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世纪中叶发生在我故乡一件真实的事。

距离我家大约10公里的地方，有一刘姓富户，刘家只有一个独生子（以下称刘先生），天性聪颖，父母送其出外求学；学成毕业时正值全国解放，于是留在省城工作。土地改革，刘家划为地主，土地房产全部充了公；刘先生力劝父母，放弃所分的房子与田地，彻底抛弃了祖祖辈辈居住的乡村，去了城里，最终也死在了城里。

时间到了1968年，从上到下都在深挖阶级敌人，刘先生因为是已经靠边站的小走资派（处长）；一经深挖，发现还是一个漏网地主（土改时已过了18岁好几年了）；于是决定开除党籍、公职，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公社革委会接到通知，立刻通知刘先生原籍所在的大队革委会；大队革委会本来不想揽这摊子事，又要安排房子安置生产，但这是关系到阶级斗争的大事，也只有答应下来。

于是，大队文革主任通知生产队，腾岀一间牛棚，墙面刷上石灰水，地面铺上一层黄土，住房就安排好了。正好大队民兵营长在这个生产队，就安排民兵营长负责去车站接人和劳动改造的监督。

大队民兵营长姓李，根红苗正，父亲死于1960年那场大饥荒，与母亲王氏相依为命。李营长对母亲极为孝顺，母亲为人至善；然而，让母亲最闹心的就是儿子已有24岁了，这在农村已是几近剩男了，儿子长得英俊，人又勤快，说媒的不少，却总是不如儿子意。

晚上吃罢晚饭，儿子向母亲禀告刘先生要回来劳动改造事，母亲听了，一边抹眼泪一边念叨“作孽、作孽”，并严肃地教导儿子，刘家是地主，但人特别好，多点地犯什么罪啊。过去你爷爷租种刘家的田，从来没有苛刻过佃户；无论什么时候帮他家做了什么事，不但管酒饭，还一定要给工钱。左右乡邻遇上什么困难，他绝对会给予帮助。母亲又告诉儿子，他的父亲那年患上伤寒，是搭帮刘家送来了6块大洋，送到城里医院，才捡回了一条命。所以，我们不能恩将仇报；更何况人家遭难，不能趁人之危。人在做，天在看，好丑都会有报应的。

母亲的一番教导，让儿子明白这件事该怎么去做。于是，房子刷墙平地，全是自己领着几个民兵弄好的，屋顶上还加了一层新的稻草。

到了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公社通知去火车站接漏网地主，并嘱咐去三个民兵，带上两根麻绳，把漏网地主和地主婆捆上带回，家里准备召开批判会云云。儿子又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坚决不能这样做。

带着母亲的嘱托，营长带上二个民兵，一早出发去了火车站等着阶级敌人。不一会，阶级敌人到了，交付完毕，对方造反派回去交差了。营长一见，这刘先生温文儒雅，与漏网地主似乎没有联系；尤其是他的妻子，端庄秀丽不说，还就是一个文化人。只是营长不知道，他们夫妻是大学同学，岳父还是一个局级干部，尽管也靠边站了，但虎死不倒威；这次女儿女婿遣返乡村，只让她带上大女儿二女儿，把小外孙留在自己身边。女儿家房子也不交，由他一把锁锁上，造反派也奈之不何。

民兵营长一见刘先生带着被子衣服什么的一大堆，于是二话不说，打捆成六大包，他与两个民兵一人一担，挑着往回走；弄得刘先生夫妇异常难堪，但拗不过这几个五大三粗的民兵，只好作罢。更何况，自己一家四口也确实无法搬动。好不容易到了“新”家，刘先生连忙掏钱给三人做脚力费，可营长坚拒，那二个也不敢接。这时，营长的母亲来了，作了自我介绍，赞了刘家功德，硬是把刘先生一家四口叫到自己家里吃饭。并且告诉刘先生，明天一定在她家过小年；让近乎绝望的刘先生一家，感到了无限的温暖。

在这位善良母亲的庇护下，刘先生一家真没遭什么大的不幸，家里所有力气活，全让这民兵营长给包了，日常生活青菜萝卜，善良的母亲记着；有人想欺负刘先生一家，善良的母亲护着；大姑娘不会农活伤心地哭，善良的母亲陪着；刘先生夫人偷偷回城去看儿子，善良的母亲瞒着。

眨眼间三年过去了，刘先生夫妇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要把已经25岁的大女儿嫁给民兵营长；其实，俩年青人心里早就向往着了。可真要办喜事时，公社革委会干预了，警告小李，若娶地主女儿，就撤了民兵营长，开除党籍。母亲告诉儿子，不当什么大队干部，不要党员，只要这个媳妇。不过，结婚后倒没有受什么处分。

转眼又是三年，刘先生的岳父被“解放”，想方设法把刘先生一家弄回城里，但大女儿已结婚生子，没有办法了。这时，小李的母亲坚决要求儿子离婚，放一条生路给自己心疼的媳妇；但是刘先生夫妇坚决不同意，媳妇更是撂下狠话，要离婚我就死在这个屋子里。

刘先生回城了，每个月都给亲家寄40元钱，当时真是一笔不少的钱；母亲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部存了起来，她要把钱留给孙子。

又是二年过去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尽管媳妇不符合回城的条件，但凭着刘先生的努力，女儿女婿外孙都回了城。年老的母亲怎么也不愿去，但最终拗不过媳妇，也一同去了城里。

一晃又是四十年，当年的当事人恐怕也大多作古，可李家母子善有善报的故事，却一直在故乡传为美谈。有时我在想，但愿这样的故事，不要被人们当作羡慕的话题，作出命运的错误解读；而一定要作为善良的种子，撒播在人们的心田，坚信善因善果，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