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149) 後記：我的片面性恐難避免

我編撰祖父的傳記，片面性恐難避免，因為祖父生前的每一步，直接影響了我一生的軌跡。

當我寫到「舊社會的光明」和「新社會的黑暗」，寫到他在「舊中國」的奮鬥，在「新中國」的屈辱，我沒理由掩飾我的情感﹐這一切直接和我的生命交叉交融，儘管我知道我的情感未必得到所有讀者的認同。

二十世紀的中國工業化﹐和十九世紀末的憲政改革﹑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運動一樣﹐是中國現代化一個重要努力﹐以期造就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的齊驅進步。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中國民族資本第一次揚眉吐氣﹐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中國社會的轉型正在啟動﹐中國走出兩千年中世紀﹑接受現代普世價值﹑進入文明社會﹐已經瞥見一線曙光。新一代準備接班﹐如榮鴻元﹑吳志超﹑郭琳爽﹑吳中一﹐以及筆者的父叔輩﹐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年青一代。但是﹐1949年的社會變革﹐徹底扭轉了中國發展的方向﹐之後的半世紀﹐儘管在計劃經濟下﹐中國的工業化沒有停止﹐但是畸形發展重工業的蘇維埃模式﹐對中國農耕社會造成毀滅性的傷害﹐中國在背離民主化現代化的道路上艱難奮行﹐可以說一句﹐如果沒有1949年的劇變﹐中止了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轉型，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和社會民主化會順暢得多﹐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如果前輩的努力和財富﹐在一次社會變革中能真正化為全民族的財富﹐我相信沒一個資本家會反對。有人問我，你祖父在「解放」前夕回歸上海，你父親「解放」初由美國返回祖國，結果經歷了如此的磨難，一定後悔莫及。我要說的是，没有誰，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愛自己的祖國；没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民族。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創業者，從一開始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絕不是一句空話，這是膚淺的階級鬥爭理論信奉者根本無法理解的。

現在很多人責疑共產黨勝利的合法性，當年中共對自己建政的合法性是做足功夫的，1949年的勝利毫無疑問是當時中國人民的集體選擇，所謂「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我祖父從香港回來迎接「解放」，我父親從美國回歸祖國，確實是以自己的雙脚，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作出了政治抉擇。但他們的選擇是否已一次性出賣了子孫萬代的選擇權呢？七十年過去了，我們後人可不可以再作一次選擇呢？在今日中國不啻與虎謀皮。

新的選擇不知何日降臨中華大地，我們仍走在民族宿命的路。

戰國結束了封建制，秦始皇建立郡縣制中央集權，「祖龍雖死秦猶在，歷代都行秦政事」(毛澤東語) ，爾來兩千餘年，中國社會一成不變，只有改朝換代。歐洲宗教改革開啓政教分離，這是現代文明與中世紀的分水嶺，但中國還在山的那一邊，仍是魯迅所言「做穩了奴隸或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中國。章榮初生命最後的年代﹐中國重新跨進了帝王家天下的門坎。

中共建政後﹐連續進行了三場大革命﹐第一場是農村土改和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所謂「社

會主義革命」﹐在地主富農被消滅之後﹐對中國民族資本家進行了經濟剝奪和政治打擊。中共在控制了全國資源後﹐就輪到對知識份子的第二場大革命「反右運動」﹐牢牢掌控了經濟和意識形態﹐緊接是對全國推行全面專政的「文化大革命」。

當海嘯般滅頂的革命來到時﹐中國的資產者和城市中產階級還太年輕，他們在十九世紀末誕生，只經歷了不足百年，還沒有產生自己的書寫者﹐因此至今沒人把本階級的經驗、經歷形諸文字。今天即便是最認真的歷史研究者﹐也已經與那個時代隔膜﹐有血有肉的記敘只能來自親歷者﹐但中國老一代企業家沒人留下完整的自傳﹐更看不到來自資產階級內部的敘事。今日的作家或文過飾非或避重就輕﹐甚至把對民族資本的摧毀寫成偉大事業﹐對中共的「贖買政策」歌功頌德。我們讀到的昔日中國企業家傳記﹐都是局外人所寫﹐只寫創業和成就，無一敢直面1949年後的「歸宿」。

章榮初的回憶錄也只寫到「解放」，之後的驚天動地、波瀾壯闊，沒有詳細有序的文字記錄，筆者的長輩親友也無一對那段歷史留下片言隻字，他們心中始終存有對中國「特殊國情」的恐怖記憶。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最後的消亡，至今在內地仍是現代史研究的禁區。正如一位法國學者指出，對中國現代史的評價，仍以對1949年革命的態度為標準。因此，很多歷史真相被湮沒，更多歷史真相被封閉在有關部門的檔案櫃裡。

章詒和說：

我們這個民族患有普遍健忘症﹐許多個人保存的資料被銷毀﹐許多親歷者已經消失﹐幸存者存留記憶和守護記憶﹐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和使命。記憶是一種測試﹐測試一個個體﹐一個民族的倫理責任和普世價值取向。(《五十年無祭而祭 序言》香港星克爾出版社2007)

阿倫特說：

我們處在遺忘過去的危機中，意味着我們將喪失自身的一個維度，一個在人類存在方面縱深的維度。記憶和縱深是同一的，或者說，除非經由記憶之路，人不能抵達縱深。（《過去與未來之間》台灣商周出版社2021）

無奈無助不是我們忘卻的理由，筆者是最後一代「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把我們記得的﹑知道的，保存下來，記錄下來，是我們這代的責任。

中國在1956年消滅資本主義之後﹐又進行了二十年「興無滅資」高壓政治運動﹐可謂把資本主義趕盡殺絕﹑徹底掃除了﹐但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資本主義似乎又死灰復燃﹐野火春風﹐無論在規模還是程度上﹐都遠遠超過了上世紀前半期。然而﹐當今中國的資本主義﹐不但有濃重的國家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色彩﹐更是權力與資本肆無忌憚的私相授受﹐成為政治經濟全面腐敗不斷滋生的溫床﹐成為社會體制深入改革難以踰越的絆腳石。今日的中國﹐依然是「慈僖太后和義和團」的中國，依然是「吾皇萬嵗和草民該死」的中國。

筆者在編撰章榮初傳記過程中﹐在在處處感覺到今日內地的社會眾生相﹐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維妙維肖。上世紀中國資本主義自然發展的過程﹐民族資本與帝國主義的抗爭﹐自由資本和專制體制的博弈﹐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的同步﹐對日後中國的改革﹐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資源。書寫這段歷史的真相﹐研究史實背後的社會﹐攷察資本主義自然發生的內在健康基因﹐對今日中國有着無可估量的價值。

古代史是勝利者的歷史，現代史是倖存者的歷史。後朝修前朝史﹐是中國文化主要脈絡﹐是為官史﹐官官相護同樣是中國傳統。現代畢竟不同﹐紀錄手段的發達令更多真相得以保存﹐野史﹑稗史﹑民間史﹑口述史現在愈受史學界重視。

克羅齊名言：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的理論和實踐》商務印書館1982)

歷史學家高華說：

「文章合為時而著」﹐治史者感時閱世﹐所得所獲﹐用一定的規範和格式表達出來﹐即所謂「歷史學」或「歷史編篡學」。歸根結蒂﹐歷史學終究去不了敘述者的主觀性﹐就筆者而言﹐文章都留有自己「閃爍記憶」的印記﹐正是個體生命和歷史的交融﹐才使我寫下這些文章。(《在歷史的風陵渡口 序言》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8)

英國歷史學家亨利托尼說：

社會和個人一樣，都會有道德危機和精神革命，對它的評論很難不帶偏見，因為評論者頭腦中的那支小蠟燭，就是被這些災難燃起的火焰所點燃。(《宗教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這本傳記就是「歷史的編篡」和筆者個人「閃爍記憶」的匯合，就是筆者心中的那團不熄的火。

                                2021年12月7日章榮初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