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从天边升起，还没来得及照进监狱的禁闭室，就被高高的围墙挡住。

一名狱警提着一大串钥匙，步入监狱大院。向左一转，经过办公室、图书室和医务室，上一个小坡，路过伙房的操场，再向右一拐，朝着禁闭室的方向走去。

监狱的禁闭室位于宿舍大楼后方的山坡上，在悬崖上戳了十几个岩洞。

每个洞穴都有一扇小铁门严密封闭，门上留一个小窗口。

洞穴内阴暗潮湿，站着直不起身，睡着伸不直腿。

洞顶岩缝不停的滴着水，洞壁上长满了青苔。

狱警来到一间禁闭室前，打开小窗，用粗暴的声音吼道："符国祥，出来，到大院集合！"

他打开铁门，立即用手捂住鼻子。无法忍受从禁闭室里涌出来的恶臭，狱警连看都没看犯人一眼，就匆忙离开了。

阳光照进禁闭室，一个衣衫褴褛、浑身污秽的犯人缓缓蠕动，戴着沉重的三大扣脚镣，慢慢从禁闭室爬出来。

他用力伸展身体和四肢，躺在地上贪婪地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和空气。

经过漫长的禁闭，这是他第一次能够自由的伸直了腰，伸直了腿。

久违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双眼，他用手遮挡刺眼的光芒，眯着眼睛，慢慢适应这来自大自然的恩赐。

犯人挣扎着想要站起，却几次跌倒。在地上躺了一会儿后，他终于勉强站了起来。

他双手提着脚镣的绳子，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走过伙房，下了小坡，向监狱大院走去。

脚镣在地上摩擦，每走一步都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符国祥，29岁，男，因参与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八年。他体格健壮，脸上总挂着天生的笑容，即便在刑罚时也不曾消失。

由于逃跑未遂，符国祥成了监狱里家喻户晓的"名人"。

劳改队里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劳改犯们众说纷纭：有人称赞他是条硬汉，有人骂他逃跑可耻；有人竖起大拇指，也有人朝他啐口水。

然而，符国祥对他人的目光毫不在意，始终保持着他标志性的微笑，对每个人都报以友好的点头致意。

监狱大院里聚集了众多犯人，他们正等待带班队长带领他们下矿井挖煤。

犯人们懒散地坐在院中，头戴藤条编织的安全帽，脚穿长统橡胶水靴。他们身着无领的黑色劳改服，背后用白色油漆大大的印着"劳改"二字，腰间系着一根用来挂矿灯的绳子。

符国祥坐在监狱宿舍前，脱去衣服，沐浴在阳光下。他健壮的肌肉在日光中清晰可见，轮廓分明。他将身上的衣服撕成布条，小心地包裹着脚上的镣铐。铁镣长期摩擦已使他的脚踝溃烂，疼痛难忍，几乎无法行走。

与符国祥同在一个劳改队的还有两名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苗松林和老周。

苗松林从伙房取了两碗饭菜，坐到符国祥身旁。他将一碗递给符国祥，自己则用筷子翻搅着碗里的食物，抱怨道："真他妈的，又是清水煮白菜，连点油星都没有。"

符国祥却像个饿极了的野兽，狼吞虎咽地吃着，丝毫不在意饭菜有没有油星。

这时，另一名反革命集团同案犯老周也走了过来，在符国祥旁边坐下，打趣道："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小心噎着。"

老周看着符国祥狼狈的吃相，不禁莞尔一笑，随即递给他一个装水的瓶子。符国祥咕噜咕噜地往嘴里灌了几口水，然后将瓶子递给一旁的苗松林。

苗松林喝了几口水，擦了擦嘴问："老周，你收到昆明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诉书了吗？你打算上诉吗？"

清华大学毕业的老周推了推厚厚的高度近视眼镜，用课堂上讲课的语气文绉绉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有你我上诉的地方？我不想上诉，并不等于我拒绝上诉。我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上诉。"

苗松林困惑地问："什么巨人？你在说什么？"

老周意味深长地说："人间自有青霜剑，不怕历史尽成灰。"

没什么文化的苗松林听得更加糊涂，急切地追问："急死个人，那你到底上不上诉啊？"

老周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仰望蓝天。

他嘴上说得潇洒淡定，但心里却在滴血。每天，他都在思念着八十多岁的老父亲。

老周五十出头，面颊清瘦，一副厚重的高度近视眼镜架在鼻梁上。他脸上总带着那种只有斯文人才有的神态，说话不疾不徐，慢条斯理。有时急起来时，他还会略带口吃。

老周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所中学任教。然而，文革期间，他八十多岁老父亲的历史问题牵连了他。

在文革划线站队运动中，他和老父亲被划为阶级敌人，一同押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

原本就体弱多病的老父亲到了农村后，病情急剧恶化。

农村医疗条件极其简陋，每次看病都要将老父亲驮在毛驴背上，跋涉数里山路，还要涉水过河，才能到达公社医院就诊。

老周和父亲无法胜任农活，反而成了生产队的负担。随着时间推移，生产队的农民开始歧视老周，经常刁难他。

无奈之下，老周只得带着父亲千里迢迢回到世代居住的昆明老家。然而，没有户口、粮食购买本和工作的他们，沦为了城市流浪者，就这样艰难度日，一晃数年。

老周四处奔走，要求重新落实相关政策，争取重返家乡生活。

然而，他处处碰壁，毫无结果。无奈之下，他只能带着老父亲沿街乞讨，露宿街头。

老父亲的病终究抵不过岁月的无情，不幸在寒冷的街头去世。

老周为操办父亲的后事焦头烂额。火葬场以他们没有户口为由，拒绝接收老父亲的遗体。

他好不容易凑了点钱，只得打点郊外的农民，在荒郊野外草草安葬了老父亲。

每次提到老父亲，老周都情不自禁落泪。他认为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尽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一生未娶。如今又身陷囹圄，愧对逝去的父亲。

文革那年，昆明几十万像老周这样的人上街游行，要求重新落实政策，老周也加入游行队伍，他们高喊“我们要户口！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的口号。到云南省委、昆明市委静坐请愿。

他愤而写下一张大字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好汉们可以休矣！"，就因为这张大字报，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被分配到云南陆东煤矿劳改队服刑。

由于老周高度近视，几次在漆黑的矿井下迷路，后来被调往煤矿的农场挑粪种菜。

他常戴着一个用废布做的坎肩，以防扁担磨破肩头。

老周的带班狱警来了，他起身去集合，离开了符国祥和苗松林。

临走时，谨慎的老周还不忘叮嘱符国祥和苗松林下矿井时要注意安全。

片刻后，符国祥和苗松林的带班队长来到监狱大院。他吹响哨子，召集犯人集合。

犯人们迅速排队，报数1，2，3，4，随后蹲在地上。

报数完毕，一名领头犯人向带班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八中队46名犯人报数完毕，请求下矿井劳动改造。"

带班队长清点人数后，对领头犯人说："走！"

领头犯人带领一队犯人来到监狱大门前，低头立正，向岗楼上的士兵报告："报告大军，八中队46名犯人请求下矿井劳动改造。"

如果遇到刁难的士兵，不想回应，领头犯人必须反复报告。直到士兵大声喝令："走！"，监狱大门旁的小侧门才会打开，犯人们鱼贯而出，前往矿井。

符国祥双手提着脚镣的绳子，沉重的脚镣在地上拖曳，艰难地跟在队伍后面。

出了监狱大门往右，是一排宽敞的矿山机修车间，许多刑满释放的留队人员在此工作。

经过机修车间，有一间宽大的矿灯房。

在矿灯房窗口，犯人们依次报出自己的矿灯编号，每人领取一个饭盒大小的电瓶和一盏矿灯。

犯人们将电瓶挂在腰上，矿灯插在安全帽上，拧开灯头，一束微弱的光芒照亮他们通往矿井的路。

主矿井有一条一人宽的石阶，呈45度斜坡直通井底，长达数百米。主矿井拱形顶部装有防爆照明灯，中间是一条专供矿车使用的轨道。

越往下走，越发黑暗。

井底一片漆黑，只能看见矿灯在晃动，看不见彼此的脸，几盏昏暗的吊灯在矿顶上照着巷道。

到了矿底，地势渐渐平坦，沿着铁轨往里走，巷道越来越窄。巷道两侧有许多分岔的矿坑，煤炭就是从这些坑道中开采出来的。

不厚的煤层夹杂在岩石中，开采完一处煤层后，坑道就被废弃，又转向另一条坑道继续开采。

这些坑道又矮又窄，人只能弯腰爬行拖煤。

上下班交接完毕，放炮手用电煤钻在煤层上钻出几个炮眼，往里塞入一节节炸药。

炮手将炸药的引线连接到电子放炮器上，然后大声吆喝，要所有人离开坑道，准备放炮。

随即按下放炮器，一声巨响，煤层被炸开。

负责运煤的犯人将碎煤块铲进拖萁——一种像冬天雪橇似的铁皮运输工具。

用布带栓住拖萁，将带子套在肩上，拉着拖萁爬出坑道。

坑道口有一台小型的传送带溜子机，拖萁将煤拖到坑道口，倒入溜子机里。溜子机把煤块送出坑道，溜子机的另一头，一辆辆矿车接着煤块。装满了煤块，由负责推矿车的犯人推到主矿井口，挂上钢缆绳，由缆车将装满煤炭的矿车提升到井外。

犯人下矿井劳动是有任务的。

溜子机前有一名专门计数的年老犯人，记录着每个人拖了多少拖萁，完不成任务的会受处罚。

符国祥戴着沉重的脚镣，动作迟缓，在坑道里一步一步艰难地爬着拖煤。

完成任务的犯人可以先上井，但符国祥还在坑道里孤独地拖煤。

下一班的犯人都已已经到煤坑来准备交接了，但符国祥还是没完成任务。

瘦小的苗松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来帮符国祥拖煤。

苗松林爬到溜子机前，对计数的老头说："我拖的煤，算在符国祥名下。"

计数老头回绝道："不行，带班队长交代过，不许任何人帮符国祥拖煤。"

苗松林试图收买老头："哥们儿，帮个忙吧。我给你一包烟，行个方便如何？"

计数老头瞪了苗松林一眼："去去去，别来收买我。"

苗松林继续哀求："两包，怎么样？只要你不说，谁也不会知道。"

计数老头愤怒了："我不说，那么多人看着，别人也不会说吗？别来害我，滚滚滚！"

直到交接班结束，符国祥还是没有完成任务。

他和苗松林走出矿井时，天色已晚。

两人卸下矿灯，交到矿灯房。

矿灯房的犯人一边清理矿灯，一边抱怨道："怎么这么晚才出来？矿灯充电时间不够，明天肯定不够亮。"

符国祥和苗松林浑身覆盖着厚厚的煤灰，与汗水混合在一起。只有他们眨眼时，才能看到眼白闪烁；说话时，才能瞥见白色的牙齿。

他俩从头到脚，浑身上下都被黑色包裹着，像是从地狱深处走出来的幽灵。

两人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监狱大门前，向大军报告后，缓缓进入监狱大院。

右边围墙的尽头，有一座锅炉房，两根大烟囱冒着黑色的浓烟，锅炉房旁边有两间宽敞的大澡堂。

锅炉房将热水注入澡堂的水池中，供犯人们洗浴。

随着越来越多犯人涌入，原本清澈的水很快变得浑浊不堪，漂浮着一层层黑色的煤灰。

符国祥和苗松林望着澡堂的方向，多么想泡在热水里，痛快地洗个澡，冲掉身上的汗水和煤灰，缓解一天劳作带来的疲劳和酸痛。然而，这对他们来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奢望。

就当他们走到监狱大院中央时，一个严厉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幻想。

带班队长大步走来，冷冷地盯着符国祥："符国祥，你今天完成任务了吗？"

符国祥低着头，声音微弱但清晰："没有。"

带班队长眯起眼睛，语气中带着威胁："为什么不完成？"

符国祥抬起头，指了指自己脚上的镣铐，解释道："我戴着脚镣，行动不便。"

带班队长闻言，怒气瞬间爆发："胡说八道！这根本不是理由。你是想继续与党和人民为敌，抗拒改造！给我跪下！"

完不成任务的犯人通常要被罚跪，这是劳改队惯用的惩罚手段。

面对带班队长的怒吼，符国祥却倔强地站着，双脚仿佛生了根，坚持不跪。

带班队长见状，勃然大怒。他冲上前去，往符国祥脸上就是一耳光，接着又是一耳光，但符国祥闪开了，没打着。脑羞成怒的带班队长，拳打脚踢，一边打一边还怒吼道："我看你跪不跪，我看你到底跪不跪！"

符国祥被打倒在地，嘴角渗出鲜血。

即便如此，他仍然倔强地抬起头，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你可以把我打倒在地，但休想让我跪下。"

带班队长更加愤怒了，他叫来几个监狱的恶霸，几个人轮番用脚使劲踢着躺在地上的符国祥。符国祥的身体像皮球一样，在球场上滚来滚去。

站在一旁的苗松林目睹这一切，惊呆了。

他急忙向带班队长跪下求情，声音中带着哭腔："队长队长，求您别打了！我愿意帮符国祥完成任务，求您饶了他吧！"

监狱大院里，越来越多的犯人被这场景吸引，纷纷围拢过来。

带班队长见状，停止了殴打。

他转向苗松林，厉声说道："好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要帮他完成任务，如果完不成，你们两个一起受罚，哼！"

带班队长一边说着，一边挥手驱赶围观的犯人，谁都不许留在现场，要让完不成任务的犯人暴露一夜。

带班队长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一动不动的符国祥，然后匆匆离开了监狱大门。

空旷的监狱大院，只剩下符国祥躺在冰冷的地面上，他的身体因疼痛而微微颤抖。

早春的寒夜，凉风习习。

半夜时分，蒙蒙细雨悄然降临，仿佛在为这个孤傲的灵魂洒下同情的泪水。雨滴拍打着地面，冲刷着符国祥身上的煤灰和血迹，却无法洗去他内心的倔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