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芷芷

世上最难写的是什么？并非长篇史诗之类的巨著，而是文革时期的检讨交代！当年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党的叛徒、人民公敌……统统都要过这个难关。写检讨交代真的是难！难！难！为什么难？容我细细道来！

第一：检讨交代要紧跟着形势变化。昨天打倒的人和今天要打倒的人不一样！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口号和风向。这些都是要牢牢把握好的。稍有不慎，大方向错误！此乃第一难！

其次：检讨能不能通过完全没有标准答案。全凭审查人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所以，如何揣测审查人的心意亦如上蜀道之难。通过了检讨，自然是悄悄地松了一口气。而通不过的检讨则会被打回重写。这就更难了！因为批语总是千篇一律：“检讨不深刻，要做触及到灵魂深处的检讨。”皇天！何谓深刻？又没有一个度量标准！灵魂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如何断定我的灵魂深处呢？无奈，只能拎起一桶狗血，再次淋头。而其中最难的就是要好好拿捏，要把自己骂得刚刚好。一不小心，骂过了，你可能会为自己挖坑。那就更惨了！

而我父亲，作为“老运动员”（意思是每次有运动都必被点名者），头上又戴了各种“反动帽子”，自然常常被迫写检讨交代材料。这些事占据了他人生中至少十年。

父亲一辈子刚直不阿，从不讲假话。任何时候都保持他的人格尊严。讲一个题外话吧。文革时期的某一天，有两个年轻的军人来找我父亲写材料。他们一进门，拿着介绍信就大声叫：“陈云章，你是陈云章吗？”我正好和父亲在一起。父亲闻言大怒：“你有什么资格直呼陈云章？！你不知道称呼陈云章先生？那你叫我陈云章王八蛋吧！”一顿义正言辞下来，两个年轻军人被震慑了！第二天再来，介绍信的称谓改为陈云章先生，他们也称父亲为陈先生了，而且对父亲的态度还很尊重。

像父亲这样品格的人又怎么会写检讨交代呢？他从来不看报纸，有时间就背孔孟。当然跟不上形势。他又从不说违心的话，如何能“编出那些鬼话子”？好在写检讨交代不是“课堂作业”而是“家庭作业”。这就难不倒我父亲了。他可以找“枪手”呀！

“枪手”，古称“捉刀”，英文称Ghostwriter。

找个普通枪手，易！但找一个写检讨材料的枪手相当不易！除了枪手要符合上述的要求之外，父亲还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字一定要写得非常好！工科出身的父亲一直觉得他的字不好看。

肥水不流外人田。第一位御用枪手是我的母亲。母亲是语文老师，逻辑清晰，形势也跟得上，又深知父亲的“灵魂深处”，而且还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枪手一职，非她莫属！

可惜的是，不知道是不是枪手的作品检讨通过率不高，还是母亲也不想再写一些“鬼都不信的鬼话子”。第一枪手辞职了。

某个夏日，父亲可怜兮兮地来找端姨妈做枪手。我的端姨妈也是一位从不会讲谎话的人！她也不紧跟形势。憋了很久，才写了不足二页的检讨，而且行距还很大。连我这个小学生都知道这不行，因为检讨反省材料要有量呀！听说有人写的检讨书可以用尺量的！父亲叹着走了。

父亲古道热肠，家中人来人往。其中也不乏被父亲发现天分而请为枪手的。但在我的记忆中，枪手状元当属刘国辉先生（刘兄）和魏方先生（魏伯伯）。

刘国辉先生（刘兄）与父亲相识于文革，他们都被关在汽车电器厂，是狱友。刘兄当年是青年才俊，勤奋好学，古诗词文学根底深厚，又写一手好字！只因家中有台湾关系，所以一直不得志。他非常有凝聚力，人又热心，广交朋友，常常助人。在文革中振臂一呼，当了一个派系的头头，带领一群跟风的虾兵虾将搞造反。我也不清楚他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反正这两派斗来斗去，都自认自己更革命。后来刘兄的派系不得势，他就被对方派系抓了。

在坐牢期间，父亲和刘兄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而这份非常的缘分贯穿了他们一生。从关押所释放出来后，刘兄就成了父亲当仁不让的枪手。他妙笔生花，倚马可待，上知政治形势，下知审查者的心理，加上一手好字。是父亲非常满意的“枪手“   刘兄基本上每日必来我家报到，和我母亲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已成为了我们家的一份子。

年轻人毕竟有年轻人的世界，很快，刘兄为五斗米折腰而忙碌起来了。当父母问为什么他几天都没来，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太忙了，忙到“一身如鸟啄”。

上帝又给我的父亲安排了魏方伯伯。魏伯伯是父亲多年的好友，毕业于民国时期南京國立政治大學，也就是现在台湾政大的前身。魏伯伯非常儒雅，和声细语，着装整洁，令人感受到一种祥和之气。魏伯伯的文学造诣深厚，自己也写了半辈子的检讨，经验丰富，更是有书法家的好字。帮我父亲做“枪手”也不是一件难事。

明明写检讨材料并不是一件很愉悦的事，但父亲有老友陪伴，谈古不论今的惬意聊天让“写鬼话子的事”变得不那么有压力了。

几年后 父亲终于不用再写检查材料了。那些一字一笔，费了多少心酸写下的东西。消失在风中 尘里。所幸 记忆尚存

后来，魏方伯伯于1996年出版了一本《魏方文集》，由湖南省参事室整理，长沙市教育印刷厂印刷。文革时期他曾在牢中用紫药水写了《城市学》一文，提出经营城市理念，后被中央党校选为市长培训班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