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贡氏
沈仲章（1905-1987），排行名锡馨，笔名亚贡、亚贡氏等。沈仲章一生经历丰富，涉足甚广，颇具传奇性。
正文
沈仲章捐献米友仁《云山墨戏图》（三）
沈亚明
[宋]米友仁 云山墨戏图卷（局部）
三、 捐 献
郑振铎见了《云山墨戏图》，自然也是大喜。
父亲对他说，你拿去吧。郑振铎说，慢！这是你的收藏品，先盖个章再捐献不迟。
郑振铎非常起劲，参谋印文什么的。父亲坚决不要留自己的名字或别号，回答说，如果要治印，就刻四个字：“还诸人民”！
关于“还诸人民”中的“人民”，父亲这么认为，捐给人民共和国，在公共博物馆展示，“人民”就都能欣赏这幅古代名画了。父亲也与我讨论过“还”字的含义，可我记忆有些模糊，分不太清哪是他讲的，哪是我想的，日后有机会理清再说。
父亲对在古人作品上留字留印鉴一向有看法，最后没有钤印题字，便交给了郑振铎。也无任何附加条件，随郑振铎决定该给哪个博物馆。父亲觉得，他只是替朋友、替国家办成了一件他们办不成的事，尽快交差，他的任务便完成了。
没想到上海方面不高兴了，埋怨沈仲章捐献得太快。原以为沈先生花大价钱买了名画，总要留着把玩一阵子，按个印章，写个“得画记”什么的。上海也知道沈仲章早有捐献意向，还没来得及游说他，结果胳膊往外拐了。他们认为，郑振铎是文化部的人，中央偏向国家级别的机构，都在北京。果不出所料，该画归了故宫博物院，在北京{#12}。
上文提到，那年头文物的主要买家是政府。政府是个笼统的概念，细分有各个部门，还有地方与中央。其他地方对古董不怎么在意，某段时间的局面是上海与北京竞相争购，有时因此而把售价抬得很高{#13}。
北京其实指的是中央，所以父亲说，就是上海拿到了，北京真的想要，还是可以“调”过去的。但父亲没告诉我，最初去龚府索看小米画卷的是哪里派的人。父亲以为都属于“国家”，不分什么“门户”。我主要从父亲角度叙述，治史者还可从其他层次解析，整个来龙去脉可能更加完整。
文化部接受捐赠后，准备颁发六千元奖金，郑振铎通知沈仲章，被回绝，这事前面已提及。郑振铎又说，文化部计划在上海举行一个仪式，表彰沈仲章。父亲无反应，“庆功会”不了了之。
父亲说，郑振铎后来为别的事，请他吃了顿饭。据我了解，父亲与郑振铎很熟，请客并不稀罕。但我仍想查一查有无任何线索，提示郑振铎为别的事宴请沈仲章，就算代表政府答谢他的捐献。
我搜索郑振铎发给沈仲章的饭局请柬，目前找到两封。光看信封上的地址，便知都不是1958年在上海。
一封请柬的收信地址是上海八仙桥青年会，那个住处原是郑振铎替沈仲章找的。是父亲婚前的单身宿舍，据此便可推算应在1949年7月以前。再辨认邮戳年份为“卅六”，即1947年。其时郑振铎也住上海，信内写“在敝寓约建功、巴金等数友便酌”。建功应是魏建功，同年魏也有信给沈仲章，有待对照排算日期。
另一封的收信地址是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信内“便酌”地点在西四。请帖用笺印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字样，郑振铎与王冶秋并排署名。文物局正副局长一同出面，也许就该是这一次？仔细想，父亲并没说郑振铎在上海请他，尽管我觉得如果在北京，父亲会说明一下的。信封上有个“急件”章，但无邮戳，估计由人递送。可惜信内落款只有月日，没有年份，内容极简单，难以进一步推测。
简言之，对父亲说的可能与捐画有关的郑振铎设宴，地点、时间和名义上的事由都不清楚，探讨暂且到此{#14}。
回头探索另一问题：父亲捐赠这一古代画卷，到底发生在哪一年？我以为，思考相连事件，也许有助于有机地解读历史。
褒奖状的日期是1958年2月14日。据故宫博物院院史编年，1958年文物入藏中列有：“接受沈仲章先生捐献南宋米友仁绘《云山墨戏图卷》1件、元代黄公望绘《天池石壁图》轴1件。”
可是，至少《云山墨戏图》的捐献，应在1958年以前。父亲回忆，大概在1955年左右{#15}。
捐赠品没马上进故宫博物院可以理解，不议。郑振铎直属文化部，如果1955年甚至1956年的捐献，文化部到1958年再发褒奖状，似乎太慢了些。但如果捐画在1958年初，褒奖状2月就签署，沈雁冰的动作又迅速了点儿{#16}。因此起先我取父亲记忆和官方记录的中间点，猜测捐画是在1957年。
暂安于自己“折中”之法，正打算结束这一小节，突然想起叶恭绰曾致信沈仲章，问及小米之画。赶紧查看叶翁那封信，内中写道：“闻年前得小米嬉春图，此极难得。未知可得图片一观否？”
虽然叶恭绰所“闻”画名不同，但沈仲章所得“小米”之图，当是《云山墨戏图》。“图片”二字应指父亲翻拍的该图照片。抗战时父亲在香港为印制居延汉简版图册摄影，经费来自庚子赔款基金会，叶恭绰是在港管钱的。因此，他料定沈仲章摄有照片。
我还有个猜测，叶恭绰索看图片而不提原画，也许已知沈仲章捐献之举？要不然叶翁可要求，来京时能否把画带来共赏？
那段时间父亲常去北京，仅在1956年秋季，至少两次。一次参加全国音乐周，一次为陪同查阜西和沈从文考察西南做准备。还有，当他听闻陈梦家等在编制居延汉简图册，便亲自把一批汉简珂罗版图片，专程送去{#17}。《居延汉简甲编》“编辑后记”说：“我们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整理这批资料”，而该后记成稿日期是1957年11月。算来父亲不是在1956年，就是在1957年，为居延汉简去过一次北京。
现在聚焦关键问题：叶恭绰在哪一年知晓沈仲章在“年前”得了小米之画？仔细辨认邮戳，北京寄出与上海收到时间都有“56.12”字样，即1956年12月。
这么说，还是父亲的记忆正确？
近年来我整理父亲遗留资料，已经不止一次，发现父亲的记忆比某些“正式”记录更符合史实。官方文件难免做官样文章，日期挪前推后倒也不必大惊小怪。另外举个例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方团长斯文·赫定，以勤于日记著称，出版了多本基于他即时记录的著作。我注意到对某次会议的地点，赫定的早年记录与沈仲章的晚年回忆不同。起先我盲目崇拜赫定，断定是父亲错了。后来查阅一份当年会议记录，惊叹父亲的记忆力更准确{#18}。
《云山墨戏图》父亲过手的时间不长。父亲总说，他买画、拍照、修复之后，“即刻”、“马上”就捐出去了。这一系列环节紧密相连，我认为不该逾年。
而政府方面，他们打算颁发奖金，筹划举行仪式，…… 签署褒奖状，看来花费了一些时间，直到1958年，才授予沈仲章一份正式记录。这仅仅是对捐赠者的表彰致谢而言，父亲当年并不在意。他对画卷上交之后，在各级机关中的流程如何，包括故宫博物院何时接收，不见得清楚。因此父亲叙及这些事件的时序间隔等等，也相对含糊。我也只能提出疑问、推测和参考依据，深入研究还待专攻者。
（未完）
【注释】
{12} 徐森玉之子徐文堪补充：“给北京还是归上海，当时应有争论。上海文博界大概多数主张留上海，但家父向无地域观念，加上郑振铎的关系，故最后归北京。”
{13} 父亲提及，因南北相争，有幅画卖到“六万块”，可惜我忘了怎么回事。我这么想，要是我专攻这行，理应弄清楚了再公布。但正因我外行无力追究，对连带出来的“题外”零碎信息，不提也许我不再想起，录下可供别人参考。本文还有些若接若离的旁枝末节，也出于类似考虑，在此一并解释。
{14} 陈君葆留有文字，提到他在北京赴宴，郑振铎做东，巧遇沈仲章。日后可对照有无关联。
{15} 父亲有次说买画大概是1954或55年。徐文堪补充：“令尊有购画捐献的打算，可能较早（1952年左右），后经不少曲折，才得实现。”依此推算官方去龚府探问更早，较易解释藏主初始心态。从计划征集到记录捐献经历多年，或与时局有关。
{16} 据孙峻峰，除签名部分，褒奖状文字是张珩（张葱玉）笔迹。
{17}《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59，北京）“编辑后记”写：“沈仲章寄来”。父亲特意告诉我，不是寄的，是专程送去的。好像还说是坐飞机去的，听口气是交给陈梦家。估计1957年11月“编辑后记”定稿时，陈梦家自顾不暇。此事另题专议，但父亲这一连串北京之行有助计算捐画时间，提及备考。另外，我也希望学术界关注一下陈梦家对《居延汉简甲编》的直接贡献。
{18} 参见《沈仲章回忆斯文赫定片断：采集品请运瑞典案》，《古今论衡》第30期，2017。
【编者按】
作者授权转载。原题《还诸人民：记沈仲章捐献米友仁《云山墨戏图》》，首刊于《收藏家》2017年第7期。现分四篇连载。
参见故宫博物院·景仁榜·沈仲章 https://www.dpm.org.cn/donate/103478.html
评论
Argon_Argon
2023-09-15 12: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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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转评：数《云山墨戏图》上印鉴，至少52枚。沈仲章拟刻之“还诸人民”章，虽未钤于纸面，却当永远印在感怀者心间。
Argon_Argon
2023-09-12 21: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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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作者加注：文刊后陆续见资料，能支持沈仲章的记忆，有待另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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