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一种癫狂模式的时候我正上小学。

宁静的日子被打碎，各种前所未闻的新事突如其来地闯入人们平淡的生活……

比起国内其它省市，那些年闹腾的文革，以我所在的小城来说，无论是折腾的规模、武斗的强度还是发生的各种奇葩故事，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似乎也没发生过什么震动全国的大事件。

由于年少无知且是陈年往事，笔者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许多旧事只好凭零碎的印象来拼凑。

印象里只知道当风暴来临时，到处都在“斗私批修”和“破旧立新”，各种小道消息也开始社会上在疯传。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风潮几乎是一夜之间席卷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和家庭。所谓“四旧”是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每家每户但凡具有“四旧”色彩的东西都开始被清除销毁；出门在外，男人不准留背头，女人不能穿裙子；街道在改名；商铺的牌匾在摘下；墙上在用水泥涂刷语录板；大院里的高音喇叭在教唱激昂雄壮的“革命战歌”——

“奋起千钧棒，

痛打落水狗！

……”

依稀记得那时家里最突出的一个“四旧”物品是印有一幅“西施浣纱”图案的旧茶壶。这把平日毫不起眼的破茶壶，突然间被发现是原来面目可憎的高危之物。于是,这把倒霉的茶壶永远也不会想到它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间被扫地出门了。

那时节，一个流行的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除了明显是“四旧”的东西外，很多物品上的标识图案都有可能被广大群众雪亮的眼睛探查出“反动”内容而遭到清除。如人们熟悉的“飞鸽”和“凤凰”牌自行车的标牌，都被人倒过来发现了暗藏阴谋的玄机。甚至人民币上的图案，也被人折叠拼组出居心险恶的坏东西。大家在相互传看中无不惊恐地得知原来阶级敌人就在自己身边。

诸如此类，如果仅仅清除销毁还好，而一旦株连到某人身上，那肯定是百口莫辩厄运临头了。

浓郁的文革氛围也很快使每个家庭的房间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变化指的是在每个家庭屋内的一面主墙上都会布置出一个超大的墙贴画。

墙贴画图案的最下方是涌动着蓝色波涛的苍茫大海。波涛上面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红日里是最高统帅的标准头像。围绕画像两边的是葵花朵朵的剪纸造型。每个葵花的花盘里都镶嵌着一个用红纸剪贴的大大的“忠”字。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叶绿花黄的向日葵就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成为一个效忠权力的象征性符号。

后来，这一墙贴又一度成为各家各户每天向最高统帅“早请示，晚汇报”的对应物，担负起如神灵牌位一样的功能。
若干年以后，当葵花被打回原形时，其本色也就随之回归。葵花籽与花生糖果一起被装进餐盘，成为寻常百姓家茶几上用于节日待客的标配小吃……
文革最先闹起来的是学校。大、中、小学几乎同时被“革命洪流”卷了进去。“停课闹革命”不光是口号而且是“立竿见影”的行动。

一张张火药味十足的大字报糊满了我们学校建筑物的内外墙壁。

很快，高年级同学开始参加“革命大串联”，扒上火车奔赴祖国各地去播撒“革命的火种”。

年龄尚小的我们一时间成了无人管束的野孩子，整日无所事事四处游荡。

象征革命传统的绿色和革命激情的红色成了最流行的色彩。绿色体现在红卫兵的衣着上；红色就更普遍了：红旗、红标语、红语录、红袖章……

沉浸在“红海洋”里，广大干部群众无不肾上腺素飙升。

多年后从电视上看西班牙斗牛游戏时，脑海里偶然会闪现几帧多年前红海洋的朦胧画面。

 

像没头苍蝇一样东奔西突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的我们，不时地能碰到成群结队手提浆糊桶怀抱大字报的“红卫兵革命小将”。

“革命”二字也是当时最时髦的字眼，任何事物只要挂上“革命”俩字，立马就变得神圣无比。

当然，最让我艳羡的是那些大哥大姐们戴在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了，幻想着某一天自己也能带着这样的一个红箍神气活现地到处走来走去。

后来果然有一天，我和一个小伙伴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块红绸子，于是风风火火地跑到印刷社印上了“红卫兵”三个黄灿灿的大字，迫不及待地箍在了自己的袖子上，那种亢奋之情溢于言表。

红卫兵袖章、仿65式军装和统帅像章是文革中有着超高人气的几大牛物，感觉许多人都像患上恋物癖一样为之沦陷于痴迷的状态。

在佩戴和搜集统帅像章的高潮期，很多家庭都有一块别满了花花绿绿各种材质的徽章的大布，人们在互相传看中彼此显摆攀比。别像章的布讲究的是红平绒布，这样的布拿出来才最有面子。还有人干脆把这种缀满像章的绒布镶在一个镜框里，然后挂在自家墙上显要位置，登堂入室就能直接闯入你的眼帘。

我家搜集的几十枚像章曾压在一个箱子底里，每次拎出那块像章布时都哗哗作响。

后来这一宝物不晓得在哪一年竟然人间蒸发不知所终了。

在繁华路段的广场上，常常可以看到路人围观由“红卫兵小将”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的街头表演。

表演者每人都身着红卫兵最典型的装束：一身黄绿色军装、腰扎褐色的宽幅皮带和手握一册的“红彤彤的红宝书”。

那条宽幅皮带上都有一个方形的金属卡扣。每个红卫兵都知道，这条精心设计的皮带可以随时解下来用于抽向遭到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人的身上。

红卫兵宣传队的街头表演，有点类似于旧时庙会上摆摊耍把式的情形，但是不需要什么功夫和技巧。通常是一群人随着一面红旗的挥舞变换队形来回走动，偶尔摆出个简单造型。他们用嘴里唱着的最时兴语录歌来为表演的动作伴奏。

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有点像川剧变脸术一样不时地变幻出崇拜和仇恨的单调表情。

闻名于世的那本“小红书”，除了用于学习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喊口号时用来振臂挥舞以强化表达的气势。

每当红卫兵们手举“小红书”做出一个亮相的动作时，总会引来看客们一片欢呼声和叫好声。

对于红卫兵，人们都知道那是文革的一个特定符号，它差不多算是“打、砸、抢”暴行的同义词。

“轰轰烈烈”大运动的后期，红卫兵已经由自发的青年造反团队演变成一个半官方的社会组织仅仅保留在中学校园内，需要申请方可加入，并且成为了居于正统地位的共青团组织的一支“后备军”。

红卫兵的下一级同类组织是活跃在小学里的所谓“红小兵”。它曾一度雀占鸠巢地取代了少先队的存在。

笔者因一向落后，真正被“纳新”为正牌的红卫兵已经到了高二年级临近毕业的阶段。

我们那位已经故去的班主任出于怜悯情怀，力排众议把即将失去“入红”机会的我发展到了这个后来和义和团齐名的队伍中。

……尊敬的老师，愿您天堂安好。

在各种“史无前例”的新事中还刮过一阵“忆苦思甜”吃“忆苦饭”的风。“忆苦饭”就是用一些谷糠类的东西模拟做成旧社会穷人吃的食物，然后大家聚在一起一边分享品尝一边体会过去的苦日子。

我当时吃的大概就是用麦麸掺和红薯叶做的窝头。至今，我对当时艰难地吞咽这种窝头的情形记忆犹新。不过这就对了，越难吃才越表明效果良好。

吃过“忆苦饭”之后通常还要再吃几口正常饭菜，这个叫做“思甜”。这样前后两部分加在一起“忆苦思甜”活动才算完整。

吃“忆苦饭”属于政治活动，仪式感很强。每次吃“忆苦饭”往往要配上一场“忆苦思甜”报告会，请来苦大仇深的老农现身说法。这个过程中人们会一起唱响当时颇为流行的一首歌曲《不忘阶级苦》。这首叙事性很强且旋律悲伤的歌曲可以瞬间使众人产生一种沉浸式的代入感——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

接下来就是一段段冤情的陈诉。结尾处节奏加快，直到把众人愤恨的情绪推向爆棚。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当年文革时期另一个特别流行的口号。

在学校，批斗校长和老师成为校园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小学校长挨批。不记得他执行了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只知道他的一大罪状是“搞破鞋”。这也是我第一次学习到这个汉语里的特色词汇。

那位被定为“破鞋”的女人，正是教过我们的一位女老师。那时的她似乎留着齐耳短发，黄黄的面孔。但整体面容在记忆里已如毛玻璃一样模糊不清。她被高年级的学生在脖子上挂一双破鞋游街。

后来才知道，类似于像我们小学女老师这样遭遇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因不堪羞辱愤而自杀的也大有人在。

文革中，凡是被定有罪名的人选择自我了断并不会被社会所原谅，这样的人要被定性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继续受到猛烈批判。

校长在被批斗期间，沦为了我们上下课的敲钟人。每到一个时点，都能看见他拉着长脸提着个锤子敲击挂在小树上的一段充当吊钟的铁轨。

随着一下下敲击，铁轨发出的清脆声响指挥着我们进入教室和从里面喷涌而出。

上初中时我们有位物理老师挨批，据说只因为讲课时说了一句“其实东方红是地球转”的话，于是便受到了 “轮批”的待遇——被押到每一个班级轮流批斗。

初中的音乐老师是一位上了些年纪的女老师，挨批原因不明。她被停课后发落到了校办农场接收劳动改造。我曾目睹其驾辕一个播种的耧子，颤颤巍巍步履蹒跚地和一群拉边套的人艰难地行进在烈日下的田野里。

在大街上，不时地能看到一队队由造反派押解、头戴高帽子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游街示众的场景，这也成为文革颇具代表性的场面之一。

游街实为本民族一个传统特色项目。尽管早有法条对其明文禁止，但实际上却从未真正绝迹过。

现在，偶尔还能看到一些被定性为坏人的人会在电视的黄金时段被弄来出镜亮相，让广大观众一睹其窘态。这或许是游街这一惩戒形式与时俱进后变异出来的一个新品种。

街头喧闹处，人们常常会看到一辆辆载满造反派的卡车从大街上呼啸而过。

“造反派”们站在“解放牌”大卡车的敞篷车厢中，个个手持丈八长矛，头戴安全帽，威风凛凛。他们一边豪横地怒视着前方，一边高喊着豪迈的口号。

马路两旁，但凡竖立起来的平面上触目可见都贴得满满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挤在围观“大批判专栏”的人群中，一股股玉米面浆糊混杂了臭墨的味道直扑鼻腔。

当年一些院校和机关大院里，都纷纷树起了一个个专为贴大字报而制作的“大批判专栏”。 这种用木头做边框、用草席做背板的新型户外媒体简陋而实用。上面的大字报一层墨迹未干新一层又覆盖了上去。

一时间风光无两的大字报上书写的往往是“揭开XX黑盖子！”、“砸烂XX狗头！”一类暴力字眼。   

稍显“高级”一点的大字报还会配以漫画。最常见的漫画画面是一个巨大的拳头或蘸水笔笔尖愤怒地怼向那些形象扭曲的各种“牛鬼蛇神”。

对于当时把“黑五类”和“走资派”统称为“牛鬼蛇神”， 无知如我者很长时间里曾感到困惑不解。总在想，老黄牛在我们主流文化中应该是正面形象的，而且一直被谆谆教诲要发扬“任劳任怨的革命老黄牛精神”，怎么竟然被归入神鬼蛇怪一伙并且还打了头儿呢？

直到后来，当知道成语里本来就有“牛头马面”一说并且发现在有些扑克牌里的大小王画面也用牛头来表现时，才逐渐悟到老黄牛原来也是阎王手下的鬼卒一枚。由此，也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牛鬼蛇神”这句经典国骂的文化渊源和别样内涵。

当把一个人归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后，对他的任何无情打击便具有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

实际上，文革中“牛鬼蛇神”四字是被直接写入了“大批判歌曲”里的。歌曲唱到：

“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

好不过XXX时代；

革命红旗迎风摆，

牛鬼蛇神脚下踩”。

这支当年红歌旋律铿锵有力，歌词粗糙直白，演唱时如果配上当时盛行的“忠字舞”的话，最后那句唱词一定要把脚掌重重地踏在地上。

 

离我家不远处是一所大学校园，是我那会儿最喜欢窜玩儿的地方之一，同时也是这座城市文革中日夜喧嚣的核心地带之一。

这个校园“东方红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每天都以超大分贝播放着大批判文章。

在这个校园一角，一个被红卫兵抄家的成果展览特别让我难忘：展馆里，被红卫兵从“黑五类”家中抄缴的“四旧”物品，使我第一次见识了琳琅满目的金银珠宝和形形色色的各种稀罕物件。

回想起来，这些“四旧罪证”最终流落何方早已无从知晓。

一天傍晚，当我与小伙伴们再次游逛这个校园时，正赶上不同派别的大学生们进行所谓“革命大辩论”，场面格外火爆:大功率探照灯把广场照射得如同白昼；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参与辩论的大学生们密集地挤满了整个广场；双方相互指斥和攻讦；人群推来搡去犹如飓风下涌动的浑浊潮水。

“革命大辩论”达到高潮时，我有幸目睹了双方展开的“斗歌”场面，即彼此开始用大唱最时髦的“革命战歌”来试图压倒对方……

只见一群人唱道：

“我说那个一来呦谁给我对上一，什么人革命扛大旗？”

另一群人接唱道：

“你说那个一来呦我给你对上一，贫下中农革命扛大旗！

……”

如此一、三、五、七、九，一唱一和地循环下去。

过去总以为对歌是少数民族的歌唱“专利”，原来俺汉民族只是深藏不露而已。

每当这斗歌的一幕在眼前浮现时，脑子里都会条件反射地嗡嗡作响。

有人说文革有“四大”，即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其实少说了一个，那就是蔓延全国的“大打出手”——武斗。

从最初的“文斗”转入“武斗”好像并没有用了很长时间。

我见到的那个大学校园里武斗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

大概是为防范对手攻击，一幢幢灰色的学生宿舍多数窗口都被用砖头封堵了起来。

在有的半开的窗口中，能看到一些学生把一个单人床反过来支在窗口处，用其中的两个床腿做成超级弹弓的弓架，然后以砖块为“炮弹”向敌对一方进行射击。——这看上去是不是很有创意？

一次，在个这狼藉一片的校园里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蹲在地上，他把拆下来的暖气铁管砸下来制造爆炸装置。

那个人对我们这些小孩儿的围观完全不屑一顾，他那专心致志自主创新的样子至今印在我记忆里挥之不去.....

武斗从最初的冷兵器转入动用枪炮是一次大幅度升级。从当时全国的状况来看，我所在城市的武斗程度根本不值一提。

离我家住地不很远处有一家工厂，从那里传出的阵阵枪声是我平生第一次在银幕下感受到了真实打仗的气氛。

枪声以点射和连发交替进行。

嗒，嗒嗒，嗒嗒嗒……

听着阵阵枪声，趴在家里窗台上朝着传来枪声的远方眺望，想象着子弹打在人体上的情形，想象着从衣服里瞬间淌出的殷红的血。

……

呵呵，这些琐碎的文革印象，如同粘在鞋底上又粘又臭的柏油，擦不去也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