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琳接着说：“玛格瑞特告诉我，她有个哥哥，在前20年的选民登记里，都用的是假名字、假地址、年龄也不对，但是到现在也没被发现，你看选民登记系统有没有漏洞？”阿妹叫道：“这是犯罪！”文琳说，“你知道啥叫犯罪？连我都知道他用假名登记，他的亲戚、朋友里，应该说知近的都知道，可是到现在也没人去检举他，所以他没被官方发现。”阿妹问：“为什么没人检举？”文琳笑道：“你关心玛格瑞特戴什么颜色的手套吗？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你想让别人注意你，不是件容易的事。”阿妹说：“可是戴手套和选民登记差的也太多了。”文琳说：“这就扣到啥叫犯罪的题目上了。你说选民登记用假名字是犯罪，为什么？因为有个选民登记法，规定了每个够资格的人必须登记，而且要登记得真实。如果你没登记或你登记得不真实，你犯法了是不是？这个犯法构成什么罪行？”阿妹说：“按法律规定呗。”文琳说：“所谓的刑事犯罪要既要有事实，又要有动机。那你说他的动机是什么？”阿妹说：“是啊，他为什么用假名字登记？”文琳说：“没人说清楚。所以，他的刑事犯罪定不下来。你去告他呀！你和他一样精神病。”

文琳接着说：“如果你此番替我去公民宣誓，一个普通人会认为你、我有啥动机？说不清动机，就定不下罪。我猜你这次也不敢冒名顶替我，但你作为陪同的人，你啥法也没犯是不是？你可以做两个观察，第一，看谁注意你，或注意我；第二，之后你逢人就说你和我去公民宣誓，结果到时候我太紧张不愿意上台，是你替我上台宣誓的。看看有没有人告你。”阿妹说：“那玛格瑞特的哥哥是不是也这么说说而已，也许根本没有用假名字登记。”文琳说：“你猜得好，如果这样的人多的是，一个案子的事实还得花点儿力气调查，对不对？”阿妹说：“你是不是说违法和犯罪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呀？”文琳说：“违法的事天天都在发生，被捉到的违法有一部分是真的干过违法的事，有的是误捉；要想订下来谁违法是为了故意犯罪，那要看陪审团是不是一致同意被告人犯了罪。”阿妹说：“要你这么说，这法律也太松了。”文琳说：“英联邦法律讲的是‘不告不理’，就是说你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没人告你，司法部门一般不会主动来调查你。另外，在定不下罪的情况下，他们宁可‘错放’，不会‘错判’。因为错放只犯了一个错误——放过了一个坏人；而错判却犯了两个错误——既冤枉了一个好人，又放过了一个坏人。”阿妹大笑，说：“人权万岁！”

阿妹又问：“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玛格瑞特为什么戴不同颜色的手套？”文琳笑道：“你明天可以用眉笔在脸上点个黑痣，看看谁来问问你那黑痣，这人一定够关心你的。你把他当成个候选情人，可能比将自己登在报上或网上找情人，更能找到合适的。”阿妹懵懵懂懂，心想：怎么总是没有个确切的答案呢？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里，阿妹到学校还真故意寻找玛格瑞特，终于有一次她在停车场，远远地看见玛格瑞特从车上下来，阿妹故意走过去打个招呼，玛格瑞特一边锁车门，一边应合她，阿妹果然证实了，一只藏蓝，一只深褐色手套的说法。其实，实地地比较一下东西方文化，东方人容易理解和追随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看到一个现象时，希望有个大家都有共识的总结性解释，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喝酒，大家就会猜那人在喝闷酒；看到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逃学，就会猜家庭破裂引起孩子堕落。但是，这种条框式的解释与其说具有总结性，不如说具有劝说性。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某种解释，不是以客观统计为依据，而是人们意识里需要个对那现象有个解释，于是主动地去相信一种说法。然而，在西方的文化里，人们崇尚个人主义，看到一个现象时，大家会相信它可能有很多种来自个体的原因，因而也没必要去追究到底是哪种原因造就出那个现象。就像你看到一个女人剃个光头，无论在一个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这都是个不寻常的事，东方人会猜——“她精神有问题了吧”；西方人会想——“她喜欢剃光头，不关我的事”。

阿妹没有替文琳去公民宣誓，但也整整齐齐的穿了一身正规的套装去陪同。一百多人的小礼堂，坐满了各种肤色的人。宣誓的不到四十人，只有如奔一个小孩，所以他倒成了礼堂里的明星，无论是他犯点儿啥语言错误，还是表现出点儿尴尬，大家都报以微笑。阿妹坐在如奔的旁边，另一边身边坐着一个法国男人和他的新西兰老婆，那男人此番宣誓，他老婆陪同。那法国人问阿妹：“他是你的孩子吗？”阿妹说：“是的。”那人微笑着说：“真可爱。”阿妹又补充道：“是我领养的。”那人说：“你真是个幸运的母亲。”阿妹想，如果她和文琳同时上去宣誓，会场定会骚动。要是她替文琳上台，根本就没有间谍看着她。再说那文琳的样子掉在惠灵顿的街里都找不着，别看她中不中、洋不洋的，洋女人里那种外观的还不少，似乎有那么一伙不甘红颜老去的女人，天天看着杂志上的辣妹、麦姐儿，穿上身行头把杂志上的明星模仿个杂七杂八，你就是用摄像镜头照下她们，也难保她明天变个发型、换副墨镜，你就认不出她。

阿妹有时候能在学校里看见达丽，达丽不是全日制学生，所以只有上课的时候才来。今年冬天惠灵顿经常下雨，达丽的妈妈想带斯蒂芬妮回菲律宾过几个月。新西兰在南半球，它的冬季就是北半球的夏季。达丽想用三个星期的学校寒假，把母亲和女儿送回到菲律宾，她也顺便回去看看，她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那天达丽找到阿妹，问她要不要试试替她上班。新西兰的助理护士工作很多，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招聘这种工作的，阿妹一直忙着练车、学电脑、读书的，所以虽有心打工赚钱，却没时间上班。这回驾照有了，又赶上了学校放三星期寒假，阿妹决定试着打工。达丽工作得很辛苦，护士的工作三班倒，她的班次多是夜班。达丽工作在一家规模不小的老人院，她干起活来肯吃辛苦，她的上司很喜欢留住她。这次她回国又自己找个替班儿来，上司挺高兴。可是，阿妹的力气太小了，英语也不够好，干起这种工作来，她远不如达丽。要不是这活儿太缺人干，阿妹非丢了工作不可，好在他们“萝卜快了不洗泥”。刚开始阿妹试图搞清楚那些老太太们在告诉她啥，一则阿妹对自己的英语不自信，二则那些老人多数已口齿不清楚，想和她们交流可不容易。过几天，阿妹看明白了，那些老太太说的啥可能连她们自己也不明白，或者说完就忘了，所以只要对她们态度好，她们说的话根本不用去听，嘴里只管“哼哼哈哈”地答应着就行。三个星期下来，阿妹也算个熟手了，达丽回来，她的上司告诉阿妹，如果她愿意继续干，她也可以留下，每星期上几个夜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