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苏东坡如何将一位女子描写得形神兼备

不知缘于何故，这几天有网友开始讨论（甚至争论）喜不喜欢苏东坡的问题。喜欢源于主观的评价，不喜欢没有任何问题。虽然普遍认为东坡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和罕见的的通才，在诗、词、文、赋、书、画等方面均有很高的成就，但你完全可以不认同。

我本人非常喜欢东坡。他才华超群，心胸旷达，心理上比李杜要“正常”许多，才艺上要宽许多。他更是开词作的豪放一派，居功至伟。其实，东坡词是不是“豪放”，却是值得商榷的。除了《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为数不多的豪放词之外，他的大部分词谈不上豪放，又不同于传统的婉约词，而是一种清新、旷达、灵动的东坡风格的词作。下面我举个例子 —

古代诗词很多直接或间接反映女性的形象。中国古代是的男权社会，妇女的社会角色受到限制，古诗词中对她们的描写也多脸谱化。活泼开朗的女性形象有一些，但大多是少女时期，如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中的描绘。女人一旦出嫁，形象就变了，闺怨、思妇形象成了主流。这方面例子太多，不多说了。另一种常见的便是风尘女的形象，但不论《琵琶行》（白居易）中的琵琶女还《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晏几道）中的艺妓，她们都是哀怨的、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把握的。

东坡如何描述女性的形象呢。我们来看一首他不算太有名的词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定风波》是东坡在中年时期创作的一首很有韵味的赠答词。所赠的对象，既不是文人墨客，也不是社会名流，而是他的一个好友的侍妾寓娘。关于这首词的背景，我们需要说得稍微远一点儿。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宰相王安石开始施行新法。苏轼在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有不同观点，于是与铁腕实施新法的王安石关系紧张。苏轼不愿意在朝中被边缘化，便主动请求外任杭州通判（大约相当于知州的副职）。杭州任职期满后，他又到密州和徐州当了两任知州。总的来说苏轼外放那几年比较平稳。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春，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抵达后，他随即按惯例进《湖州谢上表》。那个时代新上任的官员要给皇帝上表，谢谢皇上的信任，表示自己一定好好干，对得起朝廷和百姓。

没想到这篇上表惹了大祸，即引发了所谓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苏轼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所谓“乌台”，即北宋的御史台（大约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当时御史台外的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称乌台。

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意思是说：皇上您知道臣愚昧，思想不合时宜，难以跟上新生事物；又明察臣年老不至于惹事生非，也许能在地方上治理人民。然而，御史读后却认定，文中带刺，“生事”、“新进”这类词，都是针对变法和推动变法的官员嘲讽之言。御史们开始对苏轼搞文字狱。很快，事情扩大成了“诗案”。御史台官员找出苏轼以前所写的诗文，发现不少地方“托事以讽”。苏轼那些曾经被人们赞赏的诗文在阴谋论之下都变得都有问题、有所指了。几名御史在几天之内多次向皇帝上奏折，要求弹劾苏轼并将其治罪。于是神宗批准，御史携狱吏速到湖州将苏轼抓捕回汴京，在御史台关押和审讯。

一时间，苏轼成了讥讽皇帝（“讪上”）、反对新法、诽谤同僚的罪犯，不仅身陷囹圄，而且性命都岌岌可危。后来经过许多大臣（包括王安石）的直谏和德高望重的曹太皇太后（仁宗的皇后）对神宗的劝说，苏轼才得到的宽大处理。他被囚130天后出狱，被贬充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从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初至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共在黄州生活了4年多时间。

“乌台诗案”牵连了一大批官员，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被罚俸或贬谪。其中受牵连特别严重的一个人叫王巩（字定国）。王巩是真宗朝宰相王旦的孙子，他擅长作诗和绘画。王巩前辈高官，庇荫入仕，他只要四平八稳，应该有不错的升迁机会。然而他为人正直、敢言，“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

因为气味相投，加上写诗和绘画又是共同的爱好，王巩与苏轼是很好的朋友。“乌台诗案”一出，王巩便是御史台的重点调查对象。假如他落井下石，可保全自己。但王巩“受谤讪文字不缴”。别人都赶紧把苏轼犯上的诗文交上去，划清界限，而王巩却替苏轼扛着。所以在20多位“乌台诗案”受牵连者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他被贬至岭南的荒蛮之地宾州（今广西宾阳）监盐酒税。

朋友受到如此连累，苏轼感到非常内疚。他后来写道：“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 把这话分析一下，我们可以推断出，王巩被贬至宾州时，发妻和孩子没有跟他同行（当然不是像有些文章说的“离婚”）。他在老家大名府莘县应该是有家业的。然而却有另一位女子随他一同南下。他们在贬所生了一个孩子，但未能活下来。这位女子，就是王巩的侍妾寓娘。我们下面赏析的词就是东坡后来赠给她的。受到苏轼的牵连而发配的荒蛮之地，王巩非但没有抱怨苏轼，他反倒写信安慰他，在信中他将自己在岭南的生活当作修行，还和苏轼谈养生之道。

与王巩随行的寓娘（又名柔奴）复姓宇文，据说出生在汴京的小康之家。她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因遭人诬陷，冤死狱中。她的母亲不堪打击，不久也病亡。寓娘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心地不良的叔父将她卖到了瓦肆，即当时表演歌舞的地方。她学艺很有灵气，几年以后歌舞、乐器表演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我们不知道她与王巩是怎样相识的。王巩已有妻室，加之寓娘是一个歌女，也就只能做他的妾。从有关史料来看，王巩像是个人品不错、相貌堂堂的男子。两人比较般配，感情不错。后来王巩落难时，有寓娘陪他走过人生低谷，也算难得的缘分与真情。

元丰六年（1083年），王巩结束在宾州的贬谪，携寓娘一同北归。他们取道黄州，见到了仍在贬所的东坡（“东坡“这个号就是他在黄州时起的）。他们是老朋友，东坡原来也见过寓娘。在这次重逢中，东坡被闲聊当中她的一句话而感动，于是填词一首赠给她。

词的首句“常羡人间琢玉郎”，先从赞美王巩的形象入手。“玉郎”经常是女子对丈夫或情郎的美称，或泛称青年男子，而此处东坡却说自己很羡慕雕琢精美的“玉郎”王巩。其实王定国只比苏轼小一岁，当时也45岁了，对古人来说已经不年轻（他后来活到70岁）。东坡这样赞美他，是要让女郎闪亮登场。“天应乞与点酥娘”的意思是说老天有灵，配与他肤如凝脂的美女。在这里，词人先赞美朋友王巩，并以他为衬托，引出蕙质兰心的佳人。

“尽道清歌传皓齿”以巧妙的方式表现寓娘歌声的美妙。“清歌传皓齿”是倒装。一露洁白的牙齿，动听的歌声从口中传出，引得人们交口称赞。而紧接着“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这句，简直有几分李白那种横空出世的仙气了 — 她的歌声随风传来，如同酷热的地方飘起雪花，瞬间变得清凉。这种极度的夸张，纵横驰骋，诗意盎然。词的上阕主要写寓娘的外在美，总的来说是虚写，但并不是赞美辞藻的堆砌。比如，“炎海变清凉”暗示寓娘具有超然、恬淡的魅力，能帮助丈夫度过贬谪之中的焦躁与苦闷。

下阙进一步描写寓娘，但写法却有所不同。我们来看看 —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词人改用实写，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寓娘的容貌与神态。词人恭维对方年轻、端庄却鲜露痕迹。寓娘在万里之外的夷蛮之地被放逐三年，尽管可能因获赦北归而心情舒畅、容光焕发，但“年愈少”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东坡应是被寓娘的情绪所感染。以花朵来形容女子的笑脸很常见，但在东坡笔下，寓娘的微笑中居然带有梅花的芬芳，这样的形容相当不俗。梅花在冰雪和严寒中盛开，词人以梅花的清香来赞美寓娘的坚韧，也为最后一句的词眼作了铺垫。

小词以一句对话结尾，看似平淡无奇，却耐人寻味。大文豪面对小女子，“试问岭南应不好”，问话时带着几分犹豫，甚至怯生生，因为怕引起对方对凄苦的联想。没想到寓娘“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 一个弱女子对人生的逆境居然那样的豁达，让东坡大为感动。这句话映照着东坡自己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于是坐在对面的他产生了共鸣，欣然填词相赠。时至今日，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已经跨越将近一千年了，它依然在引起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无数人的共鸣。去年我曾以此为题写过博文一篇，不求什么空洞的“正能量”：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80301/202309/28544.html ）。

这样的题材，这种形象描写，如果让李白杜甫白居易用诗去写，容易写得滞重。用长短句去表达比较好。可是，除了东坡，数遍宋词大家，谁能做得到这般的虚实结合，形神兼备呢？以上只是一个例子。总体而言，东坡根本上改变了词这种韵文形式，让词的审美体验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南宋词人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你说，我怎么能不喜欢东坡、东坡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