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章遗物中的傅雷遗像

沈亚明

傅雷在书房；1957-1961年间，上海傅宅；沈仲章摄

傅雷夫妇双双弃世前，为一件极小的事，在遗书中提到了我父亲沈仲章。

傅雷遗书第2页“委托数事如下”：第一事“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第二事“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傅雷遗书》第2页

武康大楼602室

我家紧邻周炳奎早已刊发一文，题为《我所知道的沈仲章先生》。文内指出，606是傅先生的一个小小笔误，沈仲章住在602室。

说实话，写错我家门牌号码关系并不大，只要找到武康大楼就行。因为，在我出生前好几年，我家就已经搬进了这栋大楼，是楼里最老的几家住户之一。要是有人走进楼门，一提沈仲章的名字，开电梯的工友肯定能把来人带到六楼我家。

不过，傅雷先生去世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我家这类成分不好的，被剥夺了享用电梯的待遇。不清楚这条禁令是否波及访问者，但记得那年头可被拦住问：侬啥成分？想来如果是“红五类”，尽可大摇大摆地走进电梯，接受劳动人民服务。而“灰不溜秋”的亲友，恐怕不敢罗嗦，自觉爬“步梯”了。

为写本文，我特地请武康大楼602室的现住户去数了数，从底楼走到我家所在六楼，共有一百三十多级梯阶。即便如此，我父母人缘好，说要找沈仲章，大多数邻居也都会指点迷津。

遗像“发掘”小史

父亲沈仲章遗言，他的书籍、信件、纸片、照片等等，都留给我。我在海外，难得回国，每次只能带一小部分到美国。之后，诸事忙乱，常要隔好长一阵，才得空抽出一点东西看看。

有次，打开了一个小纸袋，里面大都是家人和亲友的照片。我一眼认出，其中两张是傅雷先生。一张是傅雷先生在自家书房，坐在书桌后面（暂名“傅雷在书房”，篇首图）；另一张是傅雷先生坐在家中一角，正在点烟斗（暂名“傅雷持烟斗”，待另文）。

虽然这些照片千里迢迢，越过太平洋搭飞机来到我美国的家，但是整个纸袋并未打开过。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发掘现场”。

既然这么说了，就得介绍一下父亲的习性。

外人看来，父亲的书籍物品一包一包、一盒一盒、乃至一堆一堆，东放西放，好像杂乱无章。其实，父亲是有条有理、分门别类地存放。

父亲十八岁考入唐山交通大学，受过良好的科学研究训练。三年后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因会一些梵文和德文，受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推荐，协助一位极严谨的德国汉学家翻译佛经。父亲毕业后留校，担任北大助教。同时，兼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的工作能力，包括整理物品制作清点，受到斯文·赫定(Sven Hedin)称赞。

抗战期间，父亲在香港单人负责整理万余枚居延汉简、用红外线拍摄并编制了图册。战后，他放弃粤港区图书接收委员的正职，在江南给徐森玉当副手，清点敌伪图书文物，干得十分出色。不过，父亲对于自己的东西，相对马虎多了。可是，即使没有造册登记，他对分档规律以及索检途径等等，脑子里都有一本账。

记得小时候，母亲偶尔整理父亲的“割据之地”，理完后看起来是整齐多了，但父亲直报怨，说东西找不着了。

我略长大，无形中成了父亲的半职“秘书”。那些“禁区”，只有我必要时可以动，因为我比较善解父亲的意愿，会按他的习惯，物归原档。

父亲去世后，把他的遗物留在原地不现实。母亲去世后，东西更是几经挪移。可是，我见到原包装及原来放在一起的物品，往往能看出一些线索。据我观察分析，这包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保存了“发掘现场”。

像“次品”非赠照

说了上面这一大通，原因是想弄清楚这两张傅雷遗像，到底是傅雷先生赠送给我父亲的，还是父亲为傅雷先生拍摄的。

通过观察“发掘现场”，我可以肯定，那两张相片不是什么“赠照”，而是父亲在冲印放大时，觉得效果不够满意的“试样”。因为，如果是傅雷先生的“赠照”，父亲会珍重地专门放开。可随同这两张相片“出土”的，还有我和其他家人亲友的照片，混在一起。而且整个纸袋里的照片，还正好都是质量上有些欠缺的。

再看相片本身，不像是照相馆的出品，而是在家庭暗房里放大的。看得出照相纸的边角还未修整，相片与周边留白也没有调正。傅雷先生口味如此之高，如果他要赠送照片给沈仲章留念，绝对不会拿这样的“次品”。

父亲是照相业的，假如必需，我家的暗房也可以印放出专业水平的照片。但平时父亲还是考虑节省，会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材料，先试放样张。然后挑出一部分，采用较贵的材料，精心加工。我小时候，父亲有时准许我到暗房见习。而在暗室外，他也常叫我参与评议样张，推敲最佳裁剪、比较曝光长短等等，说是训练我的眼光。

依我熟悉的惯例看，这两张傅雷先生的照片，以及纸袋中“出土”的其余照片，都是我家暗房里出来的样张。我估计，质量合格的父亲已经送给了傅雷先生，自己珍藏的也许在文革中被毁。恰巧因为他对这几张的质量不太满意，就随便和家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没有特意去妥善保管，结果反而留存了下来。

拍摄者怎么算

基本弄清了上一个问题之后，我又想进一步确证摄影者是谁。

傅雷先生在世时，父亲和几位爱好摄影的朋友，曾相约一起去傅家，但那几位老友家里都有暗房设施。一般来说，如果是别人的底片，不需要拿到我家来试印样张。所以，我觉得拍摄者也应该是我父亲。

至于另一张傅雷先生手持烟斗的照片，有意思的是墙上镜子里还有个人影。镜中之人相机齐眉，像是拍摄者不小心，把自己也拍进去了。我不敢认镜中的人影是我父亲，倒觉得更像父亲的一位老朋友。那位老友也是照相圈子里的，我还听他遗孀说过，他和我父亲曾一块儿去傅先生家，恰与照相有关。

我推测，就这两张相片而言，可能是两位朋友一块儿去傅家，互相献策，不分你的还是我的相机，轮流尝试取景。底片在谁的照相机里，作品就归谁了。看来这两张相片的底片是在父亲的胶卷里，而朋友那儿的底片，有些也可能是我父亲所摄。大家都只想为傅雷先生拍摄一些好照片，友人之间不计较。

盼望故旧续联

起笔本文前，惊悉我未及带出国的一批父亲遗物，其中有很多照片，被商贩像盗墓般“掘”走，擅自拍卖。

愤慨之余，我决定暂不发表“傅雷持烟斗”那张照片，而先辨认拍摄者，征求意见。本文结稿前，我已请教了可能是“镜中摄影师”的家属，我的猜想基本得到证实。但是，得知他们全家即将出国旅行，我不好意思多加干扰，需待他们回美后，再商量可否由我公布。

这里，我先分享傅雷先生在书房的照片。除了傅雷先生的姿势表情，照片上还可以看见他身后挂的字画、书桌上的物件，墙边的书架……就留给有兴趣研究傅雷先生的有志者，去进一步观察讲解。

或许，待我联络上其他也认识傅雷先生的父亲老友之后，能“发掘”出更多的回忆。

确实，刊发这篇小文也有一个目的：盼望久疏音信的亲友旧识读到此文后，能够重续联系，共同缅怀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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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伯伯的花與“話” - 博客 | 文学城 (wenxuecity.com)

【编者按】
本文首刊于《南方都市报》2014年11月28日，作者授权刊发修改稿。郑振铎是傅雷与沈仲章的共同朋友，沈仲章曾通过郑振铎向故宫捐献名画。参见：沈仲章捐献米友仁《云山墨戏图》（一） - 博客 | 文学城 (wenxuecity.com) ，四篇连载。

【作者后记】
近日，点击本拙文原链接，发现已断。再者，我早有愿修改原文内的一些差误。因此，找出自留底稿，作了更正并稍改文字，分节加小标题重刊。亦须说明，文内有些言辞反映2014年估测。两年后，我在《纽约时报》刊发了续篇，专议另一张照片（傅雷持烟斗）。傅敏读文后与我续联，对“镜中摄影师”提出不同解释，我也请他辨认了这一张照片（傅雷在书房）墙上的画作——均已写入续篇之续，征得傅敏同意后刊发。岂料，又过了几年，又有了新解，尚待另写新篇。如此步步进展，可谓探究常例。重刊之文仍保留2014年估测，于此许诺，将继以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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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中华书局2022（分别点击书名与出版社，各自链接一篇书评）；纸质版（北美）；Kindle版; 电子版; 纸质/电子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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