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缺医少药使得H7N9成为中国送给全人类最大的改革红利
2013年4月16日
何必
自3月31日我国确认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以来,4月14日是单日报告病例最多的一天……(略。)
H7N9还是全世界目不转睛的话题不?
来看看相关内容吧。
(何必注,略。)
洋鬼子中文媒体的相关文字。
(何必注,略。)
老左派电子杂志的相关说辞。
(何必注,略。)
来自俺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相关内容。
(何必注,略。)
呵呵。
施工噪音里的写作。
这H7N9,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闹非凡的概念了吧。
热闹到什么程度呢?
中宣部下令,媒体不准提及这个敏感词。
可是,病毒却不会理睬中宣部那帮子王八蛋,照样招摇过市,横行霸道。
现如今,这H7N9已经蔓延到了北京和河南,因此,说H7N9北上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
开篇,疾控中心专家人模狗样地解释说,北上的说法并不准确。他奶奶的,北京有了,河南有了,还要怎么样才能叫出现了北上呢?
北京首例患者是个孩子,家长从事家禽贩卖,而报道称家禽来源于天津。哈哈,这下子,天津也逃脱不了干系了吧?天津是不是也有患者?不得而知。只不过,从天津大火被张高丽之流隐瞒谎报的情况看,与北京不同的是,天津更加闭塞而凶险,被隐瞒的可能性更大。
而最新的消息,更是让人提心吊胆。世界卫生组织(WHO——那个“谁”)与中国公共卫生部门与人士合作,从患者体内病毒分析看,H7N9在人体已经发生了变异,并且这种变异在禽鸟类动物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变异了的病毒,可以在温度比较低的条件下繁殖,换句话说,禽鸟类体温比人类高,而H7N9已经可以在体温较低的人体上进行繁衍,成为活性元素。
这非常可怕,是不是?这意味着,H7N9已经具备了人与人之间传染的能力,这种病毒已经完成了人际间传播的升级换代。
而到现在,针对H7N9,没有任何疫苗以及特效药,整个人类对H7N9还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
更麻烦的是,在全球化、地球村的情况下,人员往来分分钟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并且,鸟类迁徙根本不受国境线阻隔,因此,中国发生H7N9疫情,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非常恐怖的事件。
这不,到今天为止,台湾已经发现了9例H7N9疑似病例。
最先发生H7N9疫情的上海,扑杀家禽,并且设奖,鼓励人们举报偷偷饲养家禽者,(如此行径,还是鼓励奸细不是?)北京也取缔了活禽交易市场,广东活鸡价格迅速下降,每只5块钱也无人问津,禽类以及禽蛋价格一路下跌,福建的鸭苗已经到了6分钱一只出售喂蛇的地步……可想而知,这对中国通胀率会有着不小的影响,压低食品类价格,而这种非常因素,更是会给市场价格信号失真提供始料未及的机缘。
而此间,养殖户的损失可就大了去咧。可以想见,由于死猪事件和H7N9疫情,再加上比如猪粮比的变化,养殖户可算是倒了大霉,全世界恐怕谁也无法意料到会出现如此疫情,因此,太多养殖户恐怕只能血本无归,叫苦不迭。
这些个养殖户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
这就如同中国股市一样,总是被提醒,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在全世界资本市场上也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吧。没有了任何权利救济机制,一切都是投资者自己扛着。
这是不是很像养老金的变迁?最初时说养老有政府,到现在已经完全是靠自己咧。公共品的大踏步撤退,有目共睹不?
也就是说,养殖户的决策是自己做出的,因此相关收益和风险都得由自己承担。
而且,针对包括养殖户在内的农林牧渔行业,各式各样的保障保险机制基本上土崩瓦解,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吧。什么谷贱伤农菜贱伤农肉贱伤农等等,到现在还是如日中天不?农林牧渔产品信息,处于基本上封闭和原始的状态,农民只能依据非常可怜的信息来进行当年干什么的决策,而一旦失误,就赔得倾家荡产。全国越来越多的耕地撂荒,种植业越种越赔。而历经死猪和H7N9,养殖业恐怕也难逃厄运不是?
对养殖业来说,情况比种植业更加糟糕。
由于养殖业是与动物打交道,因此风险就更加提升。
从死猪事件里,可以看出来,养殖业的风险的触目惊心。一旦发生疫情,可能迅速造成大量动物的死亡。
在有关死猪事件的相关内容里,可以看到的是,养殖业也是在透支非常有限的资源,干着断子绝孙的勾当,没有人会从长计议,厚积薄发,涵养资源,都采取着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勾当。
这背后,不可避免又涉及到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老生常谈。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得土地使用者不会在乎土地及其负载资源的维护保养,反正土地不是自己的,并且政策朝令夕改,变幻莫测,因此,趁着自己对土地如何使用有着临时性的决定权,感觉胡作非为,不管土地是不是该轮种休耕,尽量过载地获取土地所能够取得的利益。
而当土地以及对其的劳作已经越来越入不敷出之际,撂荒也就是在非常简单而实惠的投入产出比测算下所谓理性经济人的选择了。
而对养殖业来说,情况就更加错综复杂。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养殖业的风险如何防范?
尽人皆知,中国的种植业到现在还是基本上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则会有着好收成,而如果发生类似现如今云南愈演愈烈的干旱,那也就只能自认倒霉。
而养殖业呢?既然都是圈养,靠天吃饭的成分是不是会减少呢?
这就牵扯到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了吧。
不管是死猪也好,H7N9也罢,瘟疫的发生与流传,当然也是在靠天吃饭的范畴之中不?而且,与种植业不同的是,动物疫情的传播更加看不见摸不着,并且能够分分钟从上海等北上到北京和河南,在H7N9传播的意义上,靠天吃饭不仅仅是养殖业的事儿,全中国概莫能外吧?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养殖业如何防控动物瘟疫。
而动物瘟疫的防控,当然是在农村乃至全国公共卫生整体性状况的范围内的事儿了吧。
中国的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小岗村18户农民写下血书,冒着杀身之祸的危险,包产到户。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个石破天惊的划时代意义非凡的举措吧?这相当于是对老毛集体经济路线的彻底否定,以至于到现在,老左派或者毛派都对小岗村事件恨之入骨不依不饶。(当然喽,老左派或者毛派否定小岗村而对华西村、南街村的肯定,太令人作呕咧。如此话题另当别论于此不赘。)
小岗村的举措得到了中南海的肯定,这才开启了中国的改革进程不是?
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小岗村发起的。易言之,中国的改革,也还是老毛那般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路数。
但是,包产到户,意味着责权利的重新分配。
包产到户到底给小岗村、中国三农乃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带来了什么,从H7N9上就是个太好的题材了吧?
全世界面对凶神恶煞扑面而来的H7N9,是不是也应该反过来发问,该如何对改革盖棺定论呢?
包产到户,意味着集体经济的让位甚至灭亡。
但是,农村的公共品该如何呢?
一个最触目惊心的景象,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当天,俺在北京为重庆卫视录制节目,当地震发生后俺就提及,应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特别是太多农村水利设施都处于年久失修的状况,时时刻刻可能发生险情。当然喽,如此说辞被宣传部门在后期编辑时给干掉删除咧。俺为什么这么说?尽人皆知,老毛时代,农村兴修水利,是全国性的运动,出现了比如河南红旗渠那样劈山造渠的壮举,以及遍布全国农村星罗棋布鳞次栉比的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而这些,都必须在一个基本制度之下,那就是集体经济。
设想一下,如果农村水利设施状况保持良好,那么发生地震,水利设施可以起到开源节流分洪泄洪的作用吧?
俺并不认为集体经济就是解决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如果包产到户的情况就是导致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村水利设施处于病险状态时时刻刻可能崩塌瓦解,改革三十多年来农村水利设施早就惨不忍睹,一旦发生类似汶川地震那样的自然灾害,破旧不堪的水利设施立刻就变成了屠戮生命的利刃,那么对于包产到户及其背后的变迁,比如借着包产到户这种表面上对民间乃至个人的扩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悉数销声匿迹的话,那么汶川地震的死难者就是最大的冤魂群体不是?
换句话说,改革,必须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品质和覆盖面的提升如影随形。
虽然说,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辞世,让全世界对其毁誉参半,铁娘子葬送了福利国家制度让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张维迎们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但是,英国的情况与中国大相径庭,毕竟,中国依然处于帝制状况,在人权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公共品须臾不可或缺。帝制背景下的改革,不可避免只能的劫贫济富,在剪刀差方面,形成温铁军那句名言所指称的,幸福的城市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农村却各有各的不幸。(当然,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城市也日益农村化,社会保障体系土崩瓦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败坏丧尽天良,这就如何全世界都在对中国化提心吊胆一样。)
从农村的公共卫生角度看,老毛时代,有两个最基本的措施。
其一,老毛对中国公共卫生状况颇有微词,说中国的公共卫生行政最高机构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并且提出了著名的626指示,那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俺不厌其烦地提及,俺本人就是老毛626指示的牺牲品之一吧?)在老毛的淫威之下,包括俺娘在内的北京市各个医院,都在医务人员里轮番派出到北京农村巡回医疗的队伍,俺娘就在北京的平谷待了好一阵子。这种城市医院派出力量进行巡回医疗的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状况。
其二,就是老毛著名的赤脚医生制度。巡回医疗过程中,不仅仅治病救人,而且还得培训农村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制度应该是老毛的一个创举,史无前例。
这两个制度,都使得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变。
而巡回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必须有赖于集体经济,或者公权力的行之有效。
改革之后,既然包产到户,那么就不可避免出现公地悲剧,属于农村公共品领域的水利设施无人问津,公共卫生也就处于每况愈下的状态。
现如今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如何?其实,看看现如今城市里无处不在的农民工就可以心知肚明了吧?
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是,如果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状况差强人意,那么农民工出现病患,就会很理性经济人地忙不迭回到农村进行医疗。
尽管新农合之类的货色花样翻新,但还是无法阻止农村成为993861(老人,妇女、儿童)部队的清一色营地,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进城务工的大势所趋。
对于农村的人的公共卫生状况尚且如此,也就不用说对于动物瘟疫的防控了吧。
可想而知的是,农村的兽医的状况如何,不说别的,连乡村教师都越来越沦为苦不堪言并且收入上越来越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遑论兽医乎?
兽医的存在,也必须在集体经济或者公权力有所作为的背景下才是可能的。如果高度分散一盘散沙似的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兽医也就不可能面对千家万户的动物瘟疫防控需求。
并且,面对着日益恶化的环境,养殖户们不约而同采取的措施是什么?为了避免家禽家畜在饲养、运输过程中死亡,给家禽家畜大量服用抗生素,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了吧?由此造成的恶果,另当别论,于此不赘。
所以嘛,在改革的背景下,谈论H7N9,是不是也就可以知道,习特勒、李疙瘩肉——立刻抢口口声声什么改革就是最大的红利,当然也就可以顺水推舟——H7N9就是中国送给全世界最大的改革红利了?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