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华人基督徒中间，蔡苏娟是一位广为人知的属灵前辈。蔡苏娟1890年生于南京，其父为江苏制台，一方重臣、家境显赫。尽管从小锦衣玉食，蔡苏娟目睹家人吸食鸦片、醉生梦死，并不快乐。为了进入一个开阔光明的天地，16岁的蔡苏娟说服父母，进入宣教士办的明德女子学院读书，由此认识了学院院长－玛丽·李曼女士。进入书院不久，蔡苏娟被圣灵感动、决志信主。对于笃信佛教的封建大家庭，此举不亚于离经叛道、数典忘祖。他们威逼、软禁、恐吓，给年轻的蔡苏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然而神的同在却是那样真实、不可否认。蔡苏娟写道：“当时时局混乱、军阀混战，我们的大宅院成为兵丁打劫勒索的目标。一个急难的早晨，家人四处逃窜，母亲在惊惶失措之间又扭伤了脚踝。上帝给了我急智和超常的体力。虽然我力气很小，那时却能背起母亲，跑到佣人的院子里藏到楼梯底下一个黑暗的角落。脱险后，哥哥们不好意思地来看我，询问详情。我对他们说：‘不是我，是上帝救了我和母亲！哥哥们，只有独一永活的真神能救我们脱离苦难，能给我们平安。’这一次，没有讥笑反驳，从哥哥们的眼中，我第一次看见了温柔与信心的火花。那时我就知道，好牧人要把我更多的家人带进他羊圈里了。”蔡苏娟先后带领了55名家人信主。

      蔡苏娟的母亲信主、并在玛丽－李曼的帮助下成功戒掉鸦片后，为表示感激，把蔡苏娟送给玛丽做干女儿。这一对主里的母女，开始了相濡以沫、彼此激励的美好的属灵旅程。蔡苏娟回忆道：“干妈小时候曾摔伤过脊椎，一直没有彻底痊愈，常常疼痛、身体也很虚弱。干妈的恩赐是深沉安静的，她的工作总是在幕后。当我们合作时，干妈就鼓励我做站讲台的事奉。我常常推却，干妈就慈祥地劝勉我：‘假设你有一只笔写不出字来，你是不是就不写字了呢？当然不会！你会换一只笔！你不肯做上帝要你做的工，也不能改变上帝的计划。上帝会换一个器皿，你却丢失了机会。’因着玛丽的鼓励，蔡苏娟克服了大家闺秀对抛头露面的顾虑，勇敢地站到人前，为主做工。1914年，美国的司图尔德先生（Mr. Milton Steward）奉献了三百万美金支持福音事工，这笔资金的一多半用于请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在中国讲道。蔡苏娟负责翻译，先后为Miss Ruth Paxson, Dr.Griffith Thomas, Dr. Charles Trumbull做口译。中国当时分为十八个省，蔡苏娟陪伴这些传道士，足迹到达十一个省之多。

      为神各地奔波、火热服事的蔡苏娟，从未想过病魔会突然袭到她，而且异常严峻。她回忆道：“1931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我醒过来，觉得眼睛刺痛得好厉害，房子好像在打转，额头发烧，全身僵硬。一连躺了十七天，不能吃也不能动。接下来的八个月，喉头只能发出一点咕噜声，一年半之久，眼睛都睁不开。”

      虽多方求医，却一直无法确诊。直到十六年后，蔡苏娟才得到正确的答案：疟原虫感染。最佳治疗时机早已错过，蔡苏娟耳朵里所有半规管都分开了，平衡系统完全被破坏，没人搀扶就会摔倒；眼睛对光极其敏感，在暗室里，还需戴上深黑的墨镜。蔡苏娟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地服事主了。本来忙于为圣经加上注音符号的玛丽，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精心照顾干女儿，直到她病情稳定。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在日本占领区，所有与日本交战国家的“敌国侨民”被赶进集中营。1944年6月，李曼女士接到去集中营的传票。 

      蔡苏娟描写道：“李曼小姐走前的最后几天，每天都有四五十名客人来看望她。李曼小姐没有对任何客人表示自己太忙或太疲倦、而无法与他们交谈，一次也没有。她离开那天，我的亲戚林太太来看我，她是前清两广总督林则徐先生的孙女。小时候，我们曾一起念佛经。此时，她已是一位道行很高的佛教徒了。她在我的房间，看到李曼小姐的访客源源不断，询问原因。我告诉她，李曼小姐今天就得搬进集中营了，林太太大为惊讶。中午时，李曼小姐微笑着走进我的房间，祷告之后她向我道别。等人声消失，林太太不住地感慨：‘你们信的是怎样一种宗教啊？！没有哭，没有晕倒！只是笑笑、做个祷告就走了！她去的可是监狱啊！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等送李曼小姐的人回来，林太太对他们宣布道：“耶稣若能赐下这样大的力量，我愿意放弃佛教，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

      玛丽在集中营的一年多，蔡苏娟变卖了所有财物，最后甚至靠借高利贷，保证了每个月寄一包食物给干妈。也正是靠着这些供给，玛丽熬到二战结束，得以活着从集中营出来。在美国大使馆的安排下，玛丽带着蔡苏娟，离开生长的故土，远渡重洋，回到宾州李曼家族的祖屋。蔡苏娟写道：“我们逃难的日子过去了，艰苦停止了，我们终于可以安息了！在舒适温暖的房中安顿下来，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不安的念头：我们事奉主的生活是不是就此划上句号了呢？在这个远离中国的遥远角落，我们还能为主做什么呢？……”

      蔡苏娟来美的第一项工作是分享她的信主经历。她回忆道：随着中国国门紧闭、基督徒大受逼迫，从五十年代开始，福音似乎在神州大地销声匿迹了。在美国，不少人发出质疑：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值得吗？花掉的经费、投下的人力、流出的血汗、献上的祷告，都白费了吗？得知这些怀疑，我必须确定宣告，大声呼喊：“是值得的，没有白费！”上帝的呼召清楚地临到我：“写一本书，向全世界见证我的作为。”

      1953年8月，《暗室之后》由慕迪出版社出版。到1976年，其英文版重印了三十六次，此外还出版了三十多种译文、三种盲人文字。神借着这本书祝福了许多人，也为蔡苏娟开拓了新的事奉工场。无数朋友从世界各地来看望她，信箱里更是塞满了读者来信。曾有人好奇地查阅来宾签名簿，那个月，蔡苏娟的访客平均是每天四十三人。

      蔡苏娟分享道：“神很快让我们明白，像我们这样浑身病痛的人，若不是集中精力帮助别人，很容易落到自怜的地步。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屈服在病痛之下，离群索居；另一条是凌驾于病痛之上，接受访客、回复信件，欢迎被打扰，甚至利用这些打扰荣神益人！”

      病痛使蔡苏娟困居斗室，神却把中国的军官、学生源源不断地带到她身边。在十五年间，阿伯顿军校有七十二位中国军官受洗。接着，蔡苏娟又把神的爱传递给来美留学的年轻学生。“每年六月，学生们参加基督使者协会主办的夏令营，都会来看我。我能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他们研究的是太空物理、数学、工程、哲学、医学，而我大学都没念完！但主提醒我，并不是在人前表现我自己，我要显扬的是耶稣基督！我惊奇地发现，当我和学生们分享圣灵启示给我的部分真理时，他们常含着眼泪、大受感动！”

      世人眼中生不如死的苦痛，却使蔡苏娟学会了真正交托的功课，得到了真正安息的生活。她深深地藏在主的里面，平平安安地行过死荫的幽谷，不但病痛不能困倒她，死亡也不能吞灭她；而且反在患难中得到平安，痛苦中得到喜乐，黑暗中得到亮光！使千千万万读其书、见其人、闻其言的人，都从她身上看到了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大能，神的奇妙和神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