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章忆徐志摩：谁有五十本？

沈亚明

2016年岁末，我因偶尔机缘，“闯”入一处僻静街区。信步游荡，“撞”见一个“迷你图书馆”。

所谓“馆”，不过是个小木柜，架在一根木柱上，竖在一户人家的门外街沿。上端有块红色木牌，写着“The Reading Room"（阅览室）；下端还有块白色木牌，印有“Little Free Library”(小小免费图书馆）。打开橱门，略数一下，书和期刊加一块儿，约摸三十本。

才三十本？这也算个“图书馆”？

这个“X+本书”的词语结构，引我联想到八十五年前徐志摩的一句问话。

  [图：迷你图书馆，沈亚明摄]

父亲沈仲章在北京大学当学生时，听过徐志摩的课。大概就在1931年，徐志摩去世那年。

我印象中，父亲有个印象：徐志摩最反对学生光读教材课文，主张博览群书。我强调“印象”，是因为想不起父亲有否提及徐志摩的具体言辞，唯恐父亲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而父亲的具体言辞，我记忆也已模糊了，只留有对印象的印象。假如不注明，辗转相传，我的话也许会被放入沈仲章之口，甚至徐志摩之口。

不过，下面这件事，父亲对我讲过不止一次：

徐志摩名气大，架子小，上课不拘束，会与学生闲聊。某日，议及课外阅读，徐志摩向全班发问，你们谁有五十本书？

通常这类场合，沈仲章是不会抢先“显摆”的。可是，同学们都没吱声。他憋不住了，答道：我有。

“五十本书”，这有什么稀罕？那时的大学生怎么啦？

我不明白父亲的同学是怎么回事儿，不可瞎猜。但我想起，父亲时常念叨早年北大图书馆的方便，以及图书馆员的博学和乐于助人。父亲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天天泡在图书馆。

父亲考入北大物理系前，先在唐山大学读了三年，读土木工程，不太熟悉文科类书目。他说，往往你只要对图书馆员大致说一下，正在关心什么，他们就会建议读什么书，而且马上替你找出来。你去还书的时候，他们又推荐你可能会感兴趣的相关书刊。

很快，父亲在图书馆员的热情指点下，不仅提高了对文史哲书籍的了解，也学会了不少跟踪追索的本领。

北大不乏“怪人”，多位父亲老友提及，沈仲章就是一个。怪人难免有怪癖，嗜书便为其一。图书馆再方便，书还是被“圈养”管理。若在自家领地“散养”放任，人与书相处无间，岂不更自在？

父亲对“养书”（不敢冠以“藏书”）的偏好，始于他少年时代。如今我已步入老年，还有父亲遗留的书籍待理。父亲与书，前前后后纠缠太多，这儿不宜扯远。光说自1926年父亲考入北大，至1931年已有五载，积攒的书刊应当远远不止五十本。

Virginia Woolf（弗吉尼娅.吴尔夫）在 To the Lighthouse （《去灯塔》）中有句话： “Books, she thought, grew of themselves.”（“书，她想，自己会长。”）对这句引文有不同译法，我取字面直译，“传承”歧义，顺着 grow/grew 的主要义项之一“长”，往下说父亲与书。

父亲不曾交待，学生时代他攒了多少书。假设书本“自己会长”，只怕一不小心，便会失控。我倒记得，父亲读大学时，有个被书拖了后腿的故事。

父亲在北大先读理学院再读文学院，本科“读”得超长。但到了1932年，除了军训与党义，哲学学士所需的学分已经修满，校方要发文凭给沈仲章。可是，这个学生却不肯去领。父亲对校方说：按明文规定，军训党义是必修，你们让我毕业是违规！

父亲向我透露，当时肚子里盘算着个“小九九”：毕业了便不得再住学生宿舍，而他寝室里书多，搬家太费事儿！

校方对沈仲章说：要继续保留学生宿舍，你得重新考进北大。父亲说：考就考。

可是，物理系属理学院，哲学系属文学院，这两个院读过不能再考。北大总共三个学院，还剩一个法学院。父亲就报考第三个学院的经济系。“沈仲章”的名字在注册录上一出一进空折腾，众多书本就可合法安守根据地。父亲认为，划得来！

对受书籍之累而惰于迁居的心理，我深感同情。大凡宅内积存些书本纸张的人，想来也能理解？

转回1931年某日的北大课堂。

且说徐志摩问了“谁有五十本书"之后，见有学生应答，脸露欣喜。他向答言者索讨了住址，当场“警告”：我要去看看你有什么书。

隔了些日子，徐志摩果真登门“查访”。

父亲从上北大第二年起，在学生宿舍西斋窝了好几年。一人一屋，相当宽敞。几件简单的家具如桌椅床铺占地不多，余下空间“长”书正合适。1980年代上叶，父亲曾上京“寻脚印”，踏访了沙滩。见他当年的学生单人卧室，住有一家老老少少好几口子。

西斋的寝室以“天、地、玄、黄”分区编号，父亲先住天字第一号，后来挪到玄字二十六号。依稀记得父亲说过，他在后一处呆得久些。我推测在1931年，有幸让名诗人徐志摩光顾的，该是玄字号那屋。

徐志摩进屋坐的时间，似乎不短。他翻看了沈仲章的一些书，问了沈仲章一些问题，还即兴发了一些评议。师生俩聊得蛮随意，也挺投机。

徐志摩说，他两地往返，下几次到北大教课，要有空的话，还会再来谈书谈天。临走，他留给沈仲章两本书，大概不外乎雪莱、拜伦或者什么外国诗人的集子。听父亲的口气，是英文书。

令人哀惋的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由上海飞往北平途中，坐机坠落。诗人在山东罹难，再也不能来北大。

为了纪念徐志摩，父亲在其中一本扉页上，用拉丁文写了几句话，略述相关事由及情感。

父亲晚年懊恼：当年徐志摩主动留下两本书，自己未曾问明白，到底是送还是借？父亲解释：本来，要不是发生意外，有的是见面机会。等书读完会当面讨教，届时徐志摩自然会说明，要收回还是留赠。

不过，及至父亲起疑虑，那两本“念物”却早已不复身边。

两本徐氏念物，在父亲手中的过程大致如下：

1937年夏北平沦陷，父亲冒险救出万余枚居延汉简，藏妥，空身离开北平，什么行李也没带。行前，他把自己攒积的书装了几大箱子，托付好友周殿福保管。秋冬之际，父亲秘密潜回北平，把简牍运到天津。这一次，他带上了少量准备经常翻看的书。

于是，徐志摩的两本书伴随沈仲章到了香港。

1941年秋，父亲出差上海，随身携带一本徐氏念物，另一本留在香港“木屋”。就是戴望舒笔下的“林泉居”，父亲与戴望舒和徐迟同住那栋小洋楼多年。因为戴望舒的缘故，后一个斋号如今更为人熟知。

不料，珍珠港事变。沈仲章滞留苏沪，戴望舒困居港岛。一度坐牢，后来离开了原住处。战后，父亲未能与木屋二房东Madam Marty（马尔蒂夫人）重续联系。父亲留在香港的全部“家当”，包括徐氏念物之一，都不知所终。

算来，徐志摩在1931年留给沈仲章两本书，其中一本，父亲保存了十年。

那么，另一本呢？父亲沈仲章保存了三十五年。

怎么会分离？1966年，我家书库被端了窝。那本躲过了日军战火的徐氏念物也在劫难逃，至今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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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本文有个前身，原委如此：2017年初，为纪念徐志摩诞辰120周年，我将两个小题合成一文，又经编辑删减，以<“谁有五十本书”和“金羊毛”>为标题，发表于《文汇报》2017.1.15“笔会”。过后觉得，“书”与“云”两小题各成单篇更合适。既逢索稿，借此机会根据缩略前的留底稿修改。本篇人间书，下篇空中云，授权分别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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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星何历历：沈仲章和他的朋友们》，中华书局2022（分别点击书名与出版社，各自链接一篇书评）；纸质版（北美）；电子版; Kindle版; AppleBook; 纸质/电子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