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向来是人生无法回避的一个主题。回顾近几年，疫情、战争、饥荒，种种天灾人祸，带给多少家庭难以愈合的创伤。与这些突发事件的骤然降临相比，有另外一些人，因疾病或事故，缠绵病榻数十载。漫长的岁月中，苦难以较为温和却持久的方式，浸润了他们的生命，拷问着他们的灵魂。苦难的人生是否值得留恋？靠什么力量才能胜过人生的苦难且找到忍受苦难后面的意义和价值？从两个不寻常的人生，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史铁生

      史铁生出生于1951年，基本可归作“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人。十八岁时去陕北延安农村插队，两年后因腰痛回北京治病。1972年放弃治疗，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轮椅生涯。对一个21岁、生命才刚刚开始、就遭受如此打击的年轻人，首先面临的是生与死的抉择。史铁生后来写道：“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地坛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我与地坛》

      决定了活下去，那就势必要做些什么。为了让自己“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史铁生开始了写作。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 1983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开始扬名文坛；之后的三十余年，史铁生创作了五十多篇小说、散文，获奖无数 , 直到2010年病逝。

      史铁生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把目光投向残疾、弱势人群，给他们理解、关爱和尊严的一位。在一次对盲童的演讲中，他谈到：“残疾是什么？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却不能看，我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痛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完全是自我的感受。因此，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给盲童朋友》这大概代表了从人的层面，对人生、对苦难认识的极致。

      1993年中国文坛有过一场大辩论，以张承志、张炜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派，在共产主义已渐渐淡出人心时，仍然坚持理想主义这面大旗。人们敬佩他们的坚守，但对其目标已丧失了信心。对立的现实主义派，以王朔为代表，从其作品名称就可窥见其世界观、人生观：“玩得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 摒弃一切理想、藐视一切权威。这场辩论中，史铁生不属于任何一个阵垒，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温和的理想主义者。他提出:“意义的确证应该从目的转向过程，因为只要人们眼光盯着目的，就无法走出绝境。而一旦转向过程，即使‘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和悲壮。…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好运设计》。

      换言之，就好比希腊神话中那个不停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最终会不会滚下来无关重要，关键是享受这个推的过程。当把注意力从“推到山顶”转到“推的过程”，你可以欣赏风景、锻炼体魄，更可以找到同行的爱人或朋友，享受爱的交流。史铁生写道：“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碍…是属物的，是现实。爱情属灵，是梦想，是对美满的企盼，是无边无垠的，尤其是冲破边与限的可能，是残缺的补救。每一个人，每一代人，人间所有的故事，千差万别，千变万化，但究其底蕴终会露出这两种消息。现实与梦想，理性与激情，肉身与精神，以及战争与和平，科学与艺术，命运与信仰，怨恨与宽容，困苦与欢乐…大凡前项，终难免暴露残缺，或说局限，因而补以后项，后项则一律指向爱的前途。” 对于“天堂”这个目标，史铁生的解读是：“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物质性天堂注定难为，而精神的天堂恰于走向中成立，永远的限制是其永远成立的依据。形象地说：设若你果真到了天堂，然后呢？然后，无所眺望或另有眺望都证明到达之地并非圆满，而你若永远地走向它，你便随时都在它的光照之中。”《病隙碎笔二》

      史铁生对宗教有过广泛的探索，他曾经精辟地道出佛教和基督教的根本差异：“人人皆可成佛”和“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一个重果，一个重行，一个为超凡的酬报描述最终的希望，一个为神圣的拯救构筑永恒的道路。但超凡的酬报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来维护信心似乎总有悬危。而永恒的路途不会有假，以此来坚定信心还有什么可怕！《神位－官位－心位》

      尽管史铁生作品中的宗教情怀随处可见，尽管他对基督教有很深的了解和好感，史铁生最终并没有信主。史铁生的作品打动了许多读者，但其局限性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真的可以抛开结局、仅仅享受过程吗？听说过一个故事，二战结束前夕，一个为德军生产军火的工厂，已没有原料继续生产。而德国看守无法容忍工厂里的犹太人无所事事，就押着他们每天把一个石头山从这边搬到那边，再从那边搬回这边。这么重复了一周，许多犹太人因为不能忍受如此无意义的重复劳动而自杀。史铁生自己也看到了，“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康复文本断想》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骨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诚然，很多没有信仰的人、不相信神最终审判的人，也选择了真诚、正直、充满爱地过其人生，但他们内心深处，真的相信自己和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是同样结局吗？他们信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体，岂不正指向一个洞察一切的、公义公平的神？

      其次，人们都渴望爱情、渴望爱与被爱。但因着人的罪性和自我中心，难免有爱枯竭的时刻。当一个人行不出来爱的时候，他如何享受生命的过程？没有一个目的地的支撑和吸引，如何坚守？如果终点真的不过是虚无，那通向终点的过程难免杂乱无章，遑论提供爱、信、望这些美好的情感动力？人们之所以认真地经过人生和苦难，不认识神的人往往会归结到为了他们的良心；而基督徒们则毫不犹豫地把目光向上仰望：是神指引这一切。清洁的良心本来就是神在创世之初，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