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去澳大利亚引进煤矿设备最后的培训，一行5人。培训要求实际操作人员学习操作使用方法。

团队组成由地方省煤炭厅副厅长带队，成员包括煤炭部一个处长，两个煤机厂的总工程师，规格虽然很高，可是对方不知情，他们只知道来人都是一线操作工。这边之所以隐瞒不报，也是感觉不合适，只不过那个年头出国名额太少，各行各业的干部多，都得安排出趟国，体验体验，开个洋眼。又怕对方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只好都填写操作工。

一天下午，这个不到60岁，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副厅一反温文尔雅的常态，满面愤愤然，在旅馆房间高声嚷嚷，然后说服其他几个人接受他的提议，对今天发生的事情要开会，讨论讨论。

“按照党章，我们可以组成国外临时党支部，我做临时党支部书记。这里除了刘翻译，其他的都是党员，你们三个到我房间开会。”副厅长不容置疑的姿态换来其他三人的认真附和。

关门会议开了大概20分钟，四人走出来。大家一个个笑眯眯无事发生，副厅已经释然，和蔼可亲。

副厅，临时党支部书记，亲自向小刘这个唯一党外人士传达会议精神：“今天的会议是讨论澳方公司对我们态度冷淡，招待不周的问题。他们每天只接送一次，下班把我们放在旅馆，就没有人过问我们了。我们在国内是怎么接待他们的呢？顿顿招待他们吃大席，喝好酒，各级领导陪同，非常重视。再看他们，对我们太冷淡了，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但是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不给他们提抗议了，反正还有几天就结束回国，这是个牵涉到国际关系的问题，所以你也不要说出去。”

我的个妈也！年轻的刘翻译内心感叹，还好没有发生所谓值得大张旗鼓闹僵关系的大事儿。小刘会意地朝煤炭部处长瞥一眼，知道他才是久经沙场的“老出国”了，对这种事情门清。肯定是他在临时党支部会议上说服了副厅，放弃抵制态度。

这些领导本来就不该占用一线操作工名额，因为设备进口，技术培训洽谈几合同上都清清楚楚地注明，邀请函上特意要求一线操作手。为了符合要求，填表的时候都说自己是第一线实际操作的工人，人家自然按照操作手的待遇接待。

在中国招待的也不是一线工人，基本上是对方的销售经理，公司业务主管，甚至公司一把手都有可能，项目嘛自然不能由工人谈，相对来说是对等的。

澳方公司教员要求通过这次训练，这些操作工能够熟练地使用设备，回国再传授给其他工友。所以发给每人一套工作服，从头套脚，再戴上防护镜。

结果，四个“临时党支部”成员却一个个躲在墙边，不换工作服，好像培训与他们并不相干，令培训师迷惑，不知内里原因。

四个人清楚，因为他们是领导，哪能干这种活，哪怕摆个姿势也不干。培训期间，每天穿戴得像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西装革履。

为防止尴尬，小刘，这个党外人士，只好首当其冲，变成了第一线工人，抱着水泥枪喷向实验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