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6) 初訪日本　

1979年底我回石化公司後，對石油工業作了些調查，特別是了解到我國東海海域蘊藏豐富的石油資源。海上石油投資巨大，我國國力和技術都與國外差距很大。79年底趙紫陽總理來上海視察，召開一系列座談會，我被邀參加。在會上作了一個吸引外資外技開發東海海上石油、帶動上海經濟的發言。趙插話說：

幾十年來，我們的經濟總跳不出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抓，一抓就死這個走馬燈式的路子，請你們提提，根本原因是甚麼 ？有甚麼藥到病除的良方 ？

我說治理經濟恐怕不能光著眼於經濟，還要其他方面配合綜合治理。趙問：你指哪些其他方面 ？我想根本解決之道是改革政治體制、金融體制。但我並未作答，因為再講下去就越界了。趙環顧座上客，一個都不作聲，大家其實心裡都清楚，但當時談這個題目，為時尚早，事實上，體制改革問題一直是中共的紅線。當時汪道涵市長也在座，得知我曾留學美國學企業管理，很有興趣，這是我第一和汪市長見面。

石化公司屬下的骨幹廠大隆機器廠是上海最主要的機器廠之一，嚴裕棠創立于1902年，具有鑄鋼、鑄鐵、機械加工的全能廠。在北京第一機械工業部和上海第一機械工業局推動下，和鑄鋼技術領先的日本小松製作所達成合作，決定引進小松的技術和設備。

我在公司分管外貿和財務，邀請小松技術人員多次來上海考察交流，1981年初，由一機部技術司、財務司、上海機電局、大隆廠廠長和總工程師，加上我共七人組成考察團，機電局局長吳松聲為團長，去日本考察。

1981年中國的對外開放還停留在口頭上，賣國投敵，裡通外國這些罪名還有點熱度，這七人只有我不是黨員，我表示不太適合，公司書記說：「黨委已經定了，認為你合適，你膽子大一點，不要猶豫了。」我很感動，就不再推辭。

考察團先集中到北京一機部，辦學習班五天，學習國際階級鬥爭形勢，要警惕國際反華勢力和奸商慣用的欺騙手法；按當時外事紀律，在國外不能單獨行動，外出必須兩人以上；收到禮品一律上繳，每筆支出都要有原始憑證等等。國家對宿食、交通、雜用等都有明確限額。個人零用規定一個月30美元，自己可以人民幣向國家再購買30美元。按人數天數，向中國銀行提取外匯，回國後結算，控制得非常嚴厲。

團長召集大家開會，說我們這次出國，在國外的費用，要爭取節約百分之五十，回國後將省下的繳回國庫。大家不敢作聲，心中嘰咕，第一次出國，都想買點洋貨回家，怎麼辦？結果是，我們在日本，吃飯全部是發日元現金，在雜貨店賣杯麵或麵包，雜貨店也有賣一次性打火機、絲襪、原子筆、小玩具之類，發票上店名有食品店字樣，作為伙食報銷。就這樣可憐巴巴，從嘴巴省下幾個小錢，去買一些完全不起眼的東西，回國後送給老婆孩子，在這個封閉了幾十年的社會，這些廉價新潮物品家人都見所未見。

1981年3月1日我們到東京成田機場，由小松接待，周游了東京、大阪、奈良、京都、名古屋、金澤、伊豆等十多個大小城市，參觀了小松的研究所，五個鑄鋼廠。遊山玩水，參觀了東京皇宮，享受了溫泉浴，第一次吃生魚片，坐子彈火車，小松在宴會上還安排陪酒女郎，足足三十天。回國前幾天，小松表示要送我們考察團每人一台電視機。團員中有位一機部的總會計師，對小松說，電視機要上繳，本人拿不到的。小松問，什麼東西可以本人收下呢？總會計師遲疑了一會說，剃鬚刀、旅行鐘之類吧。於是小松在歡送宴會上，送給每人一本三十天中由小松給每人拍的照像簿一厚本，還有兩件小禮品：一把電動剃鬚刀，一隻石英小鬧鐘。

回上海的日本航空公司飛機上，供應午餐有紙包的鹽和胡椒，我們從沒見過，都藏起來帶回家，上海的家人和同事見了都睜大了眼，驚嘆「看看人家日本多麼先進 ！」

回到北京，要填禮品收入清單，結果剃鬚刀仍屬上繳範圍。總會計師向一機部外事處要求，最後同意本人出十元人民幣將剃鬚刀買回來。這種三洋牌單頭剃鬚刀，今天送人都沒人要，當時為了拿到這件「現代化」生活用品，機電局局長吳松聲和一機部總會計師費了兩天口舌，才得到上級同意。

這就是1981年的中國，今天的青年能想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