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67)煙酒煙酒

一   貴人引路

香港是大不列顛王國伊利莎白女王陛下的屬土﹐去香港當然是出國。

從1977年12月接到香港來信算起，一晃兩年過去了，我還在等待批准。這兩年我至少一半時間在上海和烏魯木齊﹐心焦無助，迷茫彷徨，奎屯銀行完全不來管我，他們不了解審批程序﹐覺得公安局都同意了。其實我的申請書壓在新疆自治區公安廳外事處的卷宗堆裡﹐要不是一個貴人的出現﹐不知要排到猴年馬月。

1979年8月份我再度去烏魯木齊，沒有任何人可以幫我了，只有自己去磨，碰運氣吧。這次見到公安廳外事處簽證科劉科長，他粗粗翻了一下案卷說：「你就一封信怎麼夠呢，至少要有財產證明啊。」

「什麼財產證明？」

「譬如財產公證，證明把財產交給你，那麼你才可以申請去接受啊。」

我完全矇了，怎麼變得那麼複雜，義父信上說要我去讀書，怎麼變成了接收財產？要義父把財產交給我，怎麼開得出這口呢？完了，香港，香港，又是夢一場。

我絕望地離開，坐上八路公交車回建國路的袁叔家。

下午四點車很空﹐我坐在中門前——當時的公交車有前中後三個門——到建國路我站起身﹐一農民拖了幾個大麻袋檔在我前面﹐我只得走到後門下車。剛下車﹐就和一個路人撞了個對頭﹐一看﹐啊，小張，張明東！

和小張的結識要從一年前講起。

1978年夏，我由農七師機修廠一個工人介绍﹐去烏魯木齊見他的岳父，傳說中神通廣大的大官，答應事成後重謝。年底，我在田家已住了多日，準備明天回上海。

「老田在家嗎？」門外有人叫。

家裡只有我﹐進來一個自治區黨委的年輕幹部﹐給老幹部們送年貨。我們坐下一談，原來他也是上海支青，張明東，松江人，1963年和陳金根一批進疆，出身好，中共黨員，留在新疆自治區黨委工作。這是我和張明東的第一次見面﹐未有深交。想不到一年後，他成為我跳出苦海的引路貴人。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今天，在我走投無路、灰心喪氣之際，上帝安排張明東神奇地出現在建國路八路公交車站﹐再安排一個農民檔住我的去路﹐讓我從後門下車﹐和他撞了個正着。

「哎﹐小張，好久不見。」

「哎﹐小章，哪裡去？」

和張明東僅去年底在老田家一面之緣，我連他在自治區黨委哪個部門也不知。寒暄幾句後﹐我隨他回到不遠處的他家﹐他的同鄉妻子小孟一陣忙碌準備晚飯﹐我和張明東聊起這兩年來的奔波，講到公安廳剛才要「財產公證」的難題。

「哎呀﹐那太巧了﹐自治區司法廳最近剛成立了公證處，負責人老孫就住在我樓上三樓，吃了飯我陪你去。」

我的天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晚飯後小張陪我上三樓老孫家，一說，「沒事，明天你來司法廳二樓，這事簡單。」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老孫辦公室，這個新成立的機構三張辦公桌，只有他一個人。我把公安廳外事處的要求講一遍，老孫拿出一張司法廳公文紙，寫下：「茲證明香港沈本瑛先生同意把自己的財產交予章濟塘同志，由章濟塘同志赴香港接受。」

老孫從抽屜裡拿出一個文件編號章，在右上角蓋好，填上：「新司(79)公證第一號」，再在公文右下方蓋上一個嶄新通紅的公章，我這份公證是新疆歷史上第一份「司法公證書」。下午我送去公安廳外事處，劉科長說：「好，這樣你手續就全了。」

現在我只須回奎屯安靜等待，我把煙酒留在張明東家，必要時候他代我去問問，「沒問題，交給我得了。」小張說。

我此生在關鍵時刻遇到的兩個貴人，一個是1968年幫我在石河子死裡逃生的宋樹平，一個就是古道熱腸的張明東。

時光很快，1979年又將過去，11月開始下第一場雪的時候，我收到張明東一封信，拆看大吃一驚。小張去公安廳辦事，順便去了外事處，劉科長一看自治區黨委秘書當然喜出望外，晚上小張帶上煙酒去了劉家，劉科長說出一個情況完全出乎我意料，外事處從奎屯調了我的檔案，竟發現裡面有農七師黨委給我戴反革命帽子的處理決定，劉科長為難地說：「他還戴帽子，我們怎麼能批呢？」

小張說，這個不解決，公安廳是不可能批的。

我一躍而起，馬上去找呂景洲，呂書記又去師部。過了幾天，老呂對我說：「你的事可真複雜，你知道銀行那幾個人，老查他們總是不甘心。你要平反的話，要支部通過，打報告給師黨委，還要調查，來來去去沒半年一年辦不成，公安局張處長答應由他出個文件，給你撤消處分，不平反，你看怎麼樣？」

我當然同意，對所謂「平反」我本就極端厭惡，「平反」是對受害者的人格踐踏﹐對受害者的第二次加害。當年迫害你是英明正確，現在為你「平反」也英明偉大，你橫豎要感激﹐天底下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嗎﹖

1980年2月1日，呂景洲叫我到辦公室，遞給我一張紙說：「公安局批文下了，這份黨支部留底，你自己去公安局拿。」

我立即去公安局見張處長，接過打印在一張粗糙公文紙上的批文正本，我立即去公安局見張處長，接過打印在一張粗糙公文紙上的批文正本「奎公復字(80)第042號」 ：

該同志進疆時年十八歲，由於生活環境的變化，對邊疆艱苦生活不習慣，加之對領導有些意見而產生一些抵觸情緒，因而，在給同學親友的書信中，散佈過一些落後言論，應屬一般錯誤，不能定為反革命。原定現行反革命不妥，現決定，撤消原農七師政治部1973年7月的處理決定。

張處長說：「你申請去香港應該沒問題了。」

好極，是「撤消」﹐不是「平反」。中國的社會現實﹐令受害者本人和家屬﹐不得不乞求「平反」﹐以緩解社會壓力。如果他們給我「平反」﹐我也只能接受﹐還須感恩。慶幸的是﹐我戴反革命帽子十四年﹐最後只是「撤消」﹐沒有遭受「平反」的屈辱。

 「奎公復字(80)第042號」

我趕到烏魯木齊，把這張《批復》交給劉科長，他說：「好了，你現在進入排隊等候審批。」

「大約多少時間可以有結果呢？」我問。

「今年的名額已經定了，8、9月份會討論明年的名額。」

回到上海，1980年2月16日過年，我告訴朋友們，明年我要走了，去香港啦！

二   在新疆最後的日子

在上海過了春節，開春了，1980年5月又回新疆，我相信科長講的，8、9月份討論81年名額，我理應可以排上，安心等待吧。算一算，十九歲離家，如今三十五，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都耗在這裡，自64年9月到新疆，十六年了，其中十四年監督勞動，看來邊塞生涯終於快結束了，今年該是我在新疆的最後一年。

1980年9月1日，我妻子帶了兩歲的兒子來到烏魯木齊，和我一起度過在奎屯最後的日子。我和張明東乘了自治區黨委剛進口的豐田皇冠汽車去火車站接，第二天乘長途車回奎屯，當年的長途汽車，二百八十公里路程要走六小時。銀行蓋了新宿舍，我在舊宿舍分得一套裡外兩小間，剛剛新裝了自來水龍頭，不須再到水站挑水了。

每天一早我騎自行車去上班，妻子去自由市場買米買肉，在百貨大樓兩毛錢買一塊蛋糕，中午前，賣牛奶的牛車叮咚叮咚來了，給兒子買一杯牛奶，那是幾小時前剛擠出來的新鮮奶，不是上海牛奶公司流水線上羼水的瓶裝牛奶。

今天我有了自己的家，在這裡，在埋葬我青春歲月的地方，在我爬過人生坎坷的地方。僅僅幾年前，我還在這裡被批鬥遊街，挖廁所挖豬圈。今天我用不着再看查四福的臉色，用不着再懼怕楊明忠的告密。這四個月和妻兒一起的生活，是我一生永久的記憶，希望我兒子能記得在新疆的童年，記得這個起點。

 筆者妻兒在奎屯

銀行昔日的「紅色戰士」們都對我伸出友善和溫存的手，我不知這顯示他們對革命時代的歉意，或如有人所說，過去的就永遠過去了。但對我來說，這永遠不會過去。

下雪了，兒子第一次看見雪，好大的雪。                  

進入1981年，我和妻兒在奎屯度過了我三十六、妻三十，和兒子三歲的生日，2月5日春節前幾天，我們高高興興回到上海。

三 毋須煙酒

在上海蹉跎半年，還是什麼消息也沒有。1981年7月我只能再去烏魯木齊。

見了外事處劉科長我問：「科長，去年您說9月研究今年名額，我可以排上的，現在半年過去了。」

「審批要排隊，今年下達的新規定，新疆每月只有兩個名額，現在全疆有二百多人排隊，除非你有特殊關係可以照顧，如統戰對象。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1979年1月﹐香港總督麥里浩爵士訪問北京﹐和中國達成每年移居香港人數的協議﹐規定每天放七十五名單程﹑一百五十名雙程﹐名額主要給廣東福建﹐分到全國其他省份很少，新疆的名額是每月單程兩名，雙程四名。

我想來想去沒有什麼特殊關係，心如死灰地走出公安廳，再去張明東家。小張一聽，說：「那只有去找侯廳長了，老侯我們天天見﹐我和你去走一趟。」

我原先只知張明東在自治區黨委工作，不知他竟是區黨委常委會秘書﹐公安廳侯廳長也是常委委員﹐這些天正開常委會﹐傳達中央文件﹐張明東和侯廳長一個組﹐天天見面。

三天後﹐會議結束了﹐晚飯後﹐天朗氣清﹐西邊的天際一片淡淡的淺紅﹐我和小張到了黃河路公安廳﹐當年領導幹部沒有城中豪宅郊外別墅﹐也沒有豪華汽車森嚴警衛，家屬院就在公安廳後面。

廳長家是一幢兩層小樓，院門虛掩。走過種着辣椒和西紅柿的小院，見房門都沒關上﹐我們徑直就進去了。

「侯廳長在嗎？」

廳長從樓上下來﹐「啊﹐張秘書來啦﹐坐坐。」

侯國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廳長﹐大嗓門﹐和藹可親﹐粗壯豪爽的北方人﹐我遞上一支鳳凰牌香煙﹐他搖搖手放在桌上。

小張和他聊了幾句會議話題﹐轉而把我的情況告訴廳長﹐當然加上「出國接受遺產﹐回來報答祖國」之類的套話空話。

話不須多﹐廳長明白。

「你到後面二棟三單元，把孫處長叫來。」廳長對小張說。

一會﹐外事處處長孫邦善﹐跟小張來了。

「小章同志去香港的申請你們研究過了？」

「凡是申請都會研究的﹐只要符合政策﹐我們都會批的，過兩天要開會。」

「什麼時候？」廳長說。

處長顯然一頭霧水，只好說：「開會排排名單，總得排幾個月吧。」

「幹嗎還要幾個月﹐符合政策就辦了吧。」

「是﹐是﹐我明天就辦。」

孫處長轉頭對我說：「明天上班你來。」

廳長軍人氣概﹐談完就完﹐我們道謝出來﹐前後不過半個小時﹐在盛行「研究研究」（煙酒煙酒）的八十年代初﹐他連一支煙都沒接。

第二天﹐1981年8月15日，我一早就到了公安廳外事處﹐走廊的長凳上已經坐了五六個心事重重的申請者。九點不到，處長來了，和我親切打招呼﹐拿鑰匙開了門，我跟他進房。

「坐﹐坐﹐你把名字年齡寫一下。」

我在白紙上寫好自己的名字年齡﹐孫處長從櫃子裡拿出一本空白「來往港澳通行證」﹐問：「你是單程還是雙程？」

我第一次聽到還有單程雙程之别﹐心一横答道﹕「單程。」雙程就是「去看看還回來」，單程就是「一去不回頭」，當時說出這句話是要點勇氣的。處長沒有拿出我的檔案﹐沒有查閱我任何文件﹐就大筆一揮填上我的名字﹐蓋上「單程」印章。

天哪﹗如果我根本沒有申請﹐沒有提供任何證件﹐沒有任何政策依據﹐今天照樣可以拿到這份性命咎關的出國證。三年來﹐辦法律公證﹐要義父直接給公安廳寫信﹐一項一項的要求我都辦齊了﹐但現在全白費了﹐原來廳長一句話﹐什麼都不需要了。

處長把「通行證」給我﹐然後對我進行一番例行教導﹐態度很親切﹐言語很委婉﹐我想要是別的申請者﹐這場教導可能會很嚴厲。

小章同志﹐你要出國了﹐我有幾句話必需和你講。香港是全世界的間諜中心﹐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中國亡我之心不死﹐你一過羅湖橋﹐就會有美蔣特務上來拉攏你﹐會給你錢﹐給你介紹工作﹐拖你下水﹐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你千萬要注意﹐到那邊﹐可不像我們這兒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那邊人很複雜﹐社會很複雜﹐你一定要當心啊。

我牢記又牢記﹐感謝又感謝地告辭出來。

夢想成真﹐潛龍入海﹐十七年邊疆生涯，十四年牛鬼蛇神﹐十二年監督勞動﹐竟這樣戲劇性地落幕﹐萬萬沒有想到。

我真的可以 SAYONARA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