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琐事追忆

政治琐事

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关系也不咋地。就在副统领折戟沉沙之时，大统领已经和骂了二十多年的美帝暗通款曲，搭上了关系。不仅把昔日的老大哥闪了一下，也把吃瓜大众给晃懵圈了。不少苦大仇深，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趁机把美帝头子拿下，最不济也得显示一下神威。

其实我们这里远离宇宙中心，本没什么事儿，可是各种谣言传得神乎其神。记得一个是说，周大管家和老大哥会面，剑拔弩张。老大哥威胁说我十分钟可以把北京夷为平地；周大管家针锋相对，回应我七秒钟就可以把全苏联夷为平地。结果把老大哥震住了，没敢动手。所以需要赶紧联合美帝对付苏修，因为七秒钟的牛皮不好圆。

当时已经有东方红卫星上天了，有许多神奇传说，不明真相的底层群众鸡血满满的。我也奇怪，怎么1970年东方红一号就上天了，可这时大喇叭还在不断宣传。还有谣传说什么我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一百多公斤，而苏联还是美国的第一颗只有乒乒球那么大，掉下来砸到一个小孩，那小孩都没事。其实，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八十多公斤，美国的第一颗也有14公斤。

特别是那个从卫星传回来的《东方红》，老是循环播放。我那时还纳闷儿，这明明是大喇叭里广播出来的，怎么非说是从卫星传回来的？后来上研究生才知道，那时的信号传递是一个相当牛叉的高技术，我的导师就有一项音差发明用于此。只是我听到的还是那大喇叭里传出来的低质赝音。

尼克松来了也传了不少笑话。其一是说他的随从记者专门找我们的脏乱差等丑陋贫穷的地方拍摄。一次，发现一个脏兮兮的光脚小男孩儿，摄影师就追着拍。在街道大妈的掩护下，小孩机灵地躲进一家副食店，再出来时怀里已经抱着一条大鲤鱼，让“不怀好意”的摄影师计划破产了。

多年以后，才知道尼克松访华还搞出来了一个英语谚语来，Nixon to China （或 Nixon in China，Nixon goes to China），意思是只有像尼克松这样的铁腕人物才能达成的壮举，让老尼得了不少分儿。不过他还是没有抗住接下来的水门漏水，把政治生涯给冲毁了。

那时，我们一方面物质生活贫乏，但另一方面被忽悠得“精神富有且高尚”。我暗自庆幸自己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三分之一的幸运儿，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正在亚非拉美吃苦受罪。我们要努力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免遭二茬苦、受二茬罪，并团结全世界无产者，解放亚非拉。

就在这种憧憬下，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了。

那时在我的记忆中，打倒一个副统帅，就开一次代表大会。比如，打倒了刘少奇（他作的八大政治报告），就开了九大，并开除了刘少奇；打倒了林彪（他作的九大政治报告），就开了十大，并开除了林彪。十大的政治报告是周恩来作的......他虽然也受到冲击，批林批孔批周公，但他没有熬到十一大。不过，后来在十一大上也有四个人顶了包。

【随想小议 – 看官别太上心，权当戏言】再往后，十一大的报告是华国锋作的，十二大的报告是胡耀邦作的，十三大的报告时赵紫阳作的。他们都是名义上的老大，但没有握牢实权。看来那个时候在最高权力机构的党代会上作政治报告也是一项高危工作。子曰：没权别得瑟。

最后我发现的规律是，作报告的必须是实权在握的大头领，否则危险。十四、十五、十六大是江总作的；十七、十八大是胡总作的；十九、二十大是习总作的。那些高层的都是聪明人，如果连我都看出来了，他们当然也心知肚明。估计以后除了老大没别人敢作这个报告。

1945年的七大是大家一起作报告：毛、刘、周、朱、任几大头领一起分蛋糕，安全。六大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在那之前，中共更像是苏共的中国分部。连六大的定调报告都是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的，然后才是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等做分项报告，当然他们也很快就挂了，连带着把布哈林也拉下了水。六大以前，基本是一两年就开一次大会，多半都是陈独秀主持并作报告，人数也不多，但那段时间也是换帅最频繁的。

估计耄早就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即便掌权了也一直压着大会不开，把七大一拖拖了十几年，然后大家共担风险，一起作报告。八大是1956年开的，也是拖了11年，再推出刘少奇作报告。九大是1969年开的，又拖了13年，推出林彪作报告。耄从1934年掌权到1976年驾崩，42年间只开了四次党代会，平均10年半一次。

在九大到十大之间只隔了4年，短得有点奇怪，不同于以往。估计是耄发现时日无多，需要安排后事，提早布局吧？也可能是林副统帅的硬着陆太仓促，无法再拖下去了。

总而言之，不是实权一把手，大权在握，就不要作报告，否则那就是被放在火上烤啊。中国古人的“智慧”是多年积累的经验结晶：出头的椽子先烂。

记得那时收音机里在宣传十大时，经常播放新中央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像念百家姓似的。我和妈妈说，将来我也想到这个名单里。我妈妈说：“那可就太难了，别想。现实点，将来有机会还是出国吧，离开这里”。但我当时的感觉是，出国更难、更遥远，想都不敢想。

我暗自翻找了一下中国历代皇帝，果然没有一个和我同姓的，看来是没戏了。后来我还是听了妈妈的话，十几年后找机会溜了出来。想一想妈妈在那时就已经看透了，并高瞻远瞩地给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真的是有远见和智慧的人。要不然我现在会在哪里呢？

家庭出身

上小学的几年里还有一件非常闹心的事，就是常要填写家庭情况报表。我搞不懂，一个屁大点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要求填写这种历史和家庭情况？其实姓名（那时我们喜欢搞怪写成“女生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等无所谓，关键是还有什么政治面貌、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前两个也好说，就是群众、学生，千篇一律，只是后一个比较膈应人。

耄搞了多年政治，对这个事情是很认真的。想当初1930年初在江西苏区整AB团时就曾把家庭出身不好的给一网打尽了。耄是宁要流氓也不要富人和知识分子。那时，家庭出身的定义是“爷爷的成分”，就是爷爷的身份，因为这是你父亲的生活环境基础，也就是你的家庭教育来源。你现在可以说这和我有屁关系？我都没有见过他，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你怎么不再追溯远一点，五千年前咱们都是炎黄子孙，出身不就都一样了吗？

我之所以觉得膈应，是因为我必须在家庭出身这一栏里填上“地主”，那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的老大。这在当时几乎等同于骂自己八辈祖宗的一种耻辱，而且是让你自己骂。每次填写时，我都小心翼翼地瞒着同桌的柴权，填好了趁别人不注意时赶快交上去，像做贼一样。很小的时候还记得哥哥姐姐也曾抱怨过父亲怎么就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标签？还不如资本家，索性洋气一点，后来还能有点补偿。只是时间长了，人都皮条了，已经有了足够的自我认知，咱们是地主，矮人一截，认了吧。

很多中国现代史学家都说耄整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就是“检讨”文化，美其名曰“自我批评”，让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写检讨书、悔过书，而且必须形成文字，口头检讨不行；必须在会上自己念出来，做“自我批评”；必须自己写，别人代笔不行。拿到这个“自我批评”的材料后，根据他需要的打击力度、影响程度，会印发并分级传达至中央、省军级、地师级，甚至县团级，不仅让你在他面前抬不起头，在你的下级面前也心里不踏实，是一个自己都承认了的“犯过错误”的人。估计他有一个大箱子装这些他手下高级官员的黑材料，谁不服就拿出来在某某会上晒一下。如果要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形容他这一套，就是PUA，精神控制术，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搜索一下。

这种“检讨”文化愈演愈烈，在文革中要人人过关。连我那足不出户的70多岁的小脚姥姥都得写材料说明白。这个“家庭出身”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工具的延伸，让所有的这类家庭的孩子永远记住，自己比别人矮一截。这就是号称追求平等却充满谎言的社会结出的果实：每个人都不仅分成三六九等，每个等里还细分成若干不同程度来区别对待。“正面”力量就是工农兵，上层是干部，有23级；接下来是工人，有8级；农民不分级，被绑在土地上。“反面”力量则不断增加，“地富反坏右”、“新老资产阶级”都是一步一步，随着不同的运动加出来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要分出“左中右”，就要制造人与人的矛盾，成为他的”斗争哲学“的基础。

不光是刘、邓等能干的要写检讨书，连憨厚的朱德也得写。林彪是个例外，就是不写检讨，不过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在文革期间一个劲的捧红太阳，搞什么“三忠于”、“四无限”，“永远正确”，连耄都发现不对劲了，估计感觉上和下面这份检讨书差不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史实写的《文革中的检讨书》。

据母亲说，爷爷的那个地主成分得的是真冤枉。他家里没有多少地，大概也就是几亩吧，也没有其他的产业。爷爷本身腿上有残疾，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只能雇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外地流浪来的人，外号叫大锹把子，在家里打长工做农活。可怜了那地主婆，就是我奶奶，自己是小脚，还要养鹅养鸡补贴家用。她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忙，给一家人做饭，而且因为长工要干重活，需要特殊照顾，吃干的，而家里别人只喝稀的，因为粮食不富裕。

共产党来了搞土改，各家要自己上报成分。那时也不知道报什么合适，但共产党有规定：有地、雇人干活但自己不干活的，就是地主；有地，雇人干活但自己也干活的，算是富农。我奶奶不是户主，她干活不算数。所以老实人爷爷就报了地主，也被批准了。从此子子孙孙就戴上了这顶帽子。只是刚刚批下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以为是什么好事呢，因为那时的地主是“成分高”。

后来，父母在东北也接触到了土改。但东北的土改早，他们来的时候都已经完成，可以看到结果了。母亲说，就你爷爷家那点地，在东北连中农都不一定算得上。东北那时是地广人稀的。我母亲家里倒是“市贫”，可是出身只看爷爷，不看姥爷。这时候也不提“妇女能顶半边天了”。其实，耄从来就没有把女性地位提起来，比如分房也是要以“男方为主”。只有那帮当大官的，把老婆也搞到身边，比如林彪老婆就是“林办主任”、刘少奇老婆就是“刘办主任”，耄的就更不用说了。就算是“大姐类”的，如康克清、邓颖超等，也不遑多让。中南海里基本上就是夫妻老婆店。

这是初三孩子的字，功力相当不错，应该是顶级的吧？成绩也不错，特别是政治100分，不是“白专”型的，但就不录取你，出身不行，白努力！当年有一个勇敢的年轻人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质疑这种以家庭成分来决定个人命运的荒唐理论，他就是遇罗克，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遇罗克遇难十年后，著名诗人北岛写下《宣告》献给他：“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大概在我小学四年级左右，中央又有了新政策，就是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参加共产党辖区工作的（民国工作不算），可以把身份变成“革命干部”，简称“革干”。我终于喘了一口气，感谢我父亲在1949年8月参加了共产党辖区的工作，以后填表我也可以填“革干”了。不过，心里还是不很踏实，觉得那还是一一对应的关系：革干≈地主。因为如果你的出身是工人、贫农等，何必要填革干呢？就像“摘帽右派”一样，摘了帽子了也还是“右派”。

我爷爷还是在五四运动中在长沙地方运动里的一个领导者。他大概没有想到，闹来闹去就闹出这么一个新世界，把他自己都装进去了。当时有一个提法，叫“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重在表现”，两面的话都说了，“解释权归XXX”，给那些成分不好的年轻人前面吊了一根永远都够不着的胡萝卜。那10%的“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有许多为了这根胡萝卜而奋斗终身，终而不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核心的血统论好像贯穿了我的成长过程中，处处可见，并且似乎还在继续着。

我偷偷瞟过同桌柴权填表，出身那一栏填的是贫农。他倒是不在乎我偷看，也从来没有注意我填写什么。这就是区别，估计就像漂亮国闹平权运动之前，白人（政治上相当于中国的贫下中农）不会在意肤色一类的小节。当然，现在全都反过来了，是黑人不在乎了，连脱口秀里白人都只能退位让贤，因为没法说那些sensitive的话题。中国的情况也是反转了一些，比如资本家基本上是很正面的词了，不过地主的名声还是不太好听，前面往往还加一个“土”字，并带有很多其他隐含的贬义，如“恶”、“霸”等。其实这是多年宣传的结果，早把乡绅的名声彻底搞臭了。

我的个人感觉，耄是歧视农民、歧视知识分子的。乡绅？那多半是农民里有点知识的分子。

家庭琐事

父亲的腰痛手抖越来越严重了，需要去大城市看病。但病因很难诊断，也就不好治疗。他就一直顶着“共济失调”这么一个病名，吃点“谷维素”一类的药。当然，不对症下药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他的手在拿筷子吃饭时有明显的抖动。

我二姐下乡去里边营里干活，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冬天去搬冻土块，扭伤了腰，和父亲搭伴去看病，也同样是无果。而且我发现，二姐不仅仅是腰有问题，而且行动也不协调，很有问题。她小时候是小体操队员，能翻能跳的，不应该有协调的麻烦。

一次，家里的外门上有一块玻璃破了，我母亲让她给换上新的。那扇门上面有四块玻璃，坏的是下面的一块，下边离地也就一米多一点点，本该很顺手没有难度的。可是，她在用钳子拔固定玻璃的小钉子时，居然打破了自己的头。再有，就是我发现她在听到声音去看东西时，是头先转过去，眼神后跟过去，虽然很快就跟过去了，但次序不同，和常人不一样。

我告诉母亲我的发现，她听了不置可否。我现在明白了，就算相信我说的有能怎么样？这就是无奈。后来我母亲一直希望我学医，可惜我志不在此。但那时她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我父亲五十多岁，二姐不到二十岁。他们呈现了有点类似的病情，虽然发展缓慢，但是一直在不断恶化。家里的气氛就渐渐地笼罩上了一层阴影，而这层阴影不断变大、变暗。我的母亲也就在这阴影下辛苦地撑着这个家，在她五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白透了。

其实，在高山子的后两年，父亲一直在省城看病，基本不在家。他是“半工半治”，回到了原曲辰大学工作，在那里住单身宿舍。

我是直到2018年，才偶然地发现这是什么病。外国医学界是在1993年才研究明白是怎么回事的。这种病极为罕见，白种人得这种病的比例略大，黄种人较少，好像只有白种人的1%左右的概率。这种病至今还是不治之症。

母亲也有高血压，严重时还流鼻血。从身体上看，我是家里唯一健康的人，可以挑起重担的。虽然年龄尚小，但每天都在成长。大姐和两个哥哥都离家在外，平时是指望不上的，只有在搬家等关键时候可以回来帮个忙。

母亲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她以严厉为主，很少表扬我。所以我也一直很自卑，干什么都没有成就感。好在我也不太在乎，没心没肺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自卑的影响。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往往会在被训斥的过程中就忘了是为什么被训斥。

不像邻居王家，所谓教训就是打，我们家里没有人打我。我母亲教训我时最严厉时也就是揪我的耳朵，或用手指戳我的脑门。她特别能说，但我也听不进去，往往只是在心里重复她的话，想着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磕，并暗暗地猜测她的下一句话。

一次夏末大雨，地里的苞米都被暴雨浇倒下来了，而苞米尚未完全上浆，几个月的辛苦就要泡汤了。我们的地是新开的，没有多少肥土，苞米根不深。妈妈带着我顶着大雨挽救苞米，就是把几根苞米秆在顶部绑到一起，成犄角之势互相支撑。

我们那里经常是春旱秋涝。春天要翻地，播种，然后担水浇地，我负责担水，妈妈浇地，一瓢一瓢地浇。然后要驱虫，物理方法，起早用手捏苞米苗，虫子就藏在那芯里。然后是松土、除草、追肥，每一颗苗都有我们不少的汗水，舍不得就那么放弃了。

记得那天妈妈是边干活，边教育我，做事要不畏艰辛。母亲的教育一向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她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这种教育不止这一次，但那次印象最深，至今我还是感激不尽，当然也是一生受益匪浅。

【来戚（qiě）儿了】

在我小学四年的时候，我的一个远房舅舅带着他的小女儿来家里做客了。他们家下放到我们邻县，但是在另一头，很远。而且，他家是单独的下放户，在真正的农村，不像我们家是单位成建制过来的，混在劳改农场里。

这个舅舅也是老九家庭，所以彼此也不用避嫌。他的小女儿比我小两岁，被他留在我们家过暑假，他自己就回去了。小妹妹白天就跟着我玩，直到舅舅后来接她回去。这是我第一次有一个小妹妹的体验。她聪明伶俐，也很恬静，还会做一字马劈腿，可以作为表演项目。几年后她就成了少年大学生，和我同届，又去了名牌大学。

高山子这个地方没有照相馆，所以我们来了几年都没有留影。这个舅舅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给我们留下了那时唯一的影像纪念。那一年我十一岁。注意那时我的左眉毛上还没有被火药枪烧到。也放一幅妈妈十一岁的照片比较一下。妈妈四十岁生的我，这是1974与1934的对比。

那年春天，我的二姨也从徐州来了。我是第一次见二姨，她上一次来我家是十年前，那时我才一岁，没有任何记忆了。她大我母亲八岁，那一年也六十岁了。之所以喊二姨，是因为还有一个大姨，不过不是一母所生的，也早就不在世了。她以前每年冬天都帮我家买一箩筐肉制品寄来做过冬准备。这次来她住了很长时间，就和姥姥睡在一个炕上，在那对着厨房的半间屋里。

姥姥一生就生了这两个女儿，这下全家人终于在这里团聚了，而这时她已经八十多了。上一次她们娘仨团聚还是在四十年前，二姨美院尚未毕业就结婚，和家里闹翻了。姥姥本身也是一家姐仨，她是老三。姥姥的母亲是天津人，也是和她一起生活到最后一天的。

二姨的性格和姥姥有点像，爱说悄悄话。我母亲不喜欢，总抱怨她们为什么不大点声说话？我母亲耳背，听正常说话她有时都打岔，更不喜欢别人总说悄悄话了。她的耳背可能与常年高血压有关。

二姨在家里住了几个月，期间帮我母亲、姥姥给我家絮棉被、棉衣。回去后没两年就因尿毒症走了。这时姥姥身体也不好，我母亲就瞒着姥姥，并让我模仿二姨口气给姥姥写信。

在我上了三年级以后，我姥姥的私信都是由我帮她代笔，她口述。我不会写的字她还会告诉我怎么写。她让我写的一大原因是我还小，不会/不懂那些隐私话题。她的信也不让我母亲看，我写好就发出去。她的那几个笔友亲属的地址我都能背下来，什么天津静海县良王庄小学，什么天津红桥区大红桥六号，还有安徽安庆四牌楼什么的。

二姨的地址是徐州大马路人民银行。我上大学后去过一次，没费劲就找到了我曾经多次写过的这个地址，看到了退休后返聘的二姨夫，他比二姨小几岁，但长寿多了。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看见他。

五年之间，我们家只来过这两次戚儿。

【过年】

过了好几次的年，但在我的记忆里都差不多，就是两个字：吃和玩。有的邻居讲究，过年还要给孩子做新衣服，比如小凡家。小凡是小薇的弟弟，和我同岁，但在学校低我一年。他大名叫空凡，张伯伯说，这是要出家呀。我问为什么，张伯伯说，这两个字都是佛家的常用字，特别是空。小凡的爸爸是语文老师，不知道是不是特意这样起名的。

小凡过年时经常穿新衣服，但过了年就脱下来了。我有点奇怪，他在家里也是最小的，那新衣服不穿，来年不久小了吗？我不一样，哥哥姐姐多，留下的旧衣服很多，没有多少机会穿新衣服，反正那时也不在乎。那时常见的情况是过滤嘴的衣服：年年接袖口、裤脚，以适应孩子的成长。

当然，过年前的那次大集是必去的，那也是一年里物价最贵的，还是我们买东西最多的一次。需求决定物价。那一次我也往往需要往回拎东西，虽然只有三、四里地，可是远路无轻担啊。对了，是山路，自行车不灵光。

期待哥哥姐姐们过年回家是那时的一大盼头，希望能和他们一起玩。从年前就开始惦记着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好去车站接人。那每次在车站的冷风中望眼欲穿的感觉现在都还有。接到人后高兴地拎着大包小包地回家，标志着春节正式开始了。

过年时家里很热闹，哥哥姐姐们都回来了，并带回来好吃的、好玩的。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嘎嘎新的扑克，上面印着出口转内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第一次撕开包装塑料后，一股淡淡的香味，醉了。

还有各种各样的鞭炮，呲花的、带响的、上天的，五颜六色。记得一次哥哥买回来了一个转碟呲花，需要在暗处放才好看。吃完晚饭，我们把灯给关上了，两个人抻着一根线，中间吊着这个转碟。点着了，真好看，色彩斑斓、提溜乱转。不过，屋里的味儿是没法闻了，呛人。那时寒冬腊月，又不能开窗开门。打开灯，发现周围的塑料布，不管是隔房子的还是盖缝纫机的，都被火星烫得大洞小眼的。教训啊，这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室内放鞭。

邻居王家哥俩也经常会过来凑热闹，特别是王哥。他们家比较冷清，而王哥比较爱热闹。结果王哥到我家来过春节的习惯延续了二十多年，结婚后还带着老婆来，直到他后来去了南方。

那时没有油水，盼着过年可以大吃一顿，攒点油水。吃伤食是正常的，然后就是多少天连放伤食屁，臭不可闻。那时流传，治疗伤食需要四个人，抓住患者的四肢，脸朝上抻开，往地上墩屁股墩。连续墩几次就好了（估计以后也不敢使劲吃了）。

不知为什么，那时每年都买一个猪头过年，那东西处理起来很麻烦。处理猪头的场面倒是很大，有时用火烧，有时用大锅煮，就像是过年备餐的主要活动一样。我不吃肉皮，而猪头肉以肉皮为主，所以就与我无缘了。

两种过年食品现在还有亲切感：冻秋梨和冻柿子。

这两样东西在新鲜的时候味道一般，但冻起来后就不一样了。只需用冷水化开后，咬一口冻秋梨，就感觉一股寒流上涌直奔天灵盖，爽极了。那柿子新鲜时很涩，但冻柿子一点不涩，化开后又爽又甜。在过年吃腻了大鱼大肉之后，这两样水果是绝妙的爽口佳品。

过年时最累的无疑就是母亲了，她要安排方方面面的事情。回家的哥哥姐姐怎么住，用什么被褥；早早就准备各种副食，特别是年夜饭的材料。每一顿饭都要准备、操劳，往往到了年三十儿已经是血压飙升。我印象中不止一次看到她在做年饭的时候突然流鼻血，过一个年她要累得扒层皮的。

【再见了】

1975年9月，我上了本地中学。开学头一天就去办了转学手续，拿着一个装着我的档案的大牛皮纸袋子，自己去了大城市，铁岭。那时我十二岁半。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回过高山子， “さらば 昴よ”。

在那里，又续上了照片。这大概是在我十三岁时照的吧，左眉上的火药枪导致的断眉还清晰可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