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來的路(46)全國山河一片紅

一  「八四行動」

1968年8月16日回到離開了四年的家，經過文革的洗禮，不但父母的面貌一望而知是「五類份子」，家裡兩個房間都被我父親單位的造反隊貼了封條，全家擠在客廳裡，擺滿了床。

在靜安區中心醫院住了十天回家，晚飯後吃了藥，早早入睡。突然，有人大力擂門，大家一陣慌亂，緊張地坐起身來，已經半夜十二點，什麼事？

「開門！開門！」那是居委會李主任。

打開門，進來五六個人，我們只認識李主任和此地派出所的民警，還有三四個全副武裝的民兵。           

李主任指着我家人一個個報名字說單位，領頭的民兵對照手中的花名冊。查到我，父親說他在新疆建設兵團，因為生肝炎回上海治病。他們問，為什麼沒向居委會報告，回答說今天剛出院，準備明天來報告。他們看了一下桌子底下、門背後，有沒有人躲在裡面，再看了另兩個房間，見到門上有我父親單位造反隊的封條才走了。         

我家住在五樓，客廳窗戶正對南京西路、陝西北路的十字路口，我把窗簾掀開一角，下面昏暗的路燈下，馬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一輛卡車停在對面，幾個頭戴柳條帽的民兵，荷槍實彈站在馬路中間。一會，兩輛帶車斗的摩托車飛馳而來，嘎然剎車，巨大的聲響震動夜空，車斗裡跳下兩個頭頭模樣的，指手畫腳，四處張望，我趕快把窗簾掩上，再看時，二三十個民兵從各樓房和弄堂走出來，上了卡車，隆隆而去，街道又恢復寧靜，一個路人、一輛車也沒有。我想起電影中看過的1933年柏林「玻璃之夜」，我們的處境和心情，恰如當年納粹恐怖下的猶太人。

父親說，這是「行動」。在1967年，「行動」是一個豪氣沖天，殺氣騰騰的字眼。

上海「一月風暴」，王洪文領導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得到毛澤東高度肯定。但上海柴油機廠「上柴聯司」，和工總司對立，工總司和市革委、駐滬三軍組成武鬥指揮部，8月4日清晨，解放軍封鎖上柴前門，工總司麾下十萬人，頭戴鋼盔、手持長矛，殺進上海柴油機廠。造成死十八，傷近千的暴力大武鬥。整個戰鬥過程中，馬路對面擠滿了看熱鬧的市民，好看，刺激！毛澤東在上海西郊賓館觀看實況電視，據說老人家長嘆一聲，說工人階級還是要團結。

「八四行動」威名遠揚，「工總司」聲名大振。恐怖的氣氛籠罩在街道、弄堂和每個人的頭頂，我們的處境，形同三十年代的德國猶太人。

二 六二六指示

在上海這一年，我出門都謹慎地四下觀察，小心翼翼，生怕遇見新疆的追捕者，他們不會讓我「逍遙法外」的。我每星期去靜安區中心醫院復診，請醫生開張病假單寄回新疆去，我知道沒用，但這樣做多少表示我還在病中。

醫院裡老醫生不是進了「牛棚」就是在掃地，門診部亂哄哄，掛好號的病人在大廳集中，由一個臂戴工總司紅袖章的「工人老師傅」帶領大家學習毛主席語錄：

毛主席教導我們，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應該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我們工人階級要領導一切，砸爛城市老爺衛生部 ！

這叫「六二六指示」，是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對保健醫生李志綏說了一通話，要他傳達給衛生部長錢信忠的一次訓斥，這就是所謂「毛主席革命衛生路綫」。報紙連串報導，用毛澤東思想治好了精神病，治好了聾啞人，用針刺加念毛主席語錄，可以開刀不用麻醉，這都是毛主席革命衛生路綫的奇跡。

 毛主席革命衛生路綫

12月22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農村是個廣闊天地，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全國一片紅」，四百多萬大中學生被趕去農村，紅衛兵運動「狡兔儘走狗烹」，戰鬥的1968年在陰風凄雨中過去了。

三 準備打仗

新年伊始，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面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咄咄逼人，偉大毛領袖不得不與美帝緩和，聯手抗蘇。但中蘇間有友好同盟條約，為了解除美帝的戒心，3月初，中國在被蘇聯佔領的珍寶島和蘇軍爆發了劇烈衝突。

1969年4月1日愚人節﹐中共召開了九大﹐4月24日，「團結大會，勝利大會」落幕，共和國選定了王儲，通過新黨章：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決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人民日報》社論指出：

九大把林彪作為毛主席接班人寫入黨章，解決了斯大林沒解決的接班人問題，是馬列主義一大發展。

滑稽戲演完，文革是否可以圓滿落幕了？

毛主席發話﹕「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主席啊﹐您老人家在春風得意的時候總是那麼寬大為懷﹐慈愛可親。

既然「形勢大好」，我決定在這無產階級政策「感召」下﹐結束在上海的避難﹐回到新疆去接受革命群眾繼續批判改造﹐爭取「寬大處理」。

8月13日，中國一支邊防部隊在新疆塔城地區提克里克地區遭蘇軍伏擊全殲，全國進入積極的備戰狀態。「準備打仗，準備打大戰，打核戰。」中蘇大戰似乎迫在眉睫。

叔叔說，回去也好，看樣子遲早要打仗，一個原子彈，北京上海全完蛋，我們只有聽天由命，你回新疆去，或者可以避開。

離開上海前，父親給我一個香港九龍的地址【註】，要我背熟，「如果有遭一日發生戰爭，你就不要管家裡了，有機會走，就走。」絕望，對這個國家，這個時代，徹底絕望。

【註】這是我父親少年時代的結拜弟兄沈先生的家，沈先生1948年到香港，1981年我就是憑他的來信，申請移居香港。

啟程的一夜，年邁的祖父，在祖母陪同下突然來到，也許老人已經預感到，我此去可能是永訣。祖父說：「一個人一生，總有幾步運的，我等你回來，等你結婚，生兒子。」但我下一次回來，祖父已去世三年了。

1969年9月12日夜晚11點50分﹐火車在漆黑的深夜啟動﹐開始了四天三夜五千公里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