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的特点在于“流动”，说流言的人可以搬家，可以失踪，可以死亡，即便没有流动，他也可以否认。因为这个“流动”性， 大家对付流言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认真的追踪调查，一种是随波逐流，听之任之。手中有权力的人喜欢用第一种，于是东厂西厂锦衣卫便衣卧底就产生了， 规模巨大，气势宏伟， 卓有成效。也许是成效太过显著了吧，产生的副作用也很大， 不到不得不已一般是没有人会轻易动用的。

       鲁迅不是手中特有权力的人，对于流言采取的是第二种办法，基本上是并不在意的。但是流言一旦固定在报刊上，就不再是流言，可以当作法庭上的证据的，鲁迅就认真起来， 奋起反击的时候居多。

      后来的李四光先生对于女师大的事件是有他的意见的[1]，但是他对于那个事件的描述只有这么一段简单的描述：“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既然李四光先生不便叙述，我当然也不便议论，这是为了尊重李四光，也是为了尊重历史。陈西滢对于女师大的事件也有他的看法，但是大多基于流言。 我也不是手中特有权力的人，对于流言也没有办法捕捉住。所以对于女师大的事件的了解我最后只能求诸于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

      感谢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 使得我们对于鲁迅在风潮中的意见和作用有了信史的纪录。因为这段信史资料的难得，我们应该一起来研究这段资料[2]。

      《两地书》的内容看来，许广平对当时的时事有着自个的看法，对于社会的黑暗和自己的前途也有一些困惑。许广平说：“近来满肚子的不平——多半是因着校事。年假中，及以前，我以为对校长事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态度。开学后，目见拥杨的和杨的本身的行径实在不由得不叫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彩在内，但是我不妨单独的进行我个人的驱羊运动。”

     对于许广平的来信，鲁迅一方面让许广平对社会的黑暗有乐观的看法，觉得事情没有那么想象的糟糕，另一方面又希望许广平做“壕堑战”--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 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那么鲁迅所谓的放冷枪又是什么？鲁迅说：“我又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能写这封信一类的不得要领的东西而已。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也就是说，鲁迅不过是用他的笔对社会会的一些黑暗现象或者他看不惯的现象有所批判而已。鲁迅自己就不是一个对社会现象赤手空拳挺身而出的人，他怎么可能去挑起女师大的风波？

        李四光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于社会科学家有着莫名其妙的恐惧，这点跟鲁迅所谓的“中国多暗箭”是类似的意见。陈西滢在《闲话》中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他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多嘴”--既然如此，陈西滢先生为什么又要把“挑剔风潮”的赃硬栽到鲁迅身上？假使鲁迅不为自己的名誉辩护--这大概是陈西滢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对鲁迅的反抗是头疼之极--那么鲁迅是最有可能成为这件事件的替罪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能让鲁迅不为自己的名誉辩护吗？

       当年女师大的事件已经过去多年了， 当年更多的学生运动也过去了。从当年的事情来看，中国自有很多旁观者，他们对于学生的运动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他们不劝--不敢或者不愿--学生不走上街头。他们只是在学生做了牺牲以后表示他们高明的见解，说明学生走上街头的不当。鲁迅和他们不一样，属于那个社会罕见的一种。鲁迅在事前告诉学生不要随便走上街头，在学生牺牲以后却毅然为学生呼吁，歌颂他们的热情和精神。

       多少年以后，由于我多少有了一些阅历，我终于明白鲁迅的做法才是真正难得的。这个难得不但使我敬仰，有时竟不由自主感到沉痛和哀伤。但这个沉痛和哀伤，毕竟只是我个人的经历，我还是不多说得好吧。

       透过这样的风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之中，陈西滢是把这个论争更多的看作个人之争的，他总觉得鲁迅造了他的谣，污蔑他跟杨萌榆一党。 也许他没有想到，在他拿起笔写《粉刷毛厕》的时候，就已经难以阻挡别人对他的猜测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人是最富有摹仿能力的动物，陈西滢先生能够把女师大称作“毛厕”，能够说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动风潮，他难道就想象不出有类似的某籍某系的不利于他的谣言存在？--这个谣言又何必非得鲁迅引起？

        陈西滢一直相信周围人的各种小道消息，他认真地传布这些小道消息，到了最后终于不明白这些小道消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只能在百般的猜忌和怨恨中咀嚼殉“道”士的苦果。 鲁迅在和他的争论中不停地向他解释自己并没有造他的谣，但是他已经不能相信事实了。一个相信流言的人当然难以相信事实，这也是大家可以想象的事情。

      但事情的最后呢？胡适在1936年承认造谣鲁迅的抄袭是不应该的；鲁迅毅然抛出《两地书》又证明了所谓“挑剔”风潮的子虚乌有。到了那时，陈西滢如果真能公正地回顾一下的话，他应该发现鲁迅对他的评价是再没有错的--他实在是被自己的谣言给打败了。
 
       那么对于我们后来者呢？我觉得有几点还是有启发的。作为一个评论者，如果轻易相信流言，那么就不必扯公正的大旗了，还不如直接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到了那时，即使谣言也是“莫须有”的，他总可以从我们的传统中找到慰籍自己的天道，再没有必要担心有不利于自己的谣言的。

      还有一点我们也许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标榜自己的公正清高，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用词为好，“毛厕”“挑剔风潮”这样的词，不但有伤风雅，还有别字的嫌疑。如果某个人拿了报纸这么一嚷嚷：“毛厕”“挑剔风潮”什么意思啊？到时又难免以为谁散布了“白字先生”的流言，对于自己的形象毕竟难免有所损害。

      写到这里，我实在又不得不表示对鲁迅的钦佩。世人都说鲁迅好争论，不好说话，但我总觉得鲁迅太好说话了。对于这样的流言，鲁迅只是拿起笔来解释，没有半点想付诸公堂的意思。我有时甚至想，与其这么争来争去让自己难受，不如对簿公堂来得干脆，不但保护了自己，也省了对方的精力和心思。

     当然，谦谦君子另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觉得鲁迅毕竟还不彻底，为什么他不能一声不坑任由对方评论呢？--对于这个意见，我觉得也有说明的必要，但非常抱歉又只能等到下一回了。

[1]见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2]见《两地书一二三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