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代干是个时代现象。

全中国有工人农民之分，到了城里则又有干部工人之分。只有部队转业干部和大学毕业生才可以自然获得干部身份。哪怕工人，农民提了干，例如副总理吴桂贤，陈永贵那也得“以工代干”。可以负责任地说，从工人转干部好比登天，

1983年，中组部、人事部发出了《关于整顿“以工代干”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妥善解决“以工代干”问题的具体政策，“以工代干”人员有的根据工作需要转为干部，有的回到工人岗位。 这个通知还规定，今后一律不再使用“以工代干”人员，需要从工人中提拔干部，均需先办理吸收干部手续。

小康原来是旅游公司汽车队的一个大车司机。小伙子肯学，跟着广播学日语，然后晚上参加夜间日语补习班，空你起哇，倒找，大一宏达，骚啦猫妖嘎，说得有模有样。

八十年代，大批日本旅游团队乌压压杀入中国，对着这个神奇的国度发起了二次大战以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另类侵入。缺翻译啊，南京的人才不够使，英语人才多于日语，于是想到了小伙子。小伙子虽然是个司机，日语能对付。况且家庭背景不错，爸爸是省国画院的画家，他自小也能糊弄几笔，长相斯文，不俊，但是洋气，为人爽快开朗，故而浪得康公子雅号。单位领导也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汽车司机属于工人，康公子自然只能以工代干，但还是有希望。其实这个希望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他打算好先赚足钱，再申请日本大学，毕业后争取移民日本。

改革开放，城里开了很多旅游商品店，这些店主瞅着天黑，打听好各家导游的家，提上点见面礼，上门拉关系，希望导游带团进他们的店里购物，四六提成，导游拿四成。无本生意导游那是肯定干，康公子的科长在会上公开讲，法不责众，大家都拿回扣，单位罚谁去，不拿白不拿。再说啦，单位惩罚导游，谁来完成导游任务。

这一波游客来势汹涌，日本科导游马不停蹄，脚不沾地，一批批游客接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晚间，在金陵饭店导游工作餐厅，大家互相问候，“今天搞了几方？”条是百元，块是千元，方是万元。英语导游最多沾个块儿，日语科最疯狂，没有方难以启齿。

康公子今天发了大财，带了几十个日本客人去中山陵区的美龄宫。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本沉默的一群人突然间亢奋起来，看来这一辈人对蒋公和蒋夫人还是有认识的。他们楼上楼下看了遍，其中一个老男人指着墙上的国画，周圈一划拉，统统给我包装起来，我都要啦。全部工作人员震惊不已，因为这些画儿并不是蒋公私人收藏，而是商业画儿。可是，日本游客也没有说任何话，所以你不能贸然给他说那么多。于是，全体出动，赶紧计算，包装，写地址，收钱，共十三万元人民币。四六开，康公子拿四成，也就是五万二千元。天呐，这么多！在店里当着客人的面儿，康公子拼命按捺住自己内心的兴奋，满面严肃地交待这，交代那，让客人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导游。后来分给司机一成，大家皆大欢喜。导游餐厅起哄，恭贺发财！

有了钱，康公子紧锣密鼓地安排出国留学日本一家专科学院学习饭店管理。当然也很快锁定了女朋友，陪读到日本，美好二人世界。

康公子从此以后摘了帽子，自然跨越了“以工代干”这个怪异的人生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