，也许于丹多少从我的文章取了一点经。

    于丹的文章卖得很火，我得文章卖得不火，这件事情说明于丹的成功主要是媒体的成功，在于CCTV的影响力。

    其次，于丹自己说：“在大学这样讲《论语》是渎职”。言下之意，她自己研究论语解读论语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通过《论语心得》贬低于丹没有必要。

    再次，我突然发现和黎鸣在“信仰和信任”的问题上意见一致，而他的文章比我早。他立足于“于丹”的“无耻”，这点和我是不同的。黎鸣立足于“于丹”的“无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态度，即使他和我有交集。

    现在的问题就是，既然我和于丹的思路类似--不管这是怎么回事--既然很多人批评这是“无耻”化孔子， 我有必要解释这种解读并不“无耻”，而是有根据的。

    我最初想平民化孔子是因为我当初读了李贽的一些文章，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孔子解释成一个普通人，一个正常人；我觉得我们不该把人圣化，而应该把圣人平民化。只有圣人平民化，我们才可能用自己的常识去理解那些所谓的圣人，从而不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也不再把孔子的所作所为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

    后来我读了一些历史，发现孔子的圣化本来就没有太充足的历史证据。

    很多人的理解，孔子的理论存在“一贯”的思想。 这个“一贯”是什么呢？就是说孔子从小到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很多人把孔子的《论语》用一种特别的方法穿凿附会起来，以孔子的所有的理论和治国有关。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基本上导致了后儒的思路混淆，甚至黑白颠倒。
    
    我先说说这个错误的证据。

    第一，当然是孔子自己的原话：孔子说，我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

    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的思想是有转变的。特别是四十以后的孔子，显然和四十以前的孔子是不一样的。

    后儒们把孔子解释成生下来就是圣人，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孔子后天的努力，也就是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或者“真龙天子”的“一贯”。 这种一贯就是强调了所谓的血统论，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无疑是符合事实的--基本符合事实。除了起义造反， 基本上人的地位是世袭的。

    第二， 我们看看《史记》就知道了，孔子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孔子前半生，为了君君臣臣四处奔走， 要讲礼，“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求天子不要对大夫的“无礼”视而不见，要求大夫不能对诸侯王妄自尊大。。。要求“君君臣臣”， 保持一种有秩序的和谐。但孔子的后半生基本上是只管教学，基本上是不参与政治的。 孔子后来最欣赏的是颜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颜渊没有什么政治野心：“用行舍藏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 唯有孔颜能自得，不改其乐总能安。”

    第三，俗话说：“半本《论语》治天下”。为什么说“半本？”这不是说仅“半本”就够了--这种说法是意淫--而是说《论语》只有一半是治理国家的。
    
    大家看看内容也就知道了，《论语》有很多内容是孔子对于学生处世做出的规劝，有很多不过是信口而说。

    如果孔子成天讲治国，我怀疑他根本不可能获得学生的如此热爱。事实上后来的孔子，对于学生从政是有很大怀疑的。

    也就是说，我讲快乐的孔子，实际上是故意割裂孔子。这个割裂孔子，主要的历史依据就是《史记》，现实依据就是孔子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不可能成天跟学生讲治国。学生问政治他回答政治，学生问经商他回答经商，学生问故事他讲故事，学生问志向他讲志向，典籍的依据就是《论语》本身的内容。

     譬如孔子说：“惟女子和小人难养也”， 我相信这句话和“三纲五常”毫无关系，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有他的场合，和治国安邦的政治经济毫无关系。

     最后一句话，孔子并非只有快乐的一部分，但孔子也并非只有“忧国忧民”的一部分。我现在的主张是打破所谓的“一贯”，把政治化的孔子和同学生“舞于归”的孔子分裂开来。

     我相信，孔子和老婆睡觉的时候，想到的不会是“吾未见好色如好德者也”，谁要是那个时候跑进去“问政”，孔子恐怕会“是可忍孰不可忍得”--这跟无耻有耻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