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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家庭的社會地位

與今天社會生產力水平高帶來的物質豐富不同，60年代初的毛澤東時代，相信生產力是落後的。由於國家物質比較匱乏，實行計劃經濟，以及嚴格的戶籍制度管理。我感覺，當年社會是有序的，人身是比較安全的。

由於我父母都是國家幹部，享受著計劃經濟的好處，工資雖然不高，但單位裡都有公共食堂，一天兩餐都在單位吃，吃得飽，也吃很好，省了很多吃飯的錢，就節省了不少糧票給到自己的兒女了。這當然是一種隱形的政治待遇。與當時大多數人連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毛澤東對國家（軍隊）幹部的社會地位，以及物質上的照顧，其實，很多人深刻感受得到的。

從統治效果上看，毛澤東的時代，在一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有著5個多億人口的窮國，實行低成本的管治方式，是比較理性務實的。所謂“工作為重，生活為輔”，國家為大，家庭為小，“爹親娘親不如黨的恩情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都是為了加快經濟建設速度，提高社會財富，這應該是發展的初心。

哪個年代的父母，因為信息長期封閉，思想是比較單純的，他們為國家做事的覺悟很高，工作有積極性，家庭永遠排第二位的。大多數人為國家做事，的確發自內心，完全是一種自覺的行動。可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管治，以及滿足到國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結合的是很好的，原因很簡單：國家就這麼多錢，還要讓國民堅信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好的，這是不容易的。毛澤東的確操了不少心的。

我記得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的十年，社會物質是比較匱乏的，家家都差不多，基本都是5-6口的家庭，父母兩個人的收入，都難於對付一個月的開支，很多人家到月尾都要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這是普遍現象。

我相信農村人的情況或許更加糟糕。看到今天的俄羅斯普京的做法，想他也是汲取了當年毛澤東的管治策略，抓住了城市，就抓住了一切。保障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和物質供應，就保障了城市的穩定，保障了城市穩定，就保障了國家的穩定，還是一種抓主要矛盾的明智的英明的舉措。

文革十年，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裡的子女，感覺比農村要好得多。不僅吃飯有保障，父母有基本工資，有公家給的房子，該有的童年的美好的生活回憶，都基本得到了。雖然比不得現在的物質條件，當年是粗俗的，但卻是難忘的。

可見，毛澤東時代對國民的最低的物質生活，還是有掌控能力的。哪個年代，除了高級幹部，一般的國家幹部、知識分子以及工人階級，感覺收入都差不多的。

我記得，70年代，我父親的工資是70元一個月，母親是50多元，全家五口人，就靠這120元過日子。我隔壁住著一個50年代末上海外國語學院畢業的老師，算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好像也就60多元，他太太只有50多元，養了兩個女兒，也是這樣過來的。

也許是毛澤東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政策，工人階級的待遇其實一點不比幹部家庭和知識分子低。我所在班級的一個同學的爸爸就是八級鉗工，好像有90多元月工資，加上他的媽媽也是紡織行業出來的八級擋車工，工資也有90多元，日子比我家過得好很多。

可不要小看每家這100多元的工資，基本滿足到家庭的基本開支。估計今天的北朝鮮也是當年中國家庭的生活模式。我記得，當年的油條只要3分錢一根，大米是0.138元/500克，豬肉0.74元/500克，物價真是超級低的。相信這是計劃經濟管治的結果。這應歸功於毛澤東的路線和分配政策。

老實說，整個70年代，城市裡的幹部和工人的子女們有學上，有飯吃，過年有新衣服，新鞋子穿，人們基本沒有更多的想頭，真的是窮日子難過年年過。也沒有什麼人有埋怨情緒，更不要說造反了。這應歸功於毛澤東時代，對社會的高壓管制和思想禁錮，以及國家對社會的低成本管理方式。

可能因為大部分國民都不曾出過國門，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樣，絕大多數幹部和工人對國家是充滿了感激之情的。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用國際通用的恩格爾係數來排名話，當年的中國家庭的生活品質，一定是排在東歐國家後面的。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管理，還是一種守住底線的管治方式。雖然人均GDP還不到300美元（可能在世界的排名都是最後的），但還是確保了城市的基本供應，以及國家的相對穩定。事實證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成功的。

原因很簡單：

一方面，他挺住了來自四面八方顛覆政權的勢力的進攻。當年的境外反華勢力，應該是台灣的國民黨以及西方的民主社會。直到今天，一說起境外勢力，中國社會的管治都有點恐懼症了。

另一方面，他的策略，基本滿足到城市1-2億人的吃飯問題，搞定了城市，便搞定了國家。比如今天的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一直是共產黨最為得意的一個民心工程，得到了很多人至少是城市的各個階層的讚譽，這是基本事實，可謂抓住了主要矛盾。

在中國，吃飯問題是大事。解決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就有搞建設的基本力量。這是毛澤東的基本邏輯，也是當今中國領導的共識。過去老話講“手上有糧，心中不慌”，今天不也是這樣。

解決了吃飯問題，就穩定了人心，這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現實。當年的毛澤東也好，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也罷，穩定了城市的基本供應，就搞定了一大半中國的事情。

當年毛澤東之所以有眼光，看得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實際情況，抓住了一些人，團結了一些人，控制了一些人，社會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低成本管理，精明的計算，和可控的有數的計劃經濟模式，是當年毛澤東實事求是管理一個貧窮大國的不二選擇。還是很務實精明的。

我猜想，當年毛澤東時代的這幫共產黨人，一定是滿腦子都在想如何解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的。相信國家的確沒有錢，人口又多，這個龐大的攤子，面對內部貧窮和外部的壓力，既要搞鬥爭，還要抓生產，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明擺著是矛盾的。但毛澤東總是認為，凡事都講精神和幹勁，只要肯幹，努力，一切都可以得到。

毛澤東的這種人定勝天的思想，雖然算不上科學精神，但共產黨人相信這種“敢為天下先”的力量。作為這個政黨和國家的大家長，毛澤東憑藉著強有力的，完全憑自己的直覺的暴君統治，還是扛了過來，也算是他的大本事。

有人說，中國人“適者生存”本事大，求生慾望強，說到底，還是在於毛澤東當年的高壓玩法，國民是被逼出來的。所以，今天的領導人說要有底線思維的，想是精準繼承了毛澤東的遺缽。

想想，60-70年代，國家難，中國城市難，農村應該更難。但不還是挺過來了嗎？有人說，中國人吃草也能過三年，我相信是真的。的確中國人的生活韌性是極強的。老話說“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也許是華夏民族的堅韌和文明，之所以延續到今天的根本原因。我是客觀說事，因為自古有之。只是毛澤東對中國的情況看得很明白，知道怎麼管理這個當時只有8億左右的中國人。

我記得，在哪個年代裡，黨員幹部和黨員知識分子，雖然工資不高，沒有多少外快，但家家能感受到無形之中的社會地位和照顧，如果是高級幹部家庭，相信生活上更是好上一大截，按照等級不同，應該有私人秘書、保鏢、保姆、廚師、司機，以及稀缺資源物質的供應。

今天很多人詬病體制內高級幹部的政治待遇，認為高級幹部搞特殊化，其實，這些制度安排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高級幹部一早就是共產黨的優質資產，任何人一旦加入共產黨，就是黨的人。

哪個年代，對黨忠誠，聽黨話，對黨的感情，很多時候比夫妻感情還要深厚，一點不假的。我相信這是最早的共產黨人力資源管理之道。但被稱為黨的優良資產的前提是你必須成為高級幹部，說得明白一點就是退休時的級別，至少要達到廳局級幹部或以上才行。

我感覺，哪個年代，所有高級幹部以及他們的子女，是最驕傲和自豪的。因為有特權，不需要法，對所有的事物，都有裁判和決策的權利，什麼都享受政黨的供給製。今天想想，西方世界各國政黨靠選舉上台的各級政客，台上或台下完全兩樣，待遇天差地別。由毛澤東親自建立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待遇制度，通過不斷完善，到今天成為等級森嚴，執行非常完備的一套物質保障和政治待遇制度，至少高級幹部是感恩的。對共產黨來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的優越性。

當年，包括我母親在內的很多體制內幹部都感慨過：“黨是幹部的衣食父母，沒有黨就沒有自己”，這是發自內心的。只是今天的人心思大了，有橫向比較了，慾望更強烈了，但當年的人，真的是有初心的，比較知足的。這是烏托邦式的毛澤東思想洗腦的結果，在哪個信息封閉的年代，效果就是出奇是好。

我說一個具體的事例：

我清楚的記得，當年國家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號上天的那一天，應該是夏季，天氣十分炎熱，當天傍晚五點左右的時候，收音機裡傳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的聲音，說晚上會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號上天，讓全國人民注意收聽衛星從太空傳回的東方紅的音樂。

我看到父母都很興奮和激動，看得出來，他們真的為國家的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感到喜悅和振奮。聽完廣播後，他們竟然自發騎自行車去單位慶祝，晚上還參加政治學習，搞到差不多半夜12點才回到家裡睡覺。

1970年的時候，我還不到10歲，但我感受得到，當年國家宣傳最厲害的一些功勛人物，比如李四光，錢學森等人，以及像螺絲釘一樣的雷鋒、歐陽海、黃繼光等工具性的英雄人物，還有像我父母一樣的新中國成立後加入共產黨隊伍的國家幹部，工人階級，以及眾多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為國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我相信，他們是國家最值得信賴的建設力量。要知道，對統治者而言，擁有一群值得信賴的人，是社會管理的根本。今天社會也是這樣。

當年的毛澤東年代，思想教育是很到位的。宣傳工作可謂一個銳利武器，一直是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東西，因為宣傳就是傳播，傳播就是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而統一人們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對穩定社會是極其重要的。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裡，宣傳部門的地位以及工作（我們說筆桿子）的作用，絲毫不亞於槍桿子。

由於宣傳工作到位，從國家幹部，到知識分子，以及工人階級，還有農民，個個努力工作，熱愛勞動，認真學習，要求進步，形成了濃厚的社會風氣。可見，封閉是有效的，低成本的，可進可退的。宣傳的確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力量。

如果看下世界近代歷史，德國在二戰時，希特勒的全民宣傳工作做得是很到位的。由於希特勒解決了就業問題，讓很多人有工開，失業率大幅下降，幾乎沒有人反對希特勒發動戰爭。後來，前方戰事吃緊，希特勒搞征兵，家家戶戶拉壯丁，這才搞到民眾緊張兮兮，引來一片叫罵聲。

可見，全世界都一樣，國民還是在乎自己的多，關心國家的少，這也許是共性。

今天的俄烏戰爭，太像當年的希特勒的玩法了。開始也是國民大力支持，因為總統能幹，有氣魄，民族有面子。歲月靜好，家家過著小日子，又不關自己的事，多好啊，這回戰事吃緊，國內搞征兵，國民就不幹了。很多人說，希特勒身邊有個傑出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很懂得忽悠國民。相信那普京身邊也應該有個這樣的忽悠高手才行。

封閉的年代，任何單向的宣傳都是有積極的意義的。在毛澤東的年代，大多數國家幹部，對黨和國家充滿了感情。為什麼？因為思想單純，一門心思熱愛國家，感謝政黨。愛國主義教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用不上特別強調。

可惜時光不會倒流。如果當年的情景，放到今天這個開放的信息雙向傳播的時代，還有人對黨和國家的樸素情感嗎？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一句話，時代變了。必須有新的激勵方式。

（未完待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