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耶稣一样，都怀着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孔子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他传教的历程是从一个朝廷到另外一个朝廷。他教育弟子也是为了朝廷培养干部，他的学校其实是干部学校。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当了官就兴高采烈，可以施展人生报复了，没有当上官就垂头丧气，觉得怀才不遇，世人皆浊我独清。而耶稣从来不把希望放在罗马皇帝身上。他说凯萨归凯萨，上帝归上帝。他号召门徒深入民间，向最穷苦的人传播天国的好消息。耶稣生前没有办学校，但是教会其实就是学校，后来基督教教会还衍生出了教育神学之外知识的现代学校。

基督教面向民间的精神，鼓励着一代又一代基督徒下乡传教，越是狂热的门徒，越是走向穷乡僻壤。经过上千年的下乡传播运动，基督教在西方扫除了文盲，在社会的底层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督教道德基础，这个基础也正是文明的商业和民主的政治之基础。没有这个道德基础，就没有现代西方。

儒家面向朝廷的精神，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儒生从穷乡僻壤走向城市。特别是科举制度设立以来，儒生们即便在乡间寒窗苦读，一个个也是心系朝廷，梦想金榜题名。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到处都可以看到儒生们奔向京城赶考的身影。争相入朝做官，做不了官也要做官的附庸。气极了，出城加入土匪，最后闹一个招安，也还是要做官。

在儒生们像苍蝇一样，围着朝廷嗡嗡乱转的时候，中国的乡村却是文盲一片。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毛泽东说的是一个事实。中国的社会底层的确没有文化，所以也没有道德建设。贪婪，嫉妒，欺骗，固执，狭隘，仇恨，赌博，懒惰，卖淫，暴力等等一切人类的弱点，都处于随时失控的状态。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社会底层处于半野蛮状态。其实半野蛮状态也是一种文化，也可以叫流民文化。这是中国儒家文化从反面催生出来的。这种流民文化的理想比儒家文化还要高，那就是不仅要当官，而且还要当皇上。你儒家文化仁义道德，我流民文化偏不讲，一切跟你反着来，就是不讲理，不讲道德，看你怎么着？所以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儒生与土匪都在同一片土壤上生长出来。土匪进而军阀，退而乞丐，能伸能缩，能高能低，能左能右，只要能生存，只要能打天下坐天下，什么都可以接受，根本不管什么信仰，根本不管符合不符合道德。这让儒家惊呼，痛苦，愤恨。可是怪谁呢？难道儒家没有历史责任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倒是一个远离孔子而接近耶稣的人。他搞工农扫盲运动，他鼓励知识分子跟工农相结合，他建立农村党支部。但是毛泽东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个搞政教合一，让世俗权力腐蚀了党支部，一个是搞阶级斗争，鼓励仇恨，制造阶级歧视，也就是变相的种族歧视。因为有歧视，就无法有博爱，无法有平等。因此最终没有在社会底层建设起来一个文明道德基础。而中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荒漠般的道德基础上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的。所以现在商业充满了欺诈，富者淫，穷者恨。急功近利，暴力遍地。

当然并非儒家没有好主张，但是儒家千好万好，不把眼睛从朝廷转移到社会底层，就等于没用。民主政治，文明商业，都依赖于一个良好的社会基层道德。没有这个道德，即便是三权分立，法官依旧可能谋私利。没有这个道德，即便是民选长官，也可能把最能许愿的骗子选上去。而社会基层的道德建设，需要一群像基督教下乡传教士的那样心系底层奉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