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里，我想我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军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侦察大队，仅仅半年时间，是怎样到政治处工作的。

我军校毕业那年刚满二十二岁。毕业典礼上，学校就公布了我的级别待遇：经过四年的历练，各项考核成绩合格，准予毕业，建议授予中尉军衔，按副连职使用。

我被分配来到了侦察大队，侦察大队又把我分配来到了教导队。

侦察大队是团级单位，教导队是连级单位。报到那天，教导队队长张建设眯着眼睛对我说了一段话，给了我这个心高气傲的年龄军官一个下马威：“我嘱咐你一句话你要记牢，像你这样从地方考上军校的大学生，来到咱侦察大队就得夹紧尾巴，别以为自己喝了几天墨水就翘辫子。”

张建设上尉三十岁出头，长着一张瘦长黝黑的脸，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像专门在奈何桥头负责牵人过河的牛头。指导员周仁宝上尉跟张建设同龄，因为脸比较白，我从心底里叫他马面。我就在牛头马面手底下当了一名军事教员。

在教导队工作比较轻松，主要有两项工作。一是每年夏天负责培训全军的预提班长，为期三个月，我教的课程是识图用图、方位标定和定向越野。二是年底老兵退伍以后，负责训练被分配到侦察大队的新兵，我教的课程是队列训练、内务整理、射击和投弹。新兵训练也是三个月，训练结束以后他们被分配到各个连队。

教导队连上我在内共有七名军官，分别是队长张建设、指导员周仁宝、司务长姚新强，以及四名教员。我年龄最小，肩膀上却扛着一杠两星的中尉军衔。司务长和其他三名教员都比我年长，他们全都是少尉，所以他们经常联合起来排挤我，我这才明白张建设跟我谈话的原因。我心里面想着，早晚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不在这里受窝囊气。

因为受到他们几个排挤，我孤单的时候就承包了教导队的黑板报，一个人默默地埋着头，把宿舍外墙上的那块黑板报精描细画。侦察大队政治处每月下来搞一次黑板报评比，自打我来了以后，教导队连续三个月夺得第一名，就引起了团首长的注意。这年底，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侦察大队搞了一次演讲比赛，13个建制连队各出一名选手。我感觉这是一个表现的机会，于是主动报名要求代表教导队参赛。周仁宝指导员看着我信心十足的样子，报上了我的名字。

演讲开始前，政治处让各个连队抽签决定演讲次序。周仁宝打开纸团一看，嘴里说着：“完了，完了。”张建设问他怎么回事，周仁宝说：“抽了个1号。”

上场前，张建设拍了拍我的肩膀，悄声对我说：“好好抓住今天这个机会。”

我被分配到侦察大队才不到半年，平时很少见到团首长。团首长也只知道教导队来了个写字好的大学生，却并不知道我的名字。为了准备这次演讲比赛，我大半夜里偷偷爬起来，在昏暗的路灯下面背了三晚上稿子，每个环节都标注了抑扬顿挫的地方，还加上了手势。稿子背得熟了，心里面就有了自信，一上场我先打了个军礼，然后是环顾四周，然后气运丹田，脱口而出：“亲爱的首长和战友同志们，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史明理，自强不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这次演讲比赛过后不久，我就被调到政治处工作。离开教导队的那天，张建设和周仁宝一起给我送行，张建设说，当天上午演讲比赛，下午政治处就来要人，政治处主任郭全德在电话里说：“要是行动迟了，人就被司令部抢走了。”

我就是这样来到了政治处。到政治处工作不久，我就听说了李培阳的三部曲。

处里面的一些老干事都看过。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一开始也没怎么在意，三部曲就躺在政治处的图书室里很少有人翻看，时间久了，竟都蒙上了灰尘。直到有一天军区下了一道命令，三部曲成了禁书，要求各部队限期上缴，由军区统一集中销毁，大家这才在三部曲寿终正寝之前竞相传阅。

任志强被卫生员抬下来的时候，气息十分微弱，血压几乎降到了零。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手术需要大量输血。钟华第一个捊起了袖子：“我是O型血，先采我的！”

钟华当时正是前方野战医院外一科护士。

钟华给任志强献了600多毫升鲜血，加上连日工作，照料伤员，竟然晕倒在了手术台上。

任志强的身体恢复之后，要求重返前线。出院那天，在外一科主任林国英的带领下，全科医生护士前来给他前行，表达对战友献身报国的由衷敬意。任志强用一个标准的军礼，向这些救过他性命的医护人员表达感激之情。

回到作战部队，上级就下达了任命：任志强火线荣立二等功，被任命为侦察连代理排长。此后，任志强又先后参加了“10·7”拔点作战、“12·11”防御作战等大大小小十余战。这期间，任志强再次荣立三等功一次。一年轮战期满之后，胜利返回原部队。

回到侦察大队，首长们并没有给任志强安排具体工作。毕竟，任志强走的时候还是个入伍不满一年的新兵，打了一年仗回来就成了排长，倘若让他回到原来的那个连队，他该如何面对那些班长和老兵？正在首长们左右为难的时候，军区《前卫报》派来了记者，点名采访任志强，大队首长顿时眼前一亮。

《前卫报》记者是在政治处主任李瑞明的陪同下，对任志强进行采访的。这位记者显然是有备而来，一上来就对任志强进行循循善诱，启发式提问：你在当兵之前，家里面是不是很有钱，是不是万元户？你在战场上，是不是接到过亲人病故的电报？你有没有谈对象，她听说你上了战场，是不是要跟你断绝关系，吹灯拔蜡？

面对《前卫报》记者的层层启发和提示，任志强表现得很不上道，他如实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我们家很贫穷，我当后前经常吃不饱肚子。我们家没有亲人病故，我没接到这样的电报。”

讲到这里，任志强沉默了，就在记者以为任志强想起了什么，准备拿笔记录的时候，任志强接着说：“我没有谈对象。”

任志强的冷淡，让那位记者大失所望，他用善变的目光打量着任志强，他所流露出来的神情，很显然，是在怀疑任志强没有对他讲实话。陪同采访的政治处主任李瑞明也显得十分尴尬，采访休息的时刻，李瑞明用严肃的口吻对任志强说：“志强啊，你要积极地、主动地、毫无保留地配合好这次采访工作，英雄事迹就是挖掘典型、塑造典型、树立典型，像你这样的英雄人物，不挖掘，不塑造，不树立，怎么能让人信服呢？像雷锋，像欧阳海，像王杰，他们哪一个不是经过挖掘、塑造，然后树立起来的呢？所以，你要好好想清楚，不要把话说得太死，实在讲不出来的话，那就顺着记者的提问讲，他讲什么，你就回答说是，其他的事情，交给记者去办就好了。 ”

任志强一心只想结束这无聊的采访。有了政治处主任的指示，记者问什么，任志强都回答说是，到后来干脆回答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两天过后，《前卫报》记者心满意足，满载而归。很快，一篇题目是《屹立不倒老山魂》的报告文学，以两个版面的巨大篇幅刊发了出来。据说，这位记者回到省城之后，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面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含着眼泪写完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他在向总编辑汇报创作过程时说：“我已经完全融入到战场之上，我感觉我就是任志强，当我手里面端着冲锋枪，跃出战壕的那一刻，我一边振臂高，呼‘同志们，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冲啊！’一边向敌人扫射，愤怒的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只是，任志强自己在读着这篇介绍自己的传记的时候，怎么也读不下去，除了名字是属于他自己的，其他的事情全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有的地方甚至是胡编乱造，比如说，自己冲出战壕的那一刻，他是一名侦察兵，执行的任务大多是悄悄潜伏，生怕敌人知道自己的行踪，哪有什么振臂高呼啊，用战士们的话讲，这纯粹就是裤裆里面拉二胡——胡扯鸡巴蛋。再比如说，记者写他在野战医院里醒来的那一刻，首先想到的是还没有向组织上缴纳党费。这位记者想当然地认为，任志强的身份是干部，部队上的干部一定都是党员，可他哪里知道，任志强入伍才不到两年，还没有入党呢。

不过，倒是记者的这篇报道，很快解决了任志强入党的问题。侦察大队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由大队长、政委亲自担任任志强的入党介绍人，为了帮助《前卫报》圆谎，特意把任志强预备党员的时间提前到他离开部队出征的那一天，归队的那一天转为正式党员，任志强就这样被入党了。

任志强是佩戴着大红花，胸前挂着二等功、三等功的军功章，被大队长、政委等一众首长簇拥着走进营房的。侦察大队五百多名官兵，排成两列，列队欢迎。操场上的军旗下面，早已经布置好了临时会场，大红色的横幅上面高高悬挂着“欢迎英模人物任志强凯旋归来报告会”十几个大字，任志强坐在主席台正中央，两边分别是大队长、政委、两名副大队长、副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和后勤处长。报告会由大队长主持，政委做了重要讲话。政委说，任志强在南疆作战期间，充分发扬了侦察大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流血牺牲，为了勇救战友身负重伤，伤未痊愈就主动要求返回前线，先后参加大小战役十余次，身负重伤一次，轻伤三次，圆满完成了奔赴老山前线轮战的任务，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嘉奖给六次，给侦察大队争了光，增了彩，下面有请战斗英雄任志强做报告，评述他的英勇事迹。

任志强手里面捧着十几页的“事迹”材料——正是由《前卫报》记者帮他撰写的报告文学《屹立不倒老山魂》，按照团首长的要求照本宣科，这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在这个世界上，总有许多人对于政治乐此不彼，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还说，政治总是枯燥的。任志强天生是个实干家，他对政治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光荣的政治任务”无疑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命令。

十九世纪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所著作的《战争论》中提出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论断，后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继承，并补充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这一论断指出，战争本质上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是政治势力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暴力手段。在战争中，政治目标是核心目标，军事目标是为实现政治目标而服务的。

基于这一理论，任志强宣读由《前卫报》记者撰写的《屹立不倒老山魂》是为了提升部队官兵的士气，这就如同在战场上打仗。