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说了管子的法家。

说起法家，我们当然不能漏了商鞅变法。

首先，我要非常感谢陶三哥的精彩点评，没有知识的积累，是写不出这样的点评的。

我总结一下陶三哥的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管子》可谓中国经济学开山之作，如果真是出自管仲手笔的话。说是法家，其实更多是以道家为根本哲学，以杨朱那套义利观为伦理（没有明说），重点讲述，如何通过农业、商业、贸易、货币、税赋、公共财政、盐铁专卖等的《国富论》。

第二，秦国专制、重农这个模式，在打天下时，战胜了齐国无为、商业这个模式，但很快秦朝瓦解，刘邦、萧何、曹参、张良、陈平、薄姬、刘恒这些基本都是道家人物，重新继承了齐国那套“国富”模式，而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直到汉武帝又来玩秦国那一套，用“独尊儒术”，借尸还魂，重农、专制那一套。

《管子》确实是中国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中国的资本主义启蒙，就是从齐国开始的。管仲兄，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之父。

《管子》这本书，是不是管仲兄自己写的，历来有争议。但就是是后人写的，记载的也是他的思想与实践。所以，谁写的并不重要。比如说，大乘佛教的佛经，都不是释迦摩尼写的。哈哈。

个人以为，道家是一个以出世法为主的宗教。

道家并不热衷于什么治国平天下，更多的是本身的修行，成就大罗金仙。道家的入世法并不强，基本上就是无为。当然，也可以说是让看不见的市场之手自己去调节。

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道家的入世法不强呢？

与上层关系帝王家不行，除了提供金丹以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朝政。外来的佛教就厉害多了。比如密宗，就一直走的上层路线。佛教在中土和日本也是如此，各种皇家寺院。所以虽然晚来上千年，但普及程度远胜本土的道教。

佛教的这种文化从释迦摩尼以降就是如此。

释迦摩尼本身就是太子出家，弟子中也有许多王子贵公子。

其实，我说佛家的入世法比较强，并不代表我喜欢。

事实上，我常对这种走帝王路线的入世法持批评态度，我更欣赏道家的这种远离的态度。在佛家，有穷禅富密之说。我，本质上更喜欢处江湖之远的穷禅。

再则，说法家以道家的为根本哲学，在世间线上说不通。

管子，生于公元前770年。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

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

所以，管子是不可能去借鉴道家的思想的，而应该是反过来。管子比老子早生了199 年。

任何的一个宗派或者学派，都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开山的祖师再牛逼，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开山祖师的言论著作中，必然有瑕疵。佛经如此，圣经如此，古兰经如此，哲学的不同学派亦如此。

你如果以平常心，以正常的逻辑思维去读佛经，圣经，古兰经。你就会发现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当然，其信众，其后人为了粉饰，会想尽办法硬拗给兜回来，渐渐把教主神化。

而有智慧的人，就会扬弃。更不会去粉饰。

比方说，我是佛弟子，但我会常常批评释迦摩尼。我常说他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老师，应该去上个师范学院，考个教师证再来上岗。

但这不妨碍我成为佛弟子，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尊敬。

商鞅（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 ，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

他比管仲兄晚生了380年。世间距离相当于明末的史可法与小弟我。

所以，他的思想与实践，如果和管仲兄有出入，我一点也不会奇怪。

商鞅兄著有《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6篇。

第一篇《更法》。

这一篇主要是讲秦孝公变法的由始。他想通过变法来让秦国发奋图强，于是，问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公孙鞅就是商鞅。

其他两位大夫都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应该效法古贤旧历。唯有商鞅兄力主变法。

“疑行无成，疑事无功。”

“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不管什么人， 社会，团体，都分成两派。

哪两派呢？保守派和改革派。

佛教在释迦摩尼圆寂后，就分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上座部就是保守派，要遵循佛制，不得改变，后来南传。大众部是改革派，后来北传来了中土。秦孝公的朝堂，一样有朝臣反对变法。两千年后的戊戌变法，也是如此。如今的美丽国，还是如此。

而如今的厉害国呢？依然如此。

上至国家，下至公司，莫不如此。变革，会遇到极大的阻力。

为什么？

因为人在某一个约定俗成的环境中呆久了，就习惯了，就舒服了。你要一个人去改变习惯，搬去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去重新学习适应一个新的环境，肯定会有压力，会害怕失去。

所以，有一句俗语：“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这句话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说的是不要太频繁地变动。但是，就算现有的系统没有完全不适用，不需要大修，但一定要不断地改进。

一个立志要做领袖的人，往往不得不做出一些unpopular decisions because leadership isn’t popularity contest。但有时，也需要妥协。强力高压，往往适得其反。

第二篇，《肯令》。

这一篇高度概括了商鞅兄的思想。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

商鞅兄后来被车裂，下场极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让同僚们官不聊生。既要让他们996， 当天的工作必须当天完成，不得拖到隔日，又不给厚禄。

就算又要让牛产奶，又不给牛吃草。

你说，他在朝中会有几个朋友？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肯令》中出现得最多得句子，就是“则草必垦矣。”

想必当时西北的秦人口不足，有许多的荒地。

若如此，则商鞅兄的重农政策算是切中时弊。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农民安心务农，去开垦荒地。而他的策略是愚民轻商。这里有几个重点。

第一，让民不贵学，不贱农。

其实，现代的西方社会，也没有贵学而轻农，或者轻其他蓝领工人。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角度，农和工，一点也不比有学位的人差。从这个角度来说，商鞅兄的思想非常前卫。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则草必垦矣”，而不是什么人人平等，真正的不贱农。

不可否认，这个政策完全改变了社会的价值观。

这个很像红朝太祖爷的工农兵学商。极大地提高了工农兵的社会地位。

所以，我对商鞅兄的这个政策是持肯定态度的。

“声服无通于百县”。

“使民无得擅徙“。

这个，再加上“不贵学“，就是典型的愚民政策了。

这让我想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外加户口政策，出门要介绍信，否则旅店都不让住。把人们困在本乡本土。全国人民都是青色的中山装，没有奇装异服，没有其他的享受，免得受到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腐蚀。

最后，再配以“重刑而连其罪”。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铁拳。

毛润之兄学通古今，现在看来，他的治国手段受商鞅兄的影响极大。

从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垦荒地，查户口，打到臭老九，再到连坐，重刑，打到一大批士大夫，无一不是商鞅兄的影子。

它的好处是真的能做到全国一盘棋，民心收于一处。

它的坏处呢，就是无法持久。

为什么？

因为它反人性。

它在某一个特定的世间和环境中能成功，但绝对无法持久。

秦军可以横扫六国，但一撒出去，看到了外面的花花世界，就像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的人面对新冠病毒，战斗力瞬间崩盘。类似的还有满洲八旗，在关外时打遍天下无敌手，入关六十年，便再无可战之兵。

““使商无得籴。”

商鞅兄主张限制商业。

但是，这么大的秦国，没有商业流通渠道是不可想象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国家统筹，杜绝私人流通。

呵呵呵，如果说，管仲兄是中国资本主义之父，那么，商鞅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之父。

这是妥妥的国进民退计划经济啊。

你能想象，那时的秦国，到处都是朝廷办的供销社，哈哈哈。

第三篇，《农战》。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商鞅兄也认识到，要给普通百姓一个上升的通道。

现代企业的管理，就有这个career path的概念，就是要给所有的员工提供上升的空间。如果这个通道没了，阶层固化，呆在高位的都是官二代，那普通家庭的孩子，或者说普通基层员工就会躺平，因为没有了动力。

而激励普通员工拼死拼活地工作的最好方法，就是升职全看工作表现。

无需请客送礼拍马屁，表现好就升职，表现不好就降级乃至开除。

我不得不说，在这一点上，现代西方的企业，至少我工作过的公司，做得非常好。

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奖罚分明。我想关于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有异议。

在商鞅兄看来，国之重器就是农业和备战。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是抓住了要点。农业好，能保证没有灾荒，社会稳定。打仗时也粮草充足。吃得饱就营养充足身体好，农业做好了还能升官。

打仗呢，就看军功。

所以，秦军的迅速崛起，和商鞅兄的变法是有直接关联的。

当然，这有个条件，就是当时战国七雄的科技上没有代差。否则，以商鞅兄的“不贵学”，如果其他六国中有哪一国有了技术革命，秦军的身体素质再棒，再卖命，也没有希望。僧格林沁的骑兵对八国联军的战例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第四篇，《去强》。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呵呵，商鞅兄这是要打到孔老二。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商曰，这些都是祸国殃民。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话题。历史上，常常有野蛮战胜文明的例子。

宋，亡于元。

明，亡于清。

西罗马，也是亡于蛮族。

商子认为，孔子孟子的儒家学说，只会让人软弱，让国家衰败。

清心寡欲，思想淳朴，吃得饱，重赏军功，严刑峻法，才会使得国家强大。

商子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

为什么？

秦国打赢了啊。

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把自己的子民关在笼子里这样搞，没有问题。把笼子拆了，就玩不下去了。

“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这个绝对是对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商鞅兄已经有了统计学的概念。

第五篇，《说民》。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如果说，管子是法家的鼻祖，是中国资本主义之父。

那么，380年后的商子，就是法家的龙树尊者，法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中国的社会主义之父。虽然二者的政策完全相反，但本质依然一样，就是法治。

这应该很好理解。

比如说，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都是共产党，都是共产主义。这是他们的共性。但他们的思想和国策，则完全不同，对吧？

商鞅兄认为，法最大，要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奸民来治理。

用无罪推理，假设所有人都是良民是不行的。

儒家的仁，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性本善。

呵呵，商子的“以奸民治”，其实就是说，性本恶。

那么，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禅宗六祖慧能说，“不思善，不思恶。”。 我认可慧能。当然，慧能说的是出世法。从入世的角度来说，我更认可儒家的性本善。如果性本恶的话，这个人间，还有什么值得待下去的？

如果一天到晚防人之心不可无，活得太累了吧。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

这一句说的是放权。

如果什么都要事必躬亲，靠君王来决断，国必然弱。

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润之兄熟读《商君书》，也一直在借鉴商鞅的治国理念，在建国前以一直是充分放权，为什么后来就变了呢？

当然，建国前放权也是只能如此。自己住在延安的窑洞里，骄兵悍将分散在各个根据地。建国后有消藩的需要。但消完藩以后，不需要独断专行到死啊。

庆丰帝的做法，更是印证了商鞅兄的“断君弱“。

啥都要去指导一下，结果就是从官到民全部躺平。

我以前讲过，以后的史家会写，红朝盛世，就是邓江胡的三十年。从庆丰帝开始，有盛变衰。

管理一个企业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润之兄年轻的时候确实还是非常英明的，他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是反对党八股的，提倡“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因地制宜非常重要。

什么样的管理方法最好呢？

其实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需要根据情况不断修正。

比方说，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最好的可能就是独裁，乾纲独断。

比方说，当自己的团队比较弱的时候，最好的可能就是强力介入指导。

比方说，当团队很强的时候，最好的可能就是放权，充分让部下去发挥，自己以辅助为主。

用一副药去治百样病，一定会把人治死。

一个领袖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确立正确的长期愿景，然后搭建合适的结构，最好，找到合适的人才，把他们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Vis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Team Building。这就是leader和manager的区别。没有这些概念的人，最多是个manager。

那么，商鞅兄是不是的leader呢？

绝对是。

从愿景，到架构，到实施，一应俱全。

先秦诸子中，法家的管子商子，都是当之无愧的leader。

其它诸子，目前看来，还处于空想乌托邦的状态。他们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仅仅是哥德巴赫猜想，既没有组织架构，也没有实施舞台。他们有的是宗教领袖，有的是哲学家。而法家的管仲兄和商鞅兄，则是哲学家兼政治家。

一个leader，必须具备manage up, manage peers, manage reports的能力。

否则，纵使你满腹经纶，也必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你的思想，理论，如果连君王都说服不了，又如何去说服朝臣，去造福天下的百姓？在那个王权至上的年代，要想施展抱负，只能走上层路线，货卖帝王家。

“重轻，刑去。常官，则治。”

用重刑，民众心生惧怕，不敢违法，反而就不需要用到刑。

通过法治来选拨官员，则天下大治。

在一定的范围内，重刑确实能让社会治安变好。所以，红朝以前常有从重从快。刑太轻，会失去威慑作用，反而会鼓励犯罪。比如，一千块以下不立案，于是零元购就常常发生。

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

过重的刑罚，会变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商鞅兄大概没有料到，他以严刑峻法一手扶植起来的大秦，正是毁于他一手创建的严刑峻法。那天夜里，大泽乡的那群人，如果还有一丝的活路，只怕也不会揭竿而起。

商鞅兄于秦孝公三年和九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变法。

第一次是重农抑商，颁布各种法令，并设立郡县制。中央，郡，县的组织架构成立，由秦王直接派官吏管理。第二次是废井田，开阡陌。也就是大搞基建，修高速公路。

激进的改革必然引起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对。

史上有人说，商鞅兄刻薄寡恩。

这个我倒是不认可，治乱世用重典。

但他确是一位酷吏。

他的法治思想是没有错的，错的是立法过程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家的承受程度。许多人惧怕他，惧怕他的严刑峻法，惧怕秦孝公对他的宠信有加。

怕，不等于服，不等于敬。

怕，往往是忍，是等待机会猛烈的还击。

君恩似流水。

商鞅变法，让秦国强大起来。秦孝公也没有负他。秦孝公只是死了。

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其子惠文王即位，即秦惠王。

公子虔等人借机告商鞅谋反，秦惠文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店主见他未帶任何通文，便告诉他，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连坐治罪的。

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

无奈，商鞅兄便潜回到封地商邑，起兵北出。秦惠王发兵讨之，商鞅兵败。其尸身被带回咸阳，秦惠王又下令处以“车裂之刑”。至于他的家族，在他的“连坐”法下，可想而知。

《商君书》共有26篇。

我们无需每一篇都讲到。他的思想，在前面五篇中已经非常清楚了。

商鞅兄是一个非常渴望建功立业的人。

这其实是任何一个男人，或者雄性动物的本能，特么刻在基因里，没办法的事。另外一个刻在基因里的就是多霍霍几个女人，或者雌性动物。

想归想，能不能是另外一回事。上下五千年，建功立业的男人不在少数。

什么武圣关二爷，冠军侯霍去病。

那为什么那些人不是我眼中玉树临风的男人呢？因为他们不够格。

他们不是不够优秀，但像他们那样优秀的人太多。

看一个男人，要看他的思想的深度。

商鞅兄继承了管仲兄的法治思想，但根据秦国的国情，扬弃了管子的资本主义重商富民思想，创造性地实践了社会主义重农重兵抑商。朝鲜金家的先军主体思想，整个就是剽窃，呵呵。

同时，世人多以为是始皇帝设郡县，车同轨。

错，这些皆始于商鞅兄。

郡县制，完全是商鞅兄的设计。

这个设计，彻底终结了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了分封，自然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从此，中国进入了皇权专制社会。

车同轨，始于废井田，开阡陌。

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加入了“书同文，行同伦”。

商鞅兄的思想是创造性的。

他的社会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的惨死，更像是一个为了自己的信仰去死的殉道者。

他是一位灿烂的思想家，哲学家。

他是一位悲剧性的改革家。

他的国家结构设计，恩泽以后的两千年。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是郡县制。

在中国的历史上，他绝对是一个玉树临风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