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同学靖约我们夫妇明晚去蒙郡 Marriott 酒店参加“我们的三十年”纪念晚会，一看要求着装西服晚礼服，邀请主流政要讲话，“彰显我们旅美华人事业上的成功和魄力”，我就婉言推辞了。三十年前那个寒冷冬天，中国关闭多年的高考大门为莘莘学子重新开启是一生中难忘的机缘。在感恩节前的冬夜，我选择静静回想三十年前那一年的往事和故人作为我的纪念。

最早获知邓小平要恢复高考是 1977 年春天，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几经周折后刚刚从大头兵卫生员提干成排级小护士，久久压抑的心情开始有些舒展。身边的军中姐妹大多年长于我，纷纷开始谈恋爱论婚嫁，她们的情人丈夫多是门当户对的年轻军官，我们素来简朴的军营宿舍变得有些浪漫的女儿味道。一向有点书痴的我也着手弹琴织毛线，编结自己的白马王子梦。 闺中女友的情人中，琴的男友振最与众不同。振逃脱了上山下乡，是西安城里的待业青年。他父母亲早年就读燕京大学，抗战时投笔从戎，在延安结识美国友人寒春阳早夫妇。父辈的友情给年少的振打开了英文阅读窗口，文革乱世中，爸爸妈妈关在牛棚里，妹妹下乡，振躲起来读从寒春阳早家来的英文书，自学数理化。当我因熟识琴而认识振时，听说他懂英法德日四国语言，正在西安飞机公司费总工程师那里无薪无酬翻译技术资料。高考改革春风吹来，振的目标立即锁定在 77 年高考上，志在必得。

在军中见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纨绔子弟多了，这个跃跃欲试准备参加高考的振让我耳目一新，他成了我的偶像，心中激发起自强奋进的勇气和热情。和我一起在理想路上奔跑的还有一位好姐妹名叫滨，这个勤勉认真的北京姑娘执著地拥抱着大学梦。滨是红军后代，比我政治上“根正苗红”，她从军区政治部下放到我们科室，原本是积累一年基层经验后将被保送去大学的。高考改革前夕，一位风流倜傥的外科军医闯入滨的情感生活，碰撞出的爱情火花后又瞬息间熄灭，把痴情的滨抛入失恋的痛苦中。要强的滨化伤悲为力量，咬牙拣起书本，继续她的大学冲刺，准备参加 77 年高考。

南方家乡的父母亲敏感地意识到这次不同凡响的高考会带给自己的女儿潜在的机遇，开始敦促在鄂西北纱厂做工的姐姐和在云梦泽乡插队的妹妹复习准备高考，唯独对我这个初中都没读完的女儿不抱大学期望。失意的我和失恋的滨憋着一股劲儿，把闲书，乐器和女红丢在一旁，四处收集中学课本和上海自学丛书，发奋用一年时间追补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年课程，我们在附近中学拜师求教，我俩彼此切磋并肩而行。当时我不能说对高考有信心，只是怕自己被现代化潮流淘汰，想恶补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

当 77 年地方开放高考时，军队系统还沿袭保送推荐制。那年振考上西北工业大学，我姐姐考上武汉大学，我后来的老公考上南京大学，而我则倒霉地被拦在考场门槛外。滨倒是被推荐参加 77 年高考，以三分之差落榜。滨的高考表现让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大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咫尺可及；忧的是军队保守的推荐制扼杀公平机制，让我眼巴巴地坐看高考列车离我飞驰远去。

与 77 级入学考试机会失之交臂后，沮丧的我一度撂下高中课本，开始另辟自学蹊径。我的挚友滨在高考失利后回北京散心，准备来年再战。她从北京度假归来，发觉我士气低落，就给我鼓劲。她向我披露军内高层的小道消息，说罗瑞卿将军即将出山，军队的改革箭在弦上，“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机会也会有的！”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一点点正面的消息就能鼓起希望之翼。我又振作起来，重拾课本，和滨一起回到准备 78 年高考的轨道上。

能够有缘参加 78 年高考，还幸亏遇到开明的解放军第三医院政治处薛主任。说来薛主任是陕北农民出身，是典型的大老粗式军队干部。三医院在军队算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可三医院子弟在 77 年高考中，医生们的孩子个个落榜，唯一脱颖而出的是薛主任的儿子，这位应届高中毕业生当年考进西安交通大学。也许是儿子的高考成功使薛主任尝到公平竞争的甜头，启发他改变我们医院的推荐方式。在他的主导下，政治处让附近中学老师命题，选择报名青年中成绩最优秀前三名参加 78 年全国统考。果然我和滨在78年双双出线，考取大学。其实薛主任的择优推荐之举在军队并不普遍，相当一些军中有才华的青年被旧制耽误。事后我才知道，整个军区后勤部那年就我俩高考过线走进大学。

三十年前的高考无疑改变千万人的前途和命运。抚今追昔，除了感念邓小平拨乱反正的决策外，我还庆幸自己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地点遇到适当的人，振的榜样，滨的鼓励，述士老师的扶助，薛主任的开明举措，当然也有我自己的努力，不失时机地搭上时代的巨轮，乘风破浪去远航。亲爱的人们，我永远感激你们。

附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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