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外反动势力企图把年轻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破坏活动十分猖獗。1950年9月，正当全国准备庆祝国庆一周年时，中国警方截获了一寄往日本的信件，信件中有一张射击天安门的草图。公安部调查发现，几个国际间谍蓄意炮击天安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调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优秀侦查员立即展开对嫌疑人的抓捕，两天后，寄信人和他的几名同伙被捕。这就是建国初期轰动一时的“炮击天安门”案。

作者：张若愚

《炎黄春秋》编辑出版

间谍特务的秘密活动

以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身份潜伏在北京的意大利人李安东就是留京特务头目之一，其真实身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华机关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为了支持李安东及其组织的特务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费尽心机将一门“82式”迫击炮及炮弹隐藏在美方提供的所谓“救济物资”中，偷偷交给李安东。李安东将武器分别藏匿在自己和另一名特务马迪儒的家中，秘密谋划活动。

1949年，间谍包瑞德准备撤离北京时，李安东找到了他，告诉他自己有一门迫击炮及炮弹、子弹和手榴弹若干，计划在关键时刻进行破坏活动。包瑞德问：“遇到什么机会时使用？”李安东回答：“比如中共领导人举行集会之时。”包瑞德听后大喜，向李安东许诺：“如果你们的计划能够成功，我们可以给你们50万美金！”怕50万美金无法打动李安东，包瑞德又补充道：“事成之后，美国情报局可以保证你们到美洲或欧洲，去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商务，去做一个百万富翁。”

1950年1月，李安东找到以目录编辑员身份潜伏在北京东交民巷法文图书馆的日本特务山口隆一，约他前往家中议事。李安东告诉山口隆一，他存有一门“82式”迫击炮及炮弹、子弹、手榴弹和手枪，可以“等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开会时试一试”。山口隆一“有仇视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也同样的敌对”，二人一拍即合，草拟了一份计划报告，决定趁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国庆一周年举行庆祝大会时，炮击天安门城楼，谋害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

为制定更为周密的行动计划，山口隆一从5月开始便多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对广场周围地形等数据进行测量，并绘制成地图，注明炮击位置及毛泽东检阅群众时的位置等。9月16日，山口隆一将绘制好的图纸与说明辗转寄往东京的美国占领军总部，加紧制定炮轰的具体实施方案。山口隆一在被捕后也承认：“我知道集会时，政府要人都到天安门来，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想一定在这里开会，我给东京盟军总部画这个天安门，就是告诉他们天安门毛泽东目标的位置。”

与此同时，在美国华盛顿，包瑞德正在与中央情报局的创建者杜诺万商议如何对中国进行间谍战的问题。杜诺万说：“情报局认为，在中国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可以组织暗杀队，进入中国大陆，刺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而这正与包瑞德所知的“炮击天安门”事件不谋而合。包瑞德向杜诺万详细介绍了李安东、山口隆一等间谍特务的计划，并说明具体行动由这些间谍特务们承担，美国只需要提供经费、物资援助即可。杜诺万听了包瑞德的汇报后，觉得计划基本可行，嘱咐包瑞德通知国民党保密局，让他们务必动用一切关系，努力打入共产党侦察机关内部，尽最大努力阻止和破坏中共的侦察行动。

我公安部门迅速侦破

经资料分析和调查走访，公安部一局的侦察科长曹纯之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线索，特别是位于北京东四三条的美国在华期间设立的“美国新闻处”，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些经常出入这个机构的老牌间谍特务进入了他的视线，其中就有李安东，另外还有意大利人哲立、日本人山口隆一、德国人甘纳斯等。曹纯之对这些可疑对象采取了“立体控制”，从各个方面进行监控，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掌握情况，确保一周年国庆日上中央领导的安全。

9月上旬，包瑞德奉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命，由美国飞往香港，亲自部署“炮击天安门”事件。到北京后，他迅速与李安东取得了联系。

每逢周末，李安东总会邀请一些外国驻华人员到家中举行舞会，以此与各方人员交流情报。与往常一样，9月的一个周末，李安东邀山口隆一、哲立等间谍特务前往他家中举行舞会。李安东端起酒杯，兴奋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并且答应了我们的条件。”听完李安东的话，山口隆一说：“我们在中国这么多年，确实受了不少罪，尤其是中共进北京这一年多来，大家都是提心吊胆地生活。只要这次行动成功了，我们就成为富翁了，就不用再在这里受罪了。”李安东自信地说：“已经得到可靠消息，10月1日那天，中共领导人将齐聚天安门城楼。在他们宣布国庆大典开始时，我们就以计算好的射程和方位，炮轰天安门。”山口隆一问具体如何执行，李安东说：“我们预计的方案，用三门炮弹直击天安门城楼中心。每个炮弹的爆炸面积约有120平方米，所以只要有一发炮弹击中，就可以炸毁天安门。”

第二天清晨，我公安机关安插在李安东家的“杂役”来到曹纯之的办公室，向他汇报李安东昨天邀请山口隆一、哲立等人举办舞会的情况。听完汇报，曹纯之立即意识到，这次舞会一定有问题。曹纯之对一同办案的侦查员说：“他们一定在筹划一个重大的行动，可惜不能了解他们具体策划的内容，更没有抓到他们的把柄。但是至少可以肯定，这伙人属于间谍组织，我们必须要抓紧破案，否则后果很严重！”曹纯之把自己的想法向杨奇清副部长作了汇报。杨奇清指示：侦查人员严密监视这些和李安东来往密切的人的一举一动。

9月26日早上，一位和李安东等人来往较多的伊拉克妇女拿着一封信到了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电局。负责跟踪这个妇女的公安局侦察员立刻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北京市公安局马上派人到邮局截获了此邮件，将信交到曹纯之手中。

经秘密检查，这封邮件是伊拉克妇女替日本人山口隆一代发的国际航空信件，投递地址是日本东京都涩谷区神泉町20番地7号第一绿C管理室，正是东京的美国盟军驻日本司令部二科地址。再看信件的内容：

总部OSS：

所购消防器十月一日发货。一切顺利！致以热烈的问候！山口隆一信的第二页，是一张用铅笔画绘制的天安门地形草图，并画出了射击天安门检阅台的指示标，抛物线的一端在御河桥上的消防器上，另一端则直指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显而易见，这是间谍特务们在向他们的上级报告行动方案。

间谍特务的行动终于被我方知晓：他们要在国庆节炮击天安门城楼。

周恩来总理收到这一重要情报后，他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沉稳地说：“轰炸也好，打手榴弹也好，打迫击炮也好，都不准动，照样阅兵和游行。”在登上天安门城楼前，毛泽东镇定自若地对周围的人说了一句话：“如果真遇到打炮，谁也不许跑。”

间谍特务落网伏法

1950年9月26日，距离一周年国庆日还有4天。这天，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军管会一行人突然封锁了北京甘雨胡同，并迅速冲进乙17号院李安东的家。

当抓捕人员敲响李安东的大门时，他还不知危险已经降临，问道：“谁？”

侦查员机智地回答：“我们是派出所的，现在要查户口。”

听到是检查户口的，李安东打开了大门。侦查人员一拥而入，好几个枪口对准了李安东，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暴露了。

在确定了李安东的身份后，公安干警向李安东宣读了逮捕令，并立即对他的房间展开搜查。与此同时，在旁边16号院内，山口隆一也被抓获。

公安人员搜出如下物件：山口隆一测绘的射击天安门图稿一幅，“82式”迫击炮一门，“600901号”手枪一支，炮弹和各种子弹494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273件，烈性毒药两件，情报底稿、情报材料等1642件，包瑞德的指示及其与被告有关间谍活动的来往信件38件，1948年李安东给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的《华北建立空军计划》一份，日本特务机关发给李安东进行特务活动的“记者证”等三件，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发给山口隆一委任状一件……在这些物证面前，李安东不得认罪伏法。至此，一个策划达半年之久的特务破坏计划彻底宣告破产。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被捕后，公安机关顺藤摸瓜，一举捣毁了他们的间谍网，先后将间谍特务哲立（意大利人，潜伏身份为教员）、甘斯纳（德国人，潜伏身份为德国宝世公司北京代理人）等抓获。待国庆日阅兵等庆祝活动顺利结束后，审讯工作进一步展开，间谍集团的各项犯罪证据也逐渐充分起来。公安机关决定实施第二步抓捕计划，将另外两保间谍特务魏智（法国人，潜伏身份为法文图书馆经理）、马迪儒（意大利人，潜伏身份为天主教易县地区紫衣主教）正式抓捕归案。此外，为间谍组织传递情报、藏匿物品的中国人马新清也一并落网。至此，李安东间谍集团的7名成员全部落网。

1951年8月17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内，北京市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瑞卿作为公证人，对李安东罪犯提起了公诉。

审判结果，主犯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马迪儒被判处无期徒刑；魏智、哲立、甘纳斯等其他罪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马新清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宣判之后，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立即将李安东、山口隆一绑赴天桥法场，执行死刑。下午5时整，伴随着两声清脆的枪响，李安东、山口隆一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