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86)   民主同盟與職教社

1945年9月3日杜月笙回到上海，1946年2月農曆新年章榮初去杜府拜年，遇見年初三剛從重慶返抵上海的黃炎培。

黃炎培、杜月笙是老同鄉老朋友，在社會活動上合作緊密。當年章榮初進入恆社，得力于黃炎培的推薦。章榮初得知黃主持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已由重慶遷回上海，正重整旗鼓，謀求更大發展，立即應允全力襄助。

中華職業教育社1917年由黃炎培和蔡元培、梁啟超、張謇等發起，抗戰前會員集合了劉國鈞、榮德生、蔣夢麟、鄒韜奮等二萬多社會名流，專注發展中國職業教育和鄉村教育。抗戰時西遷陪都，從事抗戰宣傳。

1941年，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等，在重慶組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張「實現國家統一，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1944年9月19日改名「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7月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鈞、褚輔成六人等從重慶到訪延安，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最高領導人接見。中國歷史上一幕特殊場景是黃炎培和毛澤東進行了一整夜著名的「窯洞談話」，黃炎培提出自己對中國歷史興衰周期的憂慮：「我生六十多年，耳聞親見，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總之没有能跳出這個周期律。」毛主席滿懷信心地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黄炎培《延安歸來》) 黄聞之大為振奮。

黄炎培延安歸來，對毛澤東及中共，心悅誠服，民盟成為中共盟友。1945年底黄炎培和章乃器、胡厥文等在香港組織了「中國民主建國會」。1947年後加上李濟深為首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民盟、民建、民革，是中共統戰三大支柱。至於毛澤東的民主宏論結果如何，有目共睹。

當年同去延安的傅斯年不屑地說：「最無恥的是黄炎培，把毛澤東送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在抗戰勝利後的日子，黃炎培作為著名社會活動家和社會教育家，名聲高漲。        

《黃炎培日記》（華文出版社2008)記載，1946年2月17日元宵節，章榮初在家中設午宴款待黃。十四年前，就是這個時候，黃炎培對章榮初一句評語，令杜月笙欣然納章入杜門，十年前黃離開上海前往重慶時，章榮初還沒有買下紹興路54號。午宴時章榮初向黃詳細敘述了他建設家鄉和致力教育的理想，黃對他辦實業辦教育的頑強精神高度讚賞，當場揮毫寫下一副楹聯「忍人之不能忍，為人之不能為」，表彰章榮初辦事業的堅毅精神。

中華職教社經歷戰亂，重返上海，重整旗鼓。1946年5月黃炎培邀請章榮初參加中華職教社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各大報刊登公告，重新登記社員，廣集贊助。共籌得特種贊助(一百萬元)三十位：孔祥熙、榮鴻元、陳光甫、章榮初、上海銀行、中央銀行、國貨銀行、中國銀行等；甲種贊助(五十萬元)十五位：王性堯﹑徐懋棠﹑郭棣活﹑韓志明(榮豐紗廠總經理)等；乙種贊助(廿五萬元)十二位：吳蘊初、王統元、冠生園食品公司等；丙種贊助(十五萬元)十二位：秦潤卿、陶百川、徐永祚、項康元、寶大祥、大來銀行、鹽業銀行等。              

黃炎培的政治身價借民盟聲名鵲起，迅速提升，他邀請章榮初加入「中國民主同盟」。章說自己只是個商人，不問政治，也不懂政治，婉拒了黃的好意。後來章榮初一直幫助民盟，1948年民盟派徐遲、姚遜等多名骨幹到湖州地區活動，就得到章榮初庇護。

章榮初和黃炎培最後一次見面是1950年在北京。

中共建政後，八個所謂「民主黨派」名義上獨立，實際由中共派出的統戰幹部領導。黄炎培自詡是毛澤東在黨外最好的朋友之一，五十年代初官居副總理，1953年他反對中共「統購統銷」政策，被毛稱為「資本家代言人」，1957年反右運動中，黃一家有七人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黄妻姚維鈞服毒自盡。黃炎培若不是死於1956年底，他肯定過不了反右和文革這一道又一道的鬼門關。

 黃炎培和毛澤東在延安機場

    黃炎培《延安歸來》  中華職教社

  職教社刊物《社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