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虽然没有上网，但还是翻了几本中文书。 其中有一本就是陈漱渝编辑的《鲁迅论争集》。

      我向来认为鲁迅的作品中，小说的成就最高。譬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祝福》等等。一来这些小说的艺术成就比较高，鲁迅寥寥几笔就栩栩如生的刻画出了那个时代几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 这是不得不让人叫绝的。 西方的文化艺术，特别注重场面气势夸张的手法，这样的结果当然更有喜剧效果，但总有一种刻意的成分；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却更追求素描的方法。在这一点上，鲁迅可以说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二来这些小说最好地表达了鲁迅对社会对文化的看法。要理解鲁迅，必须先读他的小说。

      再次来说，鲁迅的散文也很成功。譬如《朝花夕拾》、《野草》等等， 对于我们理解鲁迅的童年鲁迅思想的形成也很有帮助。 

     我觉得鲁迅的论争是他作品中最没有艺术价值的， 但同时却是最具有社会价值的作品。读了陈漱渝编辑的《鲁迅论争集》以后，我这种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当然，这个观点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为什么说鲁迅的论争最没有艺术价值呢？一是因为论争中的误解很多，二是因为大家对鲁迅的论争的误读很多。 由于历史无法重复，当事人各自的朋友圈子又绝少重合，他们之间的论争很多是因为误解；又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种误解被过多的扩大了。 鲁迅去世多少年以后的今天和将来，即使政治的因素已经淡化，围绕鲁迅而产生的派别却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陈漱渝编辑的《鲁迅论争集》， 在弥补第二个误解的地方做了很大的工作，对于帮助我们了解那段时间的历史背景、社会人情和个人恩怨甚至文革的一些历史很有帮助。因为自己觉得读了这本书以后颇有进益，所以决定做一个读书笔记和大家分享。  

     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资料，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去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误会，所以下面所写得只能是我对于那些论争的解读，其中难免有我个人的主观偏见，若有不当之处，欢迎指正--不过谢绝一种意见：你知道什么呀？同时保留对故意冒犯行为的还击。

     话归正传，我接下来讲的第一篇是鲁迅跟施蛰存的论争。

     事情要追溯到1925年《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的征求。 对于这样的征求，鲁迅有过这样的一个回答[1]：
 
      鲁迅的直接回答是他不知道该读什么。但是鲁迅意识到这样回答恐怕不能让人满意，又在这个回答后面做了一些解释。在这个解释中，鲁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个回答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新文化运动有一个主张，就是要创立新的文化。这个新的文化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活的文化，大众化的文化， 最主要成果就是白话文。 鲁迅虽然不是这个口号的提出者，却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干将。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提倡“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不属于标新立异。 
     
      这个回答还有一些当时社会背景。在鲁迅当时，白话文成为主流，留学归来的更容易成为当时社会的文化名人，鲁迅劝人多看外国书是一种善意的规劝。
 
      这个回答还包含鲁迅的个人经验和他对中国文化的主观看法。这个看法也包含在鲁迅的回答当中[1]。 鲁迅认为中国书太出世或者盲目的乐观，青年人要先干事然后做文。

      换句话说， 鲁迅的建议是有前提的。鲁迅强调的是行，强调的是行先于作文， 鲁迅并没有号召大家销毁中国书。鲁迅自己没有销毁中国书，也没有让他的朋友销毁中文书，更没有让他的学生销毁中文书。
 
      读了鲁迅的附注的全文并且对鲁迅有所了解的话，大家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也就不再强调了。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鲁迅的建议是非常可取的。

       这种可取包括两方面，第一就是鲁迅对于做事高于立言的见解。譬如《围城》里的方鸿渐的老爸方豚翁，就是一个著名的反例。方豚翁对于自己家庭的管理、对于儿子的教育、对于亲家的友谊和交往， 无不显露出一种失败来。 但是他却能够在书里塑造出一个德高望重的伟大形象来。 方豚翁塑造的这种形象对青年人有借鉴的地方么？我相信有志向的青年人都不会把方豚翁当作自己的榜样吧。方豚翁虽然只是一个艺术形象，但钱钟书塑造的艺术形象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鲁迅那个时代，方豚翁这样的人是很多的，所以鲁迅建议大家少看中国书。
     
      第二就是鲁迅对中国书的评价。鲁迅认为中国书是出世的或者盲目乐观的，这个看法是大致不错的[2]。为什么是大致不错呢？这是因为当时人对中国书的解读就是这样的。譬如《庄子》和《老子》，当时的人因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无不认为老庄是出世的隐士--更何况当时很多人确实是用《庄子》的思想来为自己的出世辩护的。再譬如前面提到的方豚翁， 就是盲目乐观的典型。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这样做确实缺乏说服力，为什么呢？
      
      第一，鲁迅当时是文化名人，他的成功让人看到了中国旧文化存在的必要--后来鲁迅自嘲为生存竞争的一条新例。 问题在于哪里呢？在于这种生存是相对的。譬如对于王国维来说，要让他不写古文就等于要了他的命。但反过来来说，要让胡适那些留过洋的不说西文的好话，那也是不可能的。对于一般人来说，阅读和书写接近口语话的白话文，毕竟容易多了--这就是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也是鲁迅那帮人的真正目的。

      第二，这里涉及到民族尊严和个人声誉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提出并不等于旧文化的自动消失。让全国人都使用英文说话，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的--除非让英语国家殖民一百多年。 而翻译本身是一种比较文化， 没有中国文化和中国字，翻译就无需也不可能存在。从现实性讲，中国需要有一批人去掌握中国文化。 目前来说，使用中国字的人口在世界人口中是大多数，无论从交流还是市场来看，我们需要一大批推广中国文化和文字的人。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活的文化，而不是走固步自封夷夏之辨的老路。 

     因为这个原因，鲁迅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和批评。这些攻击批评和施蛰存没有关系，但是肯定影响了鲁迅和施蛰存的论争。换句话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误会。

     那么施蛰存和鲁迅的论争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只能等下一回再说了，有兴趣的人见谅了。 
 
[1]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2]为什么说大致不错呢？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读了《庄子》就出世--譬如鲁迅。现在有些人可能并不觉得《庄子》出世，但是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解读强加给古人--如果有人能够做到的话，我也不反对。 即使现在，很多人在爬到一定的位置以后，在得益和得意之余，也还是用《庄子》来装饰和陶醉自己的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